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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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
 

  抗战十五年,何处是故乡?  季民藏屋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口迁涉,不是因为天灾就是因为人祸,尤其因为被侵略。上世纪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大迁涉就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屠刀和战火,“九"一八事变”不甘为亡国奴的东北人大量抗日入关,“七"七事变”不愿做奴隶的华北难民流向南方,“南京大屠杀”从东部到西部的战略大转移……揭开序幕的最早的就是“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其中有一幕壮举是哈尔滨邮局罢工,三千邮政员工不为日本人做事,背井离乡南下抗日;从此“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

我的父亲何玉山,母亲高耀光就是这三千东北邮员工中的一对,从那时起,“故乡”成为他们心中遥远的梦想;老人在古稀五载时记忆力锐减,一天晚上却突然在脑海里浮现起了早已忘却的七十年前吉林小学堂的一首儿歌:

燕子燕子别来又一年,

飞来飞去借你两三椽,

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

快去衔泥快去衔草,重修旧家园。

往事悠悠儿歌多多,岁月的打磨唯独删不去这首?七十年前的亲情诉说,思乡之情是他们最强烈的记忆……

 

父亲的回忆(一):

“九"一八”后哈尔滨邮局员工集体罢工,我们迫使日本人签证放行,不愿做奴隶的三千东北邮工南下抗战,故乡从此成为心中的梦想。

我是在1928年4月11日考入吉林邮局当拣信生的,1929年调到哈尔滨吉黑邮政管理局押车分大报,才干了一年新婚才一个月就遇上了日本侵略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23日(注:这个日子可能记忆有误),日军先头部队从南向北经过香坊沿着秋林大街首先侵入了哈市,位于南岗的日本领事馆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当即开出一辆乌龟壳装甲车与之会合,大群的日侨和浪民挥舞着膏药旗夹道欢迎——在不抵抗主义的主宰下市内未发生战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哈尔滨。

当时,与日本领事馆一街之隔的吉黑邮政管理局也在南岗制高处,许多员工目睹小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义愤填膺,惜手无寸铁徒唤奈何。第二天,我们全体邮工都自发地不去上班,以示抗议。当时,哈尔滨邮局掌权的人是邮务长英国人史密斯,他也拒不向前来接管的日本人交钥匙交权;戚其昌离哈去了苏联,孔繁衍和邮局工会副主席赵世伦则暗中串连,与蛮横凶残的日军巧妙周旋,由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哈市邮政大罢工,大家提出的要求是:由邮员们自由选择,让不为日本人做事自愿南下的人离哈进关,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见邮员们不去上班邮务陷入全面停顿,日本人开始不以为然,自以为在高压之下不怕中国人不上工,于是到处抓人打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旋,找人上班。邮工们则躲在家里,或化整为零,每日在道里公园碰头,互通消息互助互济,坚持日本人不答应罢工要求就决不上班。一时间,大罢工使得哈尔滨邮务瘫痪,相持数旬;哈尔滨是当时从西欧经由西伯利亚大铁道到日本的交通和邮政大动脉的重要抠扭,这里的罢工立即使这条大动脉在形成了栓塞,大批邮件堆置在车站无法疏运,连累得整条邮路都被瘫痪不得动弹,使占领军日本人吃到了苦头明白了中国邮工大罢工的利害。再加上英国人史密斯强硬地坚持:不放愿意离开的中国人进关就不交权。当时,日本侵略当局对英国还有所顾忌,不得不与英国及史密斯几番谈判几经交涉,为了立即恢复邮路不得不同意放人,为不愿为他们做事的员工签证入关;这场哈尔滨邮政大罢工终于以中国邮工的胜利而告终,随即东三省有三千多邮政员工选择了背井离乡抗日入关。在吉黑邮政管理局里,只有少数人如会计股的听差老黑等,因为家庭牵累等原因没有进关。

我那时年青爱国血气方刚,自然是不肯当亡国奴为日本人做事,进关的事情来得急迫,容不得回家告别双亲,就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几十年的不归路。

