李世民如何将中国变成世界中心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业绩和其他皇帝对比一点也不逊色，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这个词也会用在秦始皇、汉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国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成果是至今我们仍会感到自豪的。因为那是在封建帝制时代，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后人继承、学习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忆、研究、认真学习的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关系特别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关系非常好，唐太宗有一个叫“纳谏”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制度规定或经常性的行为，使他和大臣之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在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少能够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读物、正规的史料记载或者电视电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间经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上面是勾心斗角，下面是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我们习惯用这种观点看整个历史和所有政治，认为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时代不是这样，君臣关系良好，彼此之间如同亲人，1300年之后，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仍会受到感动。

　　第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很和谐。

　　我们经常讲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关系，即统治集团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劳苦大众。社会关系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现方面，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怎样、在国家的地位怎样以及统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是否注意到劳苦大众。

　　我们不能不动容的是，唐太宗时期，最高的统治集团从唐太宗本人开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碰到问题时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归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错了，不会把责任归于百姓，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制犯罪呢？这是朝廷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提出大乱之后人心不古，应当施行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法律实施最残酷的打击，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贼”的任务。唐太宗不同意，他说：“应当分析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耻之心，为什么他们不要廉耻去犯罪？一定是生活无着，被生活所迫。老百姓的生活为何会成为这样？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觉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称职，在判案时能够秉公执法，皇帝很欣慰。于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个生死之约：给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监狱报到。每个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假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一年，你将怎么样度过？唐太宗时代是300多死囚来回答的问题。第二年秋收过后，300多死囚全部到监狱报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经审判完毕就等待执行了，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续。如果逃跑有可能获得更长时间的延续，可是这些死刑犯没有用这样屈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说话都是算数的，既然在皇帝面前立下保证，即使生命不再延续，也要回到监狱报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时回到监狱，唐太宗下令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说这一定是在做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场面，但唐太宗的这个“做秀”其实是很难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不能用电视跟踪录像，也没有干警跟踪，我们应该相信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后觉悟，在最后一刻觉悟到生命的价值，知道信守诺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后来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了。除了考虑到犯罪人员自己的觉悟以外，更主要的应当是皇帝，他一定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一定是觉得那道题很重要，即生命延长一年怎么做。这些死刑犯在最后一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级让他们体会到生命是什么价值、生命应当如何珍视、这一年应当怎么办。没有最高当局这道题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后也不能明白生命的价值何在。信守诺言表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唐朝统治者一开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关系的。

　　根据史料记载，贞观元年的时候在山东青州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政治事变，有人想谋反。地方官员接到中央指示去抓人，抓了两千多人，朝廷派法官崔仁师到地方去审判这个案子。崔仁师到青州下车后先给犯人松枷，然后让犯人洗澡、吃饭。经讯问，知道两千多人中多数人是冤枉的，他把能够放的人全放了，最后剩下十个人。这十个人确实是想谋反。案子结了以后，崔仁师回到中央报到，大理寺的官员为崔仁师捏了一把汗，他们认为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弱点，就是贪生怕死，剩下的十个人肯定会咬崔仁师一口，说他们也是无辜的，为何没有放走。崔仁师说：“作为法官，判案是要依法判案，我要用法律的准绳。我不能在判案的时候首先想到自己在这个案子中的利害得失，这不是一个法官应有的行为。我只是看他是否有这件事，是否符合法律的衡量标准。如果我判错了是有可能的，我判错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如果为那两千多人失去我自己的性命，我认为也值。”皇帝派另外一个人核查，核查的结果是那十个人没有人说崔仁师判案不公，皇帝很欣慰很感叹。魏徵说在隋炀帝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个刑事案件，是一个强盗案件，有人拦路抢劫。皇帝听说案子发生后很生气，传令要坚决打击。派去的人对被抓的人拳打脚踢、严刑拷打，抓了两千多人。案子报给皇帝，皇帝下令同日处斩。朝廷的一个法官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觉得这件事很悬，于是暗中调查，结果大吃一惊，两千多人中绝大多数和案子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发当天还有几个人在另外的监狱里关着，但从那个监狱刚放出来就被抓进这个监狱打，没有办法只有招认有罪。其实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拦路抢劫的，可是隋朝是如何定这个案件的呢？官员没有人敢反驳，即使了解案情的这个法官也不敢汇报，上上下下所有官员就看着这两千多人同日处斩。这就是隋朝为何会那么快灭亡的原因。贞观时代为何叫“贞观之治”？崔仁师这样的法官可以对法律对仁义负责，隋朝没有人敢负责，两千多人同日处斩，就是两千多冤魂啊。朝廷把无罪的人当成有罪的人杀了，他们的亲人子孙如何不参加推翻隋朝的暴动？同样相似的案件，在唐朝是如何做的？相关的人会感激朝廷，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贞观时代的百姓一定会感谢朝廷，隋朝的百姓一定会仇视朝廷。隋朝很快就灭亡了，因为培养了太多的掘墓人，培养得越多越快，自己完蛋得就越快，这是历史的规律。贞观时代的人会感激生存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朝廷知道自己的命运和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首先是荀子讲的，孟子也讲过类似的话，也是贞观之治的名言。在百姓、国家和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国家利益是其次的，最后才是统治者的利益。千百年来我们习惯的做法、认识正好相反，我们认为统治集团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国家，最后是百姓。不考虑百姓的利益，社会能够和谐吗？我们现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关键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对待老百姓。如果对他们照顾不够，问题就多发，改变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要和谐，社会秩序就要良好。社会秩序靠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老百姓是被动的。贞观时期很重视如何对待百姓，在政策上努力贯彻这一点。过去我们讲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因为皇帝的名字是李世民，所以说“以人为本”。

