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世界的文化传译者──张广达教授访谈记事

傅扬 采访整理（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生） 整理者按：
    张广达教授1931年出生于河北，在燕京大学（1949-1952）、北京大学（1952-1953）历史系受教育，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亚史地及海外汉学，学术成就享誉国际。1989年离开中国后，任教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法兰西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世界着名学府及研究机构。2008年，张广达教授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之邀，来台访问讲学，于本系开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二十世纪汉学研究」课程，并与台湾学者及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本文原为笔者与张广达教授之访谈纪录，征得张教授同意，将对话形式改成自述体裁。全文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张教授的学思心得，第二部分则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课题。如欲进一步了解张广达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心路历程，可参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张广达文集》，或张教授为台大「我的学思历程」系列所做的演讲（台大演讲网：http://speech.ntu.edu.tw/user/vod_f...D=1&film_sn=926）。
    张广达教授提携后学一向不遗余力，希望透过这篇文章，让张教授的学术研究经验与智慧启发并鼓励更多读者。  乐将金针度与人：分享学思历程  治学门径
    2009年3月10日，我应黄俊杰教授之邀，做了一次「我的学思历程」的演讲，主要谈的就是我的求学和生命经历。我的求学过程，可能和很多老师不一样，尤其不能和我的生活过程切割。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我从26岁一直到48岁这段期间，不管生活还是读书治学，受到大陆的政治干扰太严重了，使我的读书过程不是很正常。我在1957年就被划成了右派，成了一个政治敌人。这一点影响非常大。
    关于如何建立知识树的问题，我想我自己谈不上什么知识树。因为我该建立知识树的时候，正好受到外界政治干扰。再者，即便做为一个读书人，被政治高层「控制使用」时，我能做的也仅仅是根据他们所布置的任务，充其量准备些资料而已。直到1978年，我真正上课之前，一个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耽误，一个是只能按照布置下来的方针做些基本的学术工作，为政治需要准备些资料。这些因素造成我的求学和学术生活很不正常。
    假如让我谈一下我的学习门径，首先，我比较早便开始担任我父亲（张锡彤先生）的助手。或许家父也有心引导我做些练习，所以在查找资料方面，我可以较早熟悉、进入状况。再者，我的老师也比较好，有许多国宝级的先生，我在〈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中提过了。他们对我最主要的影响，是要我注意基本功的重要。
    比如说我很早就听聂崇岐先生告诉我，应该找些白文无标点的书，自己从头至尾点读一遍。清代杭世骏课徒，要学生掌握「三通」──《通典》、《通鉴》、《文献通考》，聂先生也很早就要我在暑假时，找本《通鉴》白文来自己练习标点，遇到困难点不下去时，尤其要勉力为之。后来邓广铭先生教学生时，提及中国史研究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也是这一道理。我的老师们强调的基本功，实际上就是要我们熟读几部经典，扎实地把握住这四把钥匙。
    以目录学来说，当年我这方面的老师是着名的孙楷第先生，我很早就在本科时听过他的目录学。他授课时，根本不用准备讲义，从不带片纸只字，拍拍脑门便一连串地讲了起来。与其说我们从他那里「学」了点什么，倒不如说从他那儿「感受」了些什么：人家唸书竟然可以精熟到这个地步。而且他讲的都是经验，他告诉我们《四库提要》的大序、小序都得念，还要我们到图书馆找他提到的书，借出来翻一翻，以后再提到这本书，便能回想起它的具体模样。这些显然都是他的一些个人体验。
    所以我想我的求学过程有很多巧合。既有耽误这方面，但又有一些因为耽误而成就我的一方面。我比较早动手做一些学者的助手，也就因此早一些知道怎么找材料、写论文。这些事我觉得越早着手越好。其次，老师很早就叮嘱我们要注重基本功。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读书，应先找几本重要的书，精思熟读，唸成自己的看家本领。尽管我当年《通鉴》没有真能从头至尾点读完，但那时较早地透过读《通鉴》、练标点，还是对我很有帮助的。