东三省三千邮政员工的抗日爱国行动轰动了全国,流亡入关的东北邮工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欢迎;撤进山海关,关里关外两重天,看到山海关城楼上国旗飘扬,踏上关内大地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时大家都天真地以为李顿国际调查团会主持正义,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侵略者理应退兵,三个月便可以回来。却不料三个月变成了三年变成了15年变成了一辈子,这一走就是有乡难回竟成永诀,终生留下了对于父母亲人的愧疚和遗憾。”

 

一路撤退到杭州,东北人是抗日形象;西子湖畔作故乡,南星桥旁精忠报国;火口余生才几年,日寇侵来重又逃难。

九"一八”以后,全国抗战情绪高涨,爱国弃家勇敢进关的东北人成为流亡的群体抗日的标志。三千东北邮员被分发到南方各地,又是一路撤退,1932年1月爆发淞沪抗战,父亲被分派到了杭州,一直到1937年9月撤出杭州到金华邮局,整整5年里都是在杭州城的南星桥邮电局服务。老杭州人自然也很喜欢过去少见的东北人,除了在笕桥航空学校里,许多城里人都知道在南星桥邮局里也来了位抗战进关的东北汉子,还有他身怀六甲的东北娇妻。在南方的呢喃软语中,豪放直率的东北话,成为一段时间社会语言的新鲜甚而时髦;那时,抗日流亡的东北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格外的欢迎,

那一年杭州亦然多难,11月,杭州城里爆发闹市口、百井坊两处大火,延烧房屋数百间。12月里,又是菜市桥大火,焚屋数十栋。刚到杭州才2个多月还听不懂杭州话,半夜熟睡中的父母只听得外面传来“着虎勒!虎!虎!”的呼喊声,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待到烟火上楼,才发现是火已上房,“虎!虎!”就是“火!火!”,着火了!。父亲年青力壮,即使跳楼也能求生,可是挺着肚子的母亲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把妈妈裹着被子用力一推顺楼梯滚下,然后自己从窗台攀援跳下,一家人火中余生——可是尚在母腹中的大哥自打出世以后,就一直体弱多病,以至从小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大哥一辈子做过四次心脏手术,才艰苦地活到现在。

七十年前,国难民穷,交通阻隔;从遥远的哈尔滨来到老话中听说的“西湖天堂”,杭州之于我们这东北逃难一家,不啻沙漠中的一块绿州;虽然战火仍在天际,国家仍处危难,但在杭州那五年仍是国家经济建设小家和平安宁的一段宝贵时光——尤其跟后来八年的抗战逃难相比,杭州时光恍若生活在世外桃园。

在杭城,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哥出生并渡过了幼儿时代;在杭州,父亲第一次买了台美国“柯达”方盒子照相机,在邮局寓所、在杭州公园体育场,拍下了第一批家常休闲照,小家庭老婆孩子全家福;后来在金华、在江山、在赣州,则是一幅幅抗战逃难的“流民图”。在照相之外,父亲还喜欢上了东北少有的养金鱼,在天井里摆放着几个大鱼缸,带着孩子戏金鱼,用西湖水捉摸出了一手骄人的养鱼术……一直到晚年,他还能够在家里尺许大的小鱼缸里繁殖用肉眼几乎看不清的金鱼苗。江浙南国风韵塑造着我们的小家庭,初中毕业考入邮局做工人的父亲,一改东北人粗犷的生活方式,在照片中也像位“大先生”一样,享受着天沦之乐过得那么文气潇洒。

在杭州,虽已成家却不谙炊厨的母亲修成了一位好主妇,耳孺目染向邻里们学会了几样拿手好菜,“糖醋桂鱼”、“红烧蹄膀”等等,从此江浙风味成了我们的节日盛装;还有那色香味十足的好棕子(在东北,以前不会包棕子,只有江米或粘米糕)。看母亲包棕子,很有一些讲究;糯米要先用水泡,包棕子先要在棕叶卷里插根筷子,用它把包进去的糯米捣结实,扎棕子一头咬住线绳一头用手用力拉紧,扎成长长的漂亮的梭椎形,煮棕子得用文火煮半天,捆得越紧扎得越结实煮得越久,才越好吃。这样包出来的棕子,最费功夫,最费时间,当然也最好吃。此所以离开杭州离开母亲后,再也见不到这种带着杭州风情的棕子了。无论那里买的棕子,都是一块松松夸夸的糯米饭,遗憾之余常让我忆起母亲包的棕子,那西子般的风味。

