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终极目标：使人变得更好──钱理群教授访谈录

2007-02-14 20:47, 刘铁芳推荐, 5487 字, 0/234, 收藏 |引用

一、到中学上课，是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
朱永通（以下简称朱）：钱老师，前阶段媒体就您到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选修课一事，＂炒＂得不亦乐乎，当时我想：此事之所以被热＂炒＂，之所以具有新闻价值，无非是因为它在这个时代显得＂另类＂，没有普遍性。今天有幸听您关于给中学生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讲座，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觉得你与那些对中小学教育问题显得异常冷漠的高高在上的教授、学者完全不同，您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事情，这种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希望您能具体谈谈大学教授、学者到中学上选修课的价值与意义。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大学、中学之间存在的壁垒，实现了大学与中学正常的沟通与交流。其实，大学与中学的沟通，学术界与教育界的沟通，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新课标改革的背景下，提出＂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可以说是一种恢复传统的自觉努力。大学教授，尤其像我这样的退休教授，非常乐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化为新一代的精神资源，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学术普及工作。现阶段中学教育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高中阶段开设选修课。中学教师开设选修课，具有相当大的困难，这既有教育体制的限制问题，也有自身学养储备等问题。正因此，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并非越俎代庖，完全取代中学教师的作用，他们的真正使命是，与中学教师合作，在教学实践中尝试、探讨，从而挖掘出中学选修课的内在规律，逐步建立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日本就非常重视这一点，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师的合作研究蔚然成风，形成良性的教育态势。
朱：您刚才提到，＂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出现的。我个人＂偏见＂是，新课程须有＂新＂教师，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虽美丽，却遥不可及。可不可这样说，＂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具有另一个现实意义，即它给中学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
钱：我同意你的＂偏见＂，中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精神境界将直接影响中学教育改革。优秀的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不仅直接给予中学教师专业指导，而且能够给中学教师以精神的感召。当然，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绝非单向的＂给予＂，这其实也是他们学术研究的延伸，从而为他们的学术生命增添新的活力。
朱：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对中学教师的作用不言而喻，对学生呢？
钱：长期以来，大学与中学界限太分明，以至很多中学生上大学后必须经过半年甚至一年的适应过程，这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中学开设选修课，其意义与目的正是要使中学与大学衔接，有助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较早地进入状态，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可以将大学提倡的某些精神、理念传播到中学，同时将中学里好的精神传统带到大学，形成良性的互动。我给中学生上课，有两个目标，一是对那些有才华、有悟性的学生起到＂早开发＂的作用。我们对于中学生的学习与创造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很多颖慧的学生往往在我们的漠视与规划统一的束缚下被扼杀。这些颖慧的学生，只要给他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知哪天就发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不管是对这些颖慧的学生本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二是从总体上提升中学生的境界，让我的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意义。我当然不敢希望所有的学生都一下子＂长＂高，但让他们接触、了解，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可以弥补他们知识结构单一的不足。