现代学者的知识结构
    我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思考和总结，所谓知识结构，大概应包含以下几方面。首先，根据我二十多年飘荡海外所见，感受最深刻的是他们的多学科训练，特别是理论性的思考。在海外，不管做哪个专业，你总得要有些理论的思考。像在法国，中学毕业会考的作文题目，好多是哲学性的题目。大家应该加强与自己领域有关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像王国维，他假如不前后攻读四次康德的着作，纵然可以在许多地方胜过当代读书人，但本质上跟干嘉时期士大夫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别。他钻研了西方文学、美学，尤其是哲学，应用到研究上，才让他境界与一般人不同。
    知识结构的第二部分，是专业领域。为自己选定并累积一个专业知识领域，越早越好。我回想起来，专业知识其实就是老师们叮嘱的基本功。基本功不要多，有个两三部看家的着作就可以了。像《通鉴》，跨越了从周威烈王到五代的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从头到尾点下来固然好，只点读几个朝代也是必要的。通过这几个朝代，把年代、训诂、职官、地理等问题真正地下一番硬功夫，绝对会有很大收获。我的老师指导的这种路子，早建立起基本功，从标点、句读、训诂下功夫，再于职官、年代上做些必要的准备。今天我们关于年代，只能查找对应的记载。我有幸亲炙邓之诚先生，提到中国古代纪年，六十甲子他就直接掐着手指头来算！那个时代过去了，但那基本功的道理并不过时。余英时先生也有文章讲到，当代人应回到朱子〈读书法〉中的一些基本要领。所以我想建立基本功，掌握自己领域几部基本的、重要的着作，当作自己的看家本事，这道理仍然站得住脚，并不过时。架篱笆要先打好、立好桩脚，而后编织就易于为功了。
    面对现代的学术要求，知识结构的第三部份就是掌握工具了。一个工具是多学科性训练。念历史的人，要有些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才好， 像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或是默顿（Robert Merton）讲的某些功能理论，都是一种工具。
    另一个工具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也得熟悉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工具的第三部分就是现在的电子检索和资料库。过去谈到电子资源和研究的关系，还只是强调如何操作电脑。现在不同，各地都有数据库（database），台湾就有好几个数据化的资料库。这对于年纪大的一辈，不禁感叹它可望不可及。但即便是年纪大的人，他要是不甘心落后，能追多少便追多少。对年轻人来说，资料库的运用更成为一个基本的技能了。检索和资料库这种工具，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比我唸书时要大得多了。
    第四点要注意的是表达能力。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rr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但过去事情这么复杂，怎么挑选叙事对象，又怎么去present？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要思考得比过去更深刻才行。
    文字表达外，口头表达也很重要。将来大家无论做记者、老师或从事其它行业，总得了解如何向你的听众、交谈者表达，使他们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你的话。也就是说，口头表达的目的，是要使对方能正确的了解自己。这方面，西方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提出了许多见解。无论是哪种表达，只要做得好，都会有很大的效果。有些老师表达能力好，就有感染力。像余英时、李亦园、许倬云几位先生，说一句是一句，毫无废话，逻辑之严密，思考、回覆、对应问题之敏捷，分析之深透，都值得大家学习。当然，他们能有这么好的表达能力，都是建立在前面打下的基础上，又和有意识的训练有关。
    总结来说，知识结构可分成四部分。首先是要有理论的素养。理论训练让我们能反思专业领域的方法问题，在处理材料时，能够深入地进行分析，并提出有启发性的综合判断。其次，专业知识的基本功，越早建立越好，以几个看家本领的着作为点，再由点到面，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通盘理解。第三方面是掌握各种工具，包括多学科性训练、工具语言和专业语言，并注意全世界的电子资源，这些可以帮助大家吸收和运用知识。第四部分是加强表达能力，包括文字和口头的表达。