 

父亲的回忆(二):

“祖辈逃荒到东北,松花江上扛木帮,吉林城里读小学,文光初中才肄业,其木河上赶羊,河南街教堂里打杂。

东北人,过去大多是穷人,是因为逃荒而迁涉去的农民,说得好听是移民,说句实话就是灾民、难民。靠天吃饭大字不识的农民,过去穷人哪里有什么宗谱;我读到初中算个文化人,也只记得祖籍是山东莱州府掖县,祖上遇天灾逃荒到了吉林,像许多老东北人一样。

我的祖父讨饭度日不知死在何处,祖母靠做手工抚养父亲何荣、叔叔何海。兄弟二人从小就出卖劳动力,年青时在南山里伐木,终年在雪地冰天不见天日的荒山老林里劳累,一年一次只有在放木排时方能回家;后来学会了“头抬”——就是在松花江上游放木排,前后端各有五人打“抬”(即大木浆),一个领头人在前头中间打抬,就靠几个人劈波斩浪,长长的木排绕过险滩暗礁,犹如船过三峡,安全顺利到达吉林,才能得些工钱。年青力壮时稍得温饱,兄弟二人垒了三间土房,算是一辈子的资产。父亲终年劳累身体垮了下来,再也无人雇用;大年三十,炕头坐满了债主,只好卖破烂,破衣服不值钱,沿街叫卖穷困去世。

母亲赵氏是乡村妇女,日俄战争时女扮男装给俄军挖战壕,赚些小钱供养老母。出嫁以后也是辛劳一生,春天挖野菜,柳树芽、曲麻芽、小根芽;夏季用“抢子”在江上木排抢树皮(抢子是一种一寸宽一尺长的弯刀),可卖可烧;入秋冬,给富户当老妈子,端屎端尿,服侍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不识字不懂得卫生,后来染上了“虎烈拉”无钱医治,眼看着折磨至死;只活了五十多岁,停尸发臭,邻人好心给了张苇席卷了出去。

我于1910年落生在吉林市西关,10岁后进入民初,坐进了吉林西关第五国民初小,新式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还发制服、笔墨纸张。就是这样,有钱人家还是不敢让子弟上洋学堂,尽管各家去动员但是来上学的仍是寥寥无几。两年升入北关第二高等小学,再三年进了教会办的吉林东关文光初级中学。吉林东关出“秧子”(富人子弟),西关出“球子”(穷苦流浪儿)。穷人家子弟认字为争口气,读书很用功,有时在路灯下苦读,考试更名列前茅。可是家穷还是读不起书,初三开学已一个月,孙拱宸老师奇怪:为什么何玉山没来。当他得知我没钱交学费,毅然相助恳请沈校长缓交学费,由他作保,后来我却一直无力偿还;沈校长和孙老师的恩情,让我终生难忘。

好赖撑到初中肄业,书是再读不下去了,做童工先糊口要紧。在日本洋火公司摆“牌”,就是将散乱的火柴盒放在方形盘里摆放整齐,按盘计酬,每月工钱不足吃窝窝头的;又到在吉林市东关的自来水厂建筑工地筛石子,每日摇得两臂酸疼欲断,胳臂肿得干不了啦。又到木其河赶羊,想不到绰号“满不在乎”的财东强赖着不给钱,白干了一年。没有办法,又被吉林河南街中华基督教会召去打杂工,升炉子、敲钟、扫地、卖福音书等等,在这里认识了齐向荣和王明道牧师。”

 

母亲的回忆:

娄适夷的姐姐胜似亲人的娄三姨,吉林女施医院学产科成了新女性,女大三抱金砖却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可怜我那梦中的妈妈。

    “我本是吉林扶余县三叉河镇人,生于光绪33年(1907年)9月初9日半夜子时。可怜我三岁时父亲便久病辞世,抛下孤母和我靠着叔叔渡日。幸亏母亲结识了一个好姐妹,她叫我妈大姐我叫她娄三姨;不是亲人胜过亲人,他就是著名画家娄适夷的姐姐娄孝苏。