朱：您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钱：我前面说过，中学生的潜力不可低估，尽管他们存在知识不足、思想不成熟等诸多弱点，但他们异常活跃的思维、出乎意外的想象与理解，以及提出的令你意想不到的各种问题，常常让我在接受挑战的同时，得到很多启发。因此，在中学任教的这一个多月，成了我的生命中最富色彩的＂幸福时光＂。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尚处于实验、起步的阶段，绝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吹嘘和不负责任的敷衍。
二、教育：培养精神充分发展的人
朱：钱老师，关于教育，您有过一个精彩的概述：教育的本质是＂立人＂。可是，在新课程改革＂繁荣＂发展的今天，恰逢教育的商品化、庸俗化日益严重之际，许多有理想、有探索精神、志在＂立人＂的中学教师纷纷抽身离去，对于教育界这种充满悖论的＂空城＂现象，您怎么看？
钱：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提到类似问题：＂我很热爱教育事业，希望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可是现实是冰冷无情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让你无法忍受。逃离，还是留下，真的是一种令人无比痛苦的矛盾。＂每次接到这样的来信或来电，我都不厌其烦地劝告他们：逃离当然无可厚非，但反过来此时更需要你留下来，都走掉了，学生怎么办呢？你爱不爱你的学生？如果爱，这就足够了，为了班上那些愿意上进的孩子，为了孩子以后有更充分的发展，能帮一个算一个！
最后，几乎所有优秀的年轻老师选择了离开，这确实是一种矛盾，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教育改革，创造一种机制，让有才华有思想的教师＂如鱼得水＂。我很理解这些教师所受的精神煎熬，但话说回来，我更希望他们能挺住，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拥有一个温暖人心的坚定的信念。
朱：钱老师，您多次在文章中深情地提到在贵州执教的生活，并且主编了《贵州读本》。您当时离开贵州，是否经历了与这些老师一样的挣扎？
钱：这期间我的心灵历程与他们所经历的有所不同。我当时是在贵州的一个卫生技术学校上语文课。每次上课，桌上都放着一个骷髅头，很恐怖。那时候成绩好的学生都上高中去了，语文是副科，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很认真对待，但喜欢文学不受职业的限制，一个班里总会有那么几个让你特别赏识的学生。想到他们，备课、上课等工作，你就丝毫不敢懈怠。实践证明，我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有好多学生都成为我终生的朋友，至今保持密切的联系。我那时候一到贵州教书，就为自己定下目标，当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同时准备考研，离开这里，寻求更大的发展。不管考研是否成功，我觉得教书本身足以体现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当年考研，情况非常特殊，18年才有一个机会啊，对于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可能，我当然满怀憧憬。如果现在我还在贵州的话，我想，我同样会生活得很有意义，因为我始终坚信，播出种子，一定有收获！教育是＂以心传心＂的工作，只要你爱学生，真正关注学生的成长，尤其是学生精神的充分发展，你会发现，收获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享受！
朱：您后来到北大后，觉得这里的学生与贵州的学生有何本质区别？近年来，很多招人单位特别青睐像清华这样理工院校的学生，而对北大的学生则避之惟恐不及，有的甚至像以前高考语文＂诗歌除外＂一样，明确注明＂北大毕业生除外＂，对此，您有何看法？
钱：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北大、清华校风不同，各有优缺点，北大学生往往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实际动手能力不强，这是历来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曾做过调查，北大学生出去工作，一般不受欢迎，有些人一到单位，特别喜欢指手划脚（这与北大独具批判精神及理想主义的传统息息相关），但自己又不肯踏踏实实做事，常常是大事做不好或做不来，小事又不屑去做。同时，北大学生与单位同事的关系一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有怀疑、批判精神，不平则鸣，没有太多的城府。我想，北大学生＂讨人烦＂，关键还是社会体制问题。这几年这一问题显得更严重：一是我们的大学是进去严，出来松，整体质量严重滑坡，与先进的国家比较，我们的大学与它们存在的距离太多；二是现在的学生都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外面的诱惑太多，比如书商找枪手，几乎都找北大，如此一来，学生变得越来越浮躁，急功近利。还有另外一个现象，现在大部分北大学生都在混日子，为什么呢？这归根结底，还是教育问题。我们的基础教育并不是重在为每个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而是把眼前的利益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样一来，很多学生一旦考上北大，就到了人生的最高点，成为天之骄子，从此便失去目标，像断线的风筝，飘到哪里就到哪里。当然也有学生一进来就以出国为目标，拼命苦读，但其本质仍是以眼前的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目标，也就是说，造成很多学生一进北大，就如进入梦乡，失去动力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并非精神充分发展的人，它仅仅服务于眼前的现实利益，彻底抛弃其超越功利、重在培养人的信仰与信念的重要使命。