    由于受到许多耽误，我无法按照心意读书学习，故我算不上有自己的知识树、知识体系。但经过许多年的思考，我想这几方面共同建构了我的知识结构，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语言学习二三事
    关于语言学习，我请教过周一良先生。他认为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小说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 是按照情境（situation）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
    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最好还要有机会做口头翻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  眼界和用心
    关于眼界问题，最重要的是自己书读得够不够。我在大陆带了一、两届学生，我告诉他们，选定了某个领域，就要掌握该领域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期刊杂志，这是我很强调的一点。看杂志时先重点看书评，与你有关的专题研究当然也要看。书评评介的都是最新的书，看书评可以使你不脱节，得以了解全世界的同行在做什么，这些基本的信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不能再穷守一个小题目了，要了解自己领域中那些有代表性、主导地位的leading journals，并且定期翻阅。另外，书评往往凝聚了书评作者的学思所得，他们提出的意见经常很深刻、很有启发性，也值得大家参考。
    我来台湾感到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忙碌，没法定期至图书馆翻阅杂志。我不大能运用网路资源，但现在年轻朋友可以透过网路来接触那些期刊杂志。眼界的提升，取决于自己的内涵，定期翻阅杂志对此绝对有帮助。你翻阅多了，眼界自然也会提升；读久了，自然会产生鉴别能力。
    所谓「学术前沿」，主要也可以透过阅读书评来了解。「前沿」不是一、两个人在进行研究就算前沿了。前沿是相对的，是一批人、尤其是重要学者们近期的用心所在。对于所谓的学术前沿，我们可以透过书评来了解其他人正着手的课题，因而得到一个印象。我们不一定要追赶前沿，但也不能对它有隔阂。
    关于读书，我还想提醒大家，要做好整理的工作。大家读书，要趁着记忆力还新鲜的时候，归纳几个要点，记下来之后再离开。假如当时不积累，不做些整理，读的东西一过去就忘了。甚至于遇到读过的东西，还恍恍惚惚觉得似曾相识呢！所以定期整理的工作非常重要，念两个小时有两个小时的归纳，然后积累到一个月或三、四个星期的时候，再做些归纳、分类的工作。每次归类、分类，对自己读书状态都是一次提高。我到台湾，住处的设备不是我习惯的，但分类的工作还是要做。按中国古人要求，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讲的无非是一个积累的道理，而积累的基础是自己按部就班，随时做起。电脑里储存的东西也得定期分类整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在建立自己的知识树。  述古论今话中西：漫谈文化交流  纵横欧亚
    从宏观分期来看，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课题，毫无疑问是上古民族、语言的形成及分布。现代人已可利用DNA基因鉴定来判断民族属性，如针对骨骼进行分析；又或者利用科技来判断金相成分及其来源，进一步断定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的交互关系。拜科学技术进展之赐，这些方面现在都有了许多便利的工具，大大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对于上古时期，我们尤其应该着眼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分布。语言分类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学术界有把握的，只是几个主要语系，其他如台湾南岛语系范围的问题及澳大利亚早期住民语言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日本语、韩国语无法归类，欧洲高加索一些语言没法归类，阿尔巴尼亚、古代义大利半岛伊特拉斯坎语（Etruscan language）也没法归类。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我想两汉时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绝对可以独立成一个篇章，做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个大阶段。以具体问题为例，邢义田教授的研究我便很佩服。他透过残留下来的象征符号和形象描绘，追溯了赫克力斯（Heracules）的形象如何自西方流传至中国，进而说明了中外文明许多要素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将来随着材料不断增加，我们便可能进一步透过这些材料，来建立当时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面貌。
