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父亲彭柏山和王一平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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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原副市长王一平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彭柏山之女彭小莲在4月1日《新民晚报》撰文回忆了王一平与父亲的友谊。摘登如下。
父亲彭柏山和王一平叔叔的友谊，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时父亲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一平是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但是他们除了在市委的会议开会碰头见面以外，平时没有什么来往，用父亲的话描述，“王一平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他很有原则，说话也非常谨慎。”所以，他们互相并不了解。两人真正相交竟然源于1955年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
1955年5月19日，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被捕入狱。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的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构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上海市委紧急成立了“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副组长就是王一平，并且由他亲自负责父亲的专案。而我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是最高层定的。在当时来说，这是“铁案”，谁都不能去推翻的。但是王一平在亲自调查和审理的过程中坚持说，没有发现父亲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动。他强调，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贸然采取行动。这是在一次一次讨论父亲的问题上，王一平提出的论点，上面领导清楚地指出王一平的右倾，政治上对他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王一平自己也非常清楚，他是处在极其危险的边缘。可是，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刻，毫不妥协地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楚。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
王一平将所有的调查材料交出以后，就退出了肃反专案的领导小组。并且他主动请辞，放下了组织部长的职位，保留常委，成为上海博物馆馆长。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说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一次，王一平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说过任何评语。他既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
在中国过去的五十年间，一个人说真话，是要拿政治生命做代价的！王一平甚至跟父亲都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竟然以一个人的良心做准则，对父亲的生命负责。其实，这些负责的后面，却牵连着我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五个孩子的命运。当我在感激他的时刻，我回过头为王一平想想，他竟然也是拿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自己的夫人以及家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运在做抵押。他的离职，给他在政治上留下的后果，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和压力？
谁都知道在那样莫须有的罪名下，监狱里的日子是非人的日子。母亲一直耻于告诉我们，父亲曾经在监狱里自杀过一次。父亲在被看守救下来以后，第一次向监狱、向市委提出要求，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见一面。市委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父亲来说，活下去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父亲要见王一平的原因，显然是在那里寻找活下去的勇气的支撑。
多么感激王一平叔叔啊，他亲自到监狱里看望了父亲。
在这些细节中，谁都不知道王一平叔叔为父亲，为我们家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出现本身对父亲努力活下去，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性作用。他已经是带着“右倾”帽子的人了，他是冒着政治上多大的风险去的！
“反右”的前夕，父亲释放了。开除党籍，带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没有作刑事犯判决，只是把他送往青海流放。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现在想来都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一次“阳谋”的设计？
父亲没有陷入这个圈套，不是因为父亲有多么高明，而是在那个最危机的时刻，王一平再一次拉了父亲一把。这时候，父亲的身份是这个社会的庶民，他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王一平穿过他居住的武康路径直走到安福路上，走进我们家的小屋，他跟父亲说：“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这就是父亲形容王一平的地方，“说话非常谨慎”！父亲在政治上是有嗅觉能力的，就这么八个字，已经足以让父亲完全明白后面将发生的一切。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送往青海之前，父亲始终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母亲在父亲的关照下，也保持了沉默。特别是对父亲的处理，坚持不发表意见。尽管有不少人试图让母亲上钩，试图让母亲说出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但是母亲坚持撒谎，她说，“结论是正确的！”
王一平的忠告，让他们刻骨铭心。于是整个家庭在反右运动中，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
王一平的生平简历上，仅仅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几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包庇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罪名。“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活活打死了，他没有机会向王一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现在，他们两人都已成为故人，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然后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王宝梅摘编）
父亲彭柏山和王一平叔叔的友谊，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时父亲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一平是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但是他们除了在市委的会议开会碰头见面以外，平时没有什么来往，用父亲的话描述，“王一平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他很有原则，说话也非常谨慎。”所以，他们互相并不了解。两人真正相交竟然源于1955年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
1955年5月19日，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被捕入狱。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的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构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上海市委紧急成立了“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副组长就是王一平，并且由他亲自负责父亲的专案。而我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是最高层定的。在当时来说，这是“铁案”，谁都不能去推翻的。但是王一平在亲自调查和审理的过程中坚持说，没有发现父亲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动。他强调，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贸然采取行动。这是在一次一次讨论父亲的问题上，王一平提出的论点，上面领导清楚地指出王一平的右倾，政治上对他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王一平自己也非常清楚，他是处在极其危险的边缘。可是，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刻，毫不妥协地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楚。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
王一平将所有的调查材料交出以后，就退出了肃反专案的领导小组。并且他主动请辞，放下了组织部长的职位，保留常委，成为上海博物馆馆长。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说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一次，王一平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说过任何评语。他既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
在中国过去的五十年间，一个人说真话，是要拿政治生命做代价的！王一平甚至跟父亲都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竟然以一个人的良心做准则，对父亲的生命负责。其实，这些负责的后面，却牵连着我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五个孩子的命运。当我在感激他的时刻，我回过头为王一平想想，他竟然也是拿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自己的夫人以及家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运在做抵押。他的离职，给他在政治上留下的后果，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和压力？
谁都知道在那样莫须有的罪名下，监狱里的日子是非人的日子。母亲一直耻于告诉我们，父亲曾经在监狱里自杀过一次。父亲在被看守救下来以后，第一次向监狱、向市委提出要求，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见一面。市委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父亲来说，活下去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父亲要见王一平的原因，显然是在那里寻找活下去的勇气的支撑。
多么感激王一平叔叔啊，他亲自到监狱里看望了父亲。
在这些细节中，谁都不知道王一平叔叔为父亲，为我们家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出现本身对父亲努力活下去，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性作用。他已经是带着“右倾”帽子的人了，他是冒着政治上多大的风险去的！
“反右”的前夕，父亲释放了。开除党籍，带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没有作刑事犯判决，只是把他送往青海流放。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现在想来都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一次“阳谋”的设计？
父亲没有陷入这个圈套，不是因为父亲有多么高明，而是在那个最危机的时刻，王一平再一次拉了父亲一把。这时候，父亲的身份是这个社会的庶民，他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王一平穿过他居住的武康路径直走到安福路上，走进我们家的小屋，他跟父亲说：“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这就是父亲形容王一平的地方，“说话非常谨慎”！父亲在政治上是有嗅觉能力的，就这么八个字，已经足以让父亲完全明白后面将发生的一切。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送往青海之前，父亲始终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母亲在父亲的关照下，也保持了沉默。特别是对父亲的处理，坚持不发表意见。尽管有不少人试图让母亲上钩，试图让母亲说出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但是母亲坚持撒谎，她说，“结论是正确的！”
王一平的忠告，让他们刻骨铭心。于是整个家庭在反右运动中，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
王一平的生平简历上，仅仅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几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包庇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罪名。“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活活打死了，他没有机会向王一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现在，他们两人都已成为故人，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然后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王宝梅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