三、我“鼓吹”生命化教育，是因为乡村教育更重要
朱：恕我直言，您在今天的大会中，为何＂不合时宜＂地在不到一个小时里，四次提到生命化教育？
钱：目前，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令人痛心的是，很多都是徒有轰轰烈烈表象的教育＂运动＂，像张文质老师这样，默默践行＂民间立场，草根情怀；田野作业，逐步推进＂理念，把教育当作自身的职业；长年累月奔波于乡村学校的做法，实属罕见，这就是我对生命化教育更感兴趣、反复提到的原因。过去我对＂生命化教育＂课题了解不多，重视不够，以后我会不断关注、宣传这个课题，因为比较而言，乡村教育更重要，我们现在眼光一定要向下，真正决定中国命运是在乡村。中国基础教育的困难与出路都在乡村，出于良知，我一直想为乡村教育多做一些事，比如前阶段为农村孩子编了一些课外读物，以后有机会，我非常愿意为＂生命化教育＂课题实践。贡献微薄之力，如到福建给农村教师开讲座。
农村孩子的＂精神贫瘠＂症是有目共睹的，但真正愿意为农村教育做点事的人有多少呢？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别人可以做的，你就不必去做，没人愿意做的，最需要你做，你必须义无返顾去做！我这次是到厦门寻找精神援助人的，进一步了解了张文质老师践行的＂生命化教育＂课题，我觉得我找到了，不虚此行。
朱：关注乡村教育，其中应包括关注正在大学就读的乡村孩子以及城市里的民工子弟的成长。
钱：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关注来自乡村的孩子上大学后的状况。一些孩子考上北京高校后，变化太大了。一时适应不过来，以致思想混乱、精神扭曲、压抑、变态、自杀的人不在少数。为了摆脱现状，有些学生继续埋头苦读，继续中学阶段的＂苦行僧＂生涯，希望通过考研过上好日子，这类学生虽然大学生活过得异常单调且自卑、压抑，但毕竟有目标有追求，还算健康。可怕的是，另一部分同样来自乡村的孩子挖空心思往上爬，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现在的大学生贫富太悬殊了，很有可能因此出现＂反叛＂一代，甚至激进化后，成为＂垮掉＂一代的典型。基于此，我特别关注乡村孩子在高校里自发成立的团体，比如北师大一些乡村孩子成立了＂农民之子＂协会，有北京各高校的几十位乡村孩子参加，并开始带动一部分城市孩子。我经常同他们来往或座谈或通话，他们的赤诚、激情，深深感染了我，可以说，他们是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前不久，我参加了＂农民之子＂协会举办的＂打工子弟作文大赛＂，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努力，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以书信的形式，告诉爷爷奶奶他在城市的情况，最后写道，他特别怀念乡村，特别想回家，因为在城市背后天天有人喊着要读书，要出人头地。我想，这不是教育问题，教育为何窒息、枯萎了生命，不受教育反而保持了生命鲜活灵动的原始状态？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地进行探讨与反思。
朱：我们在探讨乡村教育的出路的同时，不能不提到现在的大学教育，尤其是近几年的大学收费，无形中对乡村教育形成一种挤迫。
钱：大学教育在根本上出现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产业化＂被当成纯粹谋利的东西，私立学校变成敛财工具。在西方，很多私立学校都具有慈善性质。二、现在的大学扩招是新的教学＂大跃进＂，大学提倡大众化，值得怀疑，有点居心叵测。没有紧紧抓好义务教育，提出＂减负＂是可笑的，义务教育应该一分钱都不收，我们真的有点搞昏了头，以为中国是发达国家，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大学。大学应当有尖端大学与一般院校之分。三、大学本身的城乡差距也愈来愈明显，很多边缘(远)地区的大学依然寸步难行，难以有所发展。四、中西部问题愈来愈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五、大学教育的定位不对，大学应有精英与实利之严格区别，现在二者混淆不清，如北大大搞实利，乱了。离谱得令人匪夷所思。六、严重忽视师范大学教育，大量把中专砍掉，如广东韶关师范学校现在变成大专，把原有优良的传统冲淡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与质量，决定了整个教育的命运，我个人认为，师范学校应一分钱也不收，然后与学生签约，要求学生毕业后须到农村工作几年，这是改变中国农村教育落后、教师青黄不接的基本方法。现在经济腐败猖獗，却不能解决此类问题，真令人痛心。一句话，义务教育国家必须包起来，大学教育不能乱改革，应努力与国际接轨。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中国的命运才会出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