    两汉时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不仅是部派佛教以至大乘佛教滋生发育的温床，也是中国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交流互动的主要场所。一个具体例子是有关玻璃的问题。传到东方的罗马玻璃不在少数，特别在阿富汗地区，即可以发现这方面交流的例子。透过对阿富汗地区本身及其做为媒介的研究，我们今天要理解玻璃在中外交流中的角色便容易多了。阿富汗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是应该更进一步强调的。我们可以把阿富汗视作中亚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一般说的中亚，在古代还没那么重要，而阿富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隋唐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篇章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西方有大食的阿拉伯世界，北边有突厥人、回鹘人，南边的吐蕃也很活跃。此时正值欧洲的中世纪早期（early middle ages），基督教文明发达。过去认为这是个暗淡的时期，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怎么准确，但当时欧洲确实没有一个重要的强权。拜占庭相对来说算是个强权，但地位远不如过去的罗马帝国。总的说来，阿拉伯世界的力量要胜过欧洲的基督教文明，这就埋下了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和中亚语言突厥化的种子。
    蒙古人兴起后，建立了大帝国，打通欧亚，中外文化交流进入第四阶段。蒙古人促成的文化交流也为未来明末清初的地理大发现、基督宗教东来打下了基础，那可以算是第五个重要阶段。第六阶段始自十八世纪末，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后再东来，当时西方的政治体制、科技文化和多科性学术都发生变化了。于是清末中国人、东方人再与西方接触，便产生了西化的问题。在日本，这个问题以「脱亚入欧」的口号被提出来。中国人不讲脱亚入欧，讲的是要「现代化」，但其实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西化。
    这个学期在台大历史系讲汉学，实际也就是谈比较当代的文化交流问题。我没有泛泛地铺叙这中间的转变，而是拿罗振玉、王国维做为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深入分析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意态，说明他们的代表意义。海外方面，我选了日本的内藤虎次郎，也选了法国、普鲁士到德国、俄罗斯阶段的几位名家。尽管有些地方仍不够细致，但这应该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当代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
    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宏观分期的问题，我已考虑很长一段时间了，上个学期开设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实际就是用以上所论的体系做为课程纲领。未来如果有年轻朋友愿意跟我一同合作，也许这个分期架构可以更进一步、更细致地加以发挥，并正式发表成果。  中外文化今昔
    我在「我的学思历程」演讲的末了，历史系的客座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给我提了个问题。他问我现在看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学外国，最值得学的是什么？外国学中国，最值得学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些基本的想法。
严格说来，中国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对客观世界就不像西方人，如希腊人那么重视。希腊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时就开始注意以数学语言来描述宇宙。相对来说，从先秦开始，中国思想家重视的就是人本身。道家比较注重人的解脱，所以一直发展出养生、求仙等面向。儒家则比较重视仁、义、礼、智、信的人际关系。