听母亲说过娄三姨:在三叉河镇里有一位姓娄的妇女,身材高大,性情刚强,头脑灵活,聪明能干,生有一男孩;可怜她年纪轻轻男人就因肺病吐血而死;更可怜她,公公抽大烟没钱了就想卖媳妇卖她;善良好心的婆婆不忍心,偷偷地把媳妇放跑了,只嘱咐她道:我家就这一根独苗,你赶快走,以后常来看看就行了。听完婆婆一番话,她连饭都不敢吃就逃跑了;那时候,一个小女子能往那里跑?她倒挺有主意径直就跑到了镇上的省办女子学堂,求见校长,请求收留;也正巧,学堂里两位女老师正急忙寻找一个女校友打铃搞卫生,正好找到了人手也解救了她。后来,开明的镇长也知道了这一则妇女反抗礼教追求解放的故事,也立即表态保护还出了告示:这位妇女由学校收留,她的孩子也可以一起带来,他人无权过问。

就这样,这一所新式学校成了娄三姨的家。她一边做杂活一边跟着读书,聪明的她把学生半年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字又写得特别好,成了三叉河远近闻名的新女性,那是在民国初年的东北。

因为相同的身世,娄三姨很同情同样年轻守寡的我母亲,便经常带着女老师到我家来玩,还跟我妈要好得结成了干姐妹;从此后,除了经常接济我们以外,还常常从洋线铺里拿些丝线来教妈妈编织东西,比如织些小孩帽子、鞋子、女人发网,赚些手工钱补贴家用。记得那种东洋丝很格别,像丝又不是丝,像棉也不是棉,非常好看,大概就是后来的玻璃丝现在的人造纤维。

看到我长到9岁,娄三姨又叫我上学读书,学费由学校的老师出。就这样,我9岁上学高小6年,15岁小学毕业了;那还是在1922年,东北乡间的女孩子能够读到小学毕业,也算是不小的奇迹了;这特别要感谢娄三姨,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生,她是影响我的最大的恩人。当然,这一切也都离不开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还离不开基督教会的影响。

小学毕业后,老师又把我留在学校教手工,教学生织些桌布、枕套之类。这时,娄三姨学了产科,带着孩子走了。等到18岁,学了产科的娄三姨又介绍我到省城吉林的女施医院学产科,学习五年就能毕业,还有些许薪金。

从三叉河到了省城,医院里还有个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娄四姨,我就住到了她房里,天天守在一起的还有个同年小妹妹周蒙恩,他父亲是小学穷教师,兄弟秭妹五人,又能干又活泼。我们两个小女子,刚到的时候扎着两个小丫辫盘到头上,又买鞋子又做衣裳。慢慢地加入正班学习,第一年每月一元银洋,第二年每月二元银洋,随着学龄加,五年毕业时每月5元钱。原来这一切,都是娄三姨安排的。

在教会医院学的是正规的西医产科,头一二年学习书本的理论和基础课,三年后就边工作边学习,由医生带着出外接生,相当于临床实习了。这样灵活的学习方式,虽然不是院校,但理论和技术都是先进的西医,方法上相当于师傅带徒弟,又有点中国传统的味道;与当年社会上大量旧式的“产婆子”、“接产婆”相比,当然是先进科学多了。

产科毕业,1931年7月7日,我和哈尔滨邮局的何玉山结了婚,虽然我比他大三岁,但有句东北老话:女大三,抱金砖;我俩都相信这句箴言。没有媒妁没有花烛,虽然我俩都是穷苦出身,但当年洋邮局与洋医院是“新新结合”,介绍人又是吉林河南街基督教会的牧师齐向荣和周蒙恩,在新文化和教会的影响下,有我们的思想中没有多少旧传统,已然采取了新式婚姻。

回头想想,在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女子能够读书到小学毕业,还进了洋医院学西医,我似乎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新女姓了。可是,这一切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我从结婚后一生就再也没有从医,留下了两个终生的遗憾:一个是把母亲扔在了东北一去不回,可怜我梦中的妈妈!一个是丢掉了产科自己的专长,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都是因为“九一八”日本侵略,全都是小日本害的!我虽然无奈地把终生献给了家庭,但是在15年的抗战流浪中养育了七个孩子,他们的成人是我一生的安慰和骄傲。”

 

父亲的回忆之三:

18岁考进吉林邮局当了“苕子”,“管、卡、压”下磨练人,“没腿猴”群起痛打日本黑帽子,才过三年就进了关。

初中肄业再也无钱读书,掇学两年无奈地打童工,听说吉林邮局招收邮工,斗起胆子就去投考。好在读书用功底子比别人强,也好在邮局招考认分不认人;1926年我一个穷小子考取了吉林邮局当拣信生,在6取1比例的竞争人群中,我的分数列在前三名。

初到邮局当“苕子”(Sorter即拣信生),就是整天站在光线幽暗尘土飞扬的收发处分拣平信,一边补袋封袋,一切都是手工。干不多久,就给了我一个“上马威”,得了个绰号“没脚猴”:那次是给处长预编封发邮件簿,把号码编重了一号,马上处长陈敞佛就报告到邮务长,接着听差就把我叫了去,被邮务长狠狠尅了一通;他当头就叫:Mr  He,听上去就成了 “没脚猴”…… 我得了这个绰号不稀奇。倒是从此提醒我像许多旧邮员一样,一辈子养成了严格的办事作风。

旧中国的邮政,在高层掌权的多是外国人,进邮局要考英文,很多公务都用英文,邮局职工不论英语怎样,经常要硬着头皮文白混杂地讲英语。在当年的吉林一等邮局里,虽然没有一个外国人,局长署副邮务长黄履霜就是这样,不要说公文签字“黄履霜”一串十七八个弯儿,谁也分不清是什么字,就是对手下讲话,也总是中英并用的混合语,再加上南方口音,好多人都听不懂他说什么。

旧时的邮政,规章制度非常多管理也非常严格。听老"苕子"讲:你是初犯,这还是好的,如果你把邮袋号码写错,查单查不出来就得赔八元花边(银元),你一个月薪不够赔两只邮袋的。

比如,旧邮政查单、验单(T.C.V.C)满天飞,邮袋查单严格得近乎过分,邮袋发出查单后跟,邮袋紧转查单紧跟,邮袋转悠到那里,查单也就要跟到那里,单据旅游没有止境。解放以后,查单验单取消了,很多制度也被当作“管、卡、压”解放了,但是管理却太松了。

不管到啥时候,做人是一样地难。我十六岁初中还没毕业,不会吹吹拍拍,也不会请客送礼,在教会养成了不抽烟不喝酒,连支香烟都递不出去。穷小子还逞能不懂事,打乒乓时把个监察员边茂卿打个稀哩哗啦。不久,就把我弄到哈尔滨吉黑邮政管理局去撇大包了。

在“九"一八”之前,小鬼子势力已经侵入南满,在大城市的铁路,北满为中俄合办,在南满则为日本独占,设置商埠实为租界,还有日本警察人称“黑帽子”,这样的国中之国实在是对中国主权的欺辱。

1930年,我成了哈长路邮政车上的一个押运员搬运员,其实就是“苦力”并不是绰号,在工资发放表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kuli。一天,车到头道沟车站,我们几个搬运员急忙地装卸邮袋,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一个同事扛着邮袋没走天桥就跨轨过去,上去后立即被一个日本警长抓住抽打耳光。

见到日本警察不讲理反而打人,全站的近百名邮工激愤起来,反过去把那个警长狠揍了一顿。于是日本人警哨齐响出动大批警车当场抓住了几个人。中国邮工团结一心个个都说:“是我们打的”,“要抓,把我们都抓去。”这时西伯利亚国际列车到达,欧亚各国的国际邮袋无人卸车。日本人知道自己把事态闹大了,只好将抓走的邮工全部放回,并且答应今后允许中国邮工从路轨上经过。

那时候东北人都知道,连张学良的老师在南满车站都挨过日本人的打,大人物对日本尚且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可是,小人物却被逼得造反,中国邮工群起而攻之,日本黑帽子挨打,一时传为佳话。

 

最恨的是小日本,最苦的是逃难,最难忘的是搬家!东北人流浪我们家逃难,日本轰炸下的流民图。

在“七"七事变”前的杭州城里,有南星桥、闸口、笕桥、拱宸桥4个邮局,有官巷口、清河坊、皮市巷口、艮山门、湖墅、龙翔桥、里西湖、佑圣观路8个邮政支局,邮务长改称局长;自从淅赣铁路火车直通南昌后,杭州邮政开始全线带运邮件,并且是由南星桥邮局负责担任派押任务—— 邮车里的押车人,就是我,一直到1937年9月后杭州沦陷,整整当了五年;还记得有老同事朱凤岗、沈庸、刘骥、王化、乐雪仙、王泌鑫等人。