　　贞观时期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崇高，说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唐朝的皇帝就有一种权力，即调解国际纠纷、调解国际关系。当然为这种关系这种地位，也付出很多代价，但唐朝的国际地位崇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讲一件事，贞观十五年的时候，唐太宗派特使到西域封西突厥的可汗，那时成为统治区域的可汗，要得到唐太宗朝廷的批准和认可，特使去宣布任命。这一年唐朝派特使到西域去册封西突厥，唐太宗让特使顺便买些马回来，让特使先去册封然后买马。魏徵进谏说这样可能有问题，让特使册封还要买马，当地的人会觉得你的特使买马是主要的，册封是次要的，如果当地人有了这样的认识，问题就很大了。可汗是当地合法性的标志，册封使可汗对下属的统治有利，册封三心二意、不合规矩，特别是特使去买马，让可汗成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就让可汗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可汗的忠诚度也降低了，所以要另外派人买马。如果册封做得很好，西突厥自然会送来马匹。唐太宗听后，赶快派人追上使者，让他不要买马了。这就是天可汗地位的体现，可汗要经过天可汗的册封。那时中国具有国际地位，全世界各国都会派人到中国来，和今天是一个习惯，哪个国家留学生多意味着哪个国家的发展好。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去美国，欧洲对留学生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想吸引留学生，但都效果不大。那时候，中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国家，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和国际地位，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国际地位、国际格局。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天可汗，我们不是想恢复那种格局，但是在此举一下例子，1300年前中国的地位是受到广泛认可的，这是自己争取的。这个例子关系到社会关系、国际地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研究。

　　贞观时期具有这样的地位，所谓的“贞观之治”，是如何实现的呢？和唐太宗本人关系很密切。唐太宗当上皇帝不是经过合法手段而是非法获得的，是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得的，这个政变就叫“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是没有地位当太子的，太子李建成比他年长。在李渊的家里，李渊出外做官，有时候就带着李世民，家里的事情留给李建成管理。李渊起兵成功以后，要依靠长子。李渊称王，李建成为世子，李渊称帝，李建成由世子晋升为太子，一点空也没有给李世民留下。李世民夺权仅仅是野心的关系吗？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总是率兵出去打仗，一大半军功是李世民获得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决定的。隋文帝的时候，隋炀帝就外出打仗，太子在朝廷辅佐父亲，由亲王当元帅领兵出去作战。唐朝也是这样，李世民和隋炀帝很像，在南征北战中建立了自己的功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在秦王府形成一个整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帝国的政治秩序中，亲王如果一直安心于亲王的角色，那么战争结束了，亲王府的这些人就没有事情做了。跟人跟对了，他前途好，你的前途就好；他走得越远，你就能走得越远；如果领袖很早就没有事情做了，那么下属也会没有事情可做。李世民夺权不是个人野心的问题，有一个集体野心的问题，不光是野心，也涉及到利益。秦王府在内外政治格局中取决于李世民这个总官员。随着李世民功劳越建越大，集团的野心日益膨胀，我们还无法证实是从什么时候有野心，但至少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河南王世充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时就有了野心。李世民有一次和几个人穿便服去秘密拜访了一个人，据说被拜访的这个人能预测未来，他说：“秦王将成为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秘密拜访秘密人物，是谋反的有力证据，但这件事做得非常秘密，没有人知道，是唐太宗当了皇帝之后自己说了这件事。那个时候开始李世民就有了当皇帝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