    子思「仁、义、礼、智、圣」的五行学说，由于简帛〈五行篇〉的出土，受到了我们的重视。五行说到了孟子，又形成了四端的学说。儒家重视人的自身发展，到了秦以后，形成内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思想传统。今天看起来，儒家的政治学说和伦理思想的某些部分，如三从四德，无论如何是得扬弃了，它不符合人类尊重每个人意志及个体发展的方向。但内省的工夫仍是极为重要且珍贵的，我个人假若不是靠着中国的这些东西，我也活不到今天。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这些关于人在被动的时候如何保持正常心态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我便感觉，在我看来不成问题的一些事，西方人就非得看心理医生，给心理医生做分析、引导不可，他们自己没法排解。不过西方人表里一致，无论孩子、中年人还是到了老年，他排解不开就是排解不开，排解开就没事了。中国人表面很客气、周到，但遇到不愉快，两个人的关系就可能永远缓和不来了。这是中外很不相同的地方。
    西方人客观在哪里呢？张灏先生曾引用一位德国马丁路德派的牧师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话，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人心里头有阴暗的一面，有做恶的可能性，所以民主是必要的。民主可以提供互相箝制，提供舆论以及制度面的约束。他也主张，人心也有向善的一面，将其发扬，民主才成为可能。简单的说，因为人有性恶的可能，所以民主成立是必要的；人有向善的一面，所以民主有成立、落实的可能。我认为这些话比较中肯、深刻、接近实情。
    我认为人应该按照柏林（Isaiah Berlin）说的，只有消极自由，不能想怎么做便怎么做。沙特（Jean-Paul Sartre）说他人是你的监狱，这走到极端了。但无论如何，只要活在社会上，你就不能全按自己心愿生活，就得照顾到他人。如此一来，这中间就需要某种自我约束。从子思、孟子，再到宋代濂、洛、关、闽，特别是程朱一系的学说，以及陆、王，到后来以王艮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里头有很多强调如何先从调理自己、修养自己做起，再应用到人际关系上的深刻见解。我想这绝对是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西方的贡献，就是提醒人们要注意，人的思维是可以做为一个客观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当然，对客观的强调，也表现在他们对自然的研究上。西方人在这方面建立了一套思维方法和研究工具，值得我们接受、吸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坎陷说，过去中国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自然科学上，所以这方面是落后的。无论接不接受他的论证，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必要加以补强。  台湾印象
    我对台湾充满许多感情，有些意见也许不怎么客观。我老伴不愿意离开台湾，我也想留下来了。我第一次来台湾，是2000年时应中研院史语所之邀，并在台大兼了一次课。那次授课也留下了点影响，就是刺激了一位女同学开始学习吐火罗语。她今年博士论文应可顺利答辩，如此的话，她就是台湾第一位学习死语言有成的学者了。
    我没去过新加坡，而在香港待过几个月，在城市大学开了两门课。香港在英国统治下，法治观念建立起来了。那里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有一个游戏规则，强?#123;自我约束，法制观念良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有秩序，有说理讲理的地方，也有相互无形的监督，这点比较好。不过一旦和台湾相比，人情间的相互关照，我觉得香港比不上台湾。香港有很多人过得有钱有闲，但缺乏人际间那种关怀和热诚。我的一个想法是，台湾人的热情与可爱，和台湾基层中有法鼓系、佛光山系、慈济等组织，有很大的关系。这些组织在陶冶百姓、劝人向善做慈悲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影响到台湾人的特性。总的来说，我对台湾寄予很大希望。
    拿国家划界，也许是人类最终走向大同的一个过程罢了。看看现在世界，苏联瓦解后，东欧、中亚各国纷纷独立，以西欧为主的国家反而要联合起来。联合是肯定有利的，所以过去的欧共体、现在的欧盟越扩越大。主权概念是历史的过程，国家、国界也都是历史的过程。很多东西放在全球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发展程度来看的话，自然就有不同诉求。这种诉求可以辩论，但也要抱持基本的尊重。
    这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展望。而华人世界呢？
