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的天敌——偷窥

范春林
人的本性中确实存在好奇心。当这种好奇欲望指向自然时，会引导人获得知识和经验，推动文明的发展；而当好奇欲望指向别人的隐私时，就是不应该被鼓励的“偷窥”了。从心理学角度看，偷窥可能是一系列复杂欲望和动机的反映。性变态者的偷窥，如窥阴癖、窥淫癖，受扭曲的性欲望的驱使；而普通人的偷窥则可能是出于想了解别人的真实情况，或想控制别人，或想获取某种秘密等目的。
让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些案例：偷窥—— 群体的狂欢： 有这样一个数码产品的广告，广告的名字叫《偷窥》。三五个美丽的女人在木墙搭建的浴室里洗澡，一缕光线照射进来，原来在墙上有一个小洞，其中一人凑到了洞口，并尖叫起来，于是，同伴们一同凑过来，争相从洞口往外看，原来墙的另一面是男子浴室，几个英俊的青年正在沐浴，女孩子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狂喜不止。
貌似合理的偷窥——家长对孩子的监控：美国一家机构对1100 位家长进行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家长使用偷窥软件监视孩子在网上的举动。现在很多中国家长也开始采用类似做法。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人说不清楚究竟什么程度的监视才是合适的，但是很多家长认为，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检查孩子的思想言行不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家长们承认监视本身暗示着一种不信任，但是他们觉得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孩子们的自觉性。但也有人认为窥视孩子的网上行为同偷看日记一样不道德。
二人世界——偷窥的高发地带：一位女青年这样叙述：在和男朋友还不很熟悉的时候，我们同居了。对于他，我尚有很多问号，我爱他，并想知道他的一切。一天早上5 点，我醒了，发现枕边是空的，所有屋子的灯都亮着，他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难以入睡，在房子里闲逛，无意中我发现了床下有个纸盒，里面放满了信件，我知道那是他私人的东西，但我还是看了。其中有他前女友从英国寄来的贺卡。这些东西使我的好奇心更强烈了，我看了很多信件，居然还找到了他的日记，由此我知道了他一些内心的秘密，也了解到他并非完美。看完后，我将一切归于原处，心想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
上面这些事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常态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呼：这是一个隐私被到处甩卖和窥视的时代。的确，现代人一边在玩味着别人被自己眼球蹂躏的快感，一边又在为自己的隐私可能被偷窥而提心吊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生活中似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上演着“为看少妇哺乳摔下高楼”，“如厕女猛推门撞翻偷窥汉”之类的闹剧。此外，高科技时代的偷窥设施—— 红外摄像机、针孔摄像、窃听器……，似乎无处不在，偷拍事件沸沸扬扬。总之，人们在被人偷窥的同时，也在暗自享受着偷窥别人的快感。这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
 
偷窥的内容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偷窥，其涉猎的对象是人们不愿公之于众的隐私。只有在能偷看到那些每个人私底下都可能会做，但又在别人面前避而不谈的事情时，偷窥者才会乐此不疲。隐私与窥视本是一对冤家。每个人都很看重个人隐私，竭力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偷窥他人。弗洛伊德说过，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显然是不道德的，必须加以抑制。
当然，隐私的内容在不同时代会各不相同。在封建禁欲时代，养在深闺中的女子的面容会成为偷窥的对象，因此女孩子在他人面前都难免露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随着时代的发展，露臂装、三点式粉墨登场，现在可能只有女性的三点才会引起偷窥者的兴趣了。据说文革期间，老百姓生活都很清贫，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好东西，所以一些闲得无聊的老太太就常常把她们的偷窥聚焦在左邻右舍的灶台和餐桌之上，当她们得意地发现了别人的“奢华享用品”，并窃窃私语相互转告“李家屋里又在炖肉”，“张家屋头又在烧鸡”时，语气中的艳羡、嫉妒、惊奇甚至仇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时代，除了偷窥异端的“腐化”生活外，政治偷窥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代政治偷窥之所以惊人，在于它是全民的、自发的，没有道德负罪感相伴随，最终演变为一场集体式的狂欢。偷窥者不以对他者外部行为的窥视为满足，而自觉扮演思想警察的角色，随时捕捉他者灵魂深处与某种意识形态相背离的部分，然后一举将其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在封建极权社会和新社会的极左时期，每个人都是被偷窥者，同时又是偷窥者，在偷窥别人的同时，自己也难逃被偷窥的厄运。偷窥——告密——保全自我或求升迁，这成为当时人们自我拯救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让偷窥者感兴趣的对象就像女性在夏天穿的衣服一样，越来越少了。但人类对性内容的偷窥兴趣，却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