    我认为本地青年学子将来学成后，未必要在台湾教书。将来大陆若真有一天政权性质有所转变，她绝对迫切需要人才。有人认为台湾乱，但这实在是一种活力的表现。台湾经过政治改革后，在华人的几个世界里，可以说是最「先进」、主客观条件最完备。未来若说要承继、发扬中华文化，台湾一定是最重要的基地。所以我对台湾寄予很大希望。
如果我身体状况许可，各方面条件又能配合，我很乐意在台湾大学继续兼课。当然，前提是要考量身体情况，毕竟我已经78岁了，不得不慎重些。
    我和我老伴都很喜欢在台湾的生活。跟法国相比，在这里过得可以说是优裕得多。而且台湾物产多，又多是自产，不像香港要依赖进口。台湾饮食文化也很丰富，台东有许多美食，台南又有不同的一批美食。这里的人非常热情。我跟我老伴受成功大学中文系、东华大学中文系朋友的招待，以及清华大学、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一同到了新竹、嘉义、台南、台东等地，也去了野柳、阿里山、太鲁阁等景点。来到台湾后，事情、约会不断，平常稍微清闲时，我们最喜欢的便是和年轻朋友来往或通通电话，这一点无论身处法国、美国或日本，也都是如此。  未来展望
    这学期台大的课程结束后，6月底我会先回法国一趟，一方面处理那边的一些事，一方面也是想避避台湾的暑气。回到法国后，我也会继续与当地的一位华裔社会学家合作，分别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整理翻译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着作。一来做为答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聘我为讲座教授的一份学术成果，二来也想提供学界一个更深入认识、评价海外汉学的管道。
    8月底回到台湾，我会在政大历史系为大学部同学和研究生各开一门课。这两门课基本上重复我在台大的课程，也就是一个学期讲中西文化交流，一个学期讲海外汉学。哪门课给研究生、哪门给大学部同学，现在还不确定。重复的好处是，我可以稍稍节省体力，也有助于改善整个课程设计，无论架构或内容都可以进一步提升。
政大的课程，以大学部来说，我希望能带给政大的同学一些启发。不仅着眼于实际的具体知识，更要引领大家一条治学的路子，让他们看到这个领域的前景。方法和思考的启发与训练，也是我想带给他们的。这样的话，尽管将来不治历史，对大家还是有好处。以上说的，哪怕只能带给班上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同学一些启发，我想我晚年到大学本科授课的目的也算达成了。对研究所的学生，我则会要求大家多翻阅期刊杂志，早点设想学期报告的课题，师生间便可以有更多互动交流讨论问题的机会。
    再下一步，我想做的是整理出几本书。前面已经提到，我打算整理翻译沙畹的着作。我到政大开的课，基本上与台大的两门课重复，但我想提高课程的水平，并做出读本之类的着作，做为这个专业的两本入门书。除了这三部书，我还打算出版回忆录。我们那一代的经历，现在的人也许很难体会，我想透过回忆录，留下一些应当被记住的事。我在台湾做过好几次演讲，演讲最大的难处在于时间有限，如果时间拉长，每次演讲便可以周全许多。讲词内容都存在电脑里了，但要把叙述文字、图片以及注脚等镕铸在一起，还是挺费功夫的。我希望这些内容，可以整理成一篇篇专论，每篇文章都能把该课题的既有成果和研究现况加以结合，提供读者一个综合性的认识。这是日后的一个努力方向，如果能得到年轻朋友的帮助，进度也许可以快些。  劝勉青年朋友
    对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同学，不管个人遇到什么不愉快，在我看来，都还不是致命的问题。年轻朋友一定要知道，顺境对自己未必有利。我身处逆境后，也觉得逆境不全是坏事。当然，有时无妄之灾、有时逆境的代价太大，那另当别论。但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挫折毋宁说是正常的现象。年轻朋友不管将来打算从事什么，至少在唸书阶段，一定要励志向上。遇到一些挫折，要把挫折认为是锻鍊的机遇。唸书则要讲求方法、讲求效率。现在要我们从口袋里扔出十元、二十元，我们绝对不愿意。可是一小时、两小时的时间，要浪费掉却很容易。实际上，这些时间不是比十元、二十元重要得多吗？所以我主张，同学该锻鍊就锻鍊，该玩便玩，玩的时候特别要放松的玩，但玩完后一定得振作起来。做正经事时，如生出各种欲望，便要试着约束自己。许多美国人干起活来，我们常说是工作狂（workaholic），他们是拚了命在做的。这一点，台湾孩子的拚劲就不如美国了，大家可以多思考这个问题。 后记：这次访谈及文稿最终得以赶在张广达老师台大聘期结束前完成，李文良老师的督促功不可没；在构思访谈内容及访谈过程中，好友王一樵、蔡松翰等人提供诸多协助，在此一并致谢。笔者有幸担任张广达老师在台大期间的课程助理，从老师的学养、风采及谦和温厚的态度受益无穷。谨以这份文稿，纪念一段师生因缘，并为老师在台湾的足迹心影留下一份见证。 载《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第三期，2009年5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