“七"七事变”后“一"二八淞沪会战”,日寇终于把战火烧到了杭州湾。亲眼目睹了空军英雄东北同乡高志航以后,我俩拖儿带女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撤离了杭城,而江山、而金华、而江山、而龙泉、而浦城、而赣州、而景德镇,告别杭州入闽进赣,踏上了8年的救亡逃难之路。

过去的邮政,号称是准军事化管理,邮政员工尤如一支国家军队;尤其在战时的前线,为了保护抗战前线的邮路畅通,邮局员工在撤退之外还背负着国家的职守,只能是随着战线的移动且战且退,有组织有团体,命令如山令行禁止,每动一步每到一地都得有上司的调动派遣,由不得你个人自由行动脱离岗位当逃兵,担负着更多的职责,必然要冒更大的危险。

从战争爆发,从杭州撤出,三年时间里,我一直是忠诚的押车人;战时的交通线没有前方或后方,火车开到那里都是鬼子追踪轰炸的首选目标;坚守在列车上的人只能前后进退听天由命,真好比一脚踏在阳关道一脚踏在鬼门关,丝毫不亚于持枪上阵战斗在最前沿。记得在金华撤退时,火车出湖镇不久被日机炸中起火,我与同事李润林冒着生命危险将邮车与着火的列车解开,保全了全部邮件安全到达龙泉,而其余的车箱全都烧毁。在湖南弋阳,中午同车的行李员还同桌吃饭,下午列车被炸,他的肠子已经挂到电线杆上,死得惨不忍睹。在江山途中,军民混杂落荒而逃,遇敌机扫射九死一生。在浦城,难民太多,坐在局车上的军邮员郑柯五被迫无奈,用手枪逼着我和其它员工下车步行;却不料,日机专炸邮车,偏就炸死了坐在车上的郑柯五的小老婆和外婆。危难当前,勇敢者永生;在敌机的枪林弹雨之际,朱学范亲临前线慰问看望临时危有功的邮务人员,令我永志不忘。

到1940年9月撤到赣州,算是到了战斗的后方,战线也稳定下来。当年的赣南是蒋经国搞的抗战模范区,被这位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曾经的共产党员搞得还真有一片新气象。不过,那时没有京九线那里也不通火车,当不成押车员了,被调到邮政储汇局当了汇兑组长,提拔当了小干部,也是算是对我几年里出生入死的奖赏。我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写得一手好字,又识得英文,懂得俄语,文化底子好,很快就考升了乙等邮务员,从最低层的邮工做到初中级职员,献出了十多年战火中的青春。”

第一线的邮政员工且战且退,跟着的家属也逃反逃难,拖儿带女四处流涉,战时的我们走到那里都只有逃难的童年。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总结他们难忘的人生,有几句从小响在我们耳旁的话语:最恨的是小日本,弄得我们有家难回有亲难见;最苦的是逃难,一逃就是十五年顶得几辈子;最难忘的是搬家,哪里都待不久总是在搬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小日本,抗战十五年,东北人上演了最长的流民图。

背井离乡在江南,我家不是南下干部;稀里糊涂背着职员的成份,直到退休还是个以工代干;抗战十五年,几十年双亲不见故乡难回。

我们兄弟姐妹虽然都是在抗战的路途在浙江和江西出生的,但是从来都自认是东北人;因为父母是从东北抗日入关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养育了我们,我们心底深处以这样一个抗战家庭而自豪。

    从小在南方长大,待在家里随着父母说东北话,走到外面跟着大伙说南方话;邻里和同学听着我们的东北腔,看着我们一家少见的东北人,总会有点好奇;包括我的爱人和岳父大人听说我是东北人,都以为我家是南下干部是当官的;于是,老老实实的我就得急忙向人解释:我家不是南下干部。我不愿意误会自己冒充干部子弟。

在解放后很长时间里,南方各省区的北方人多是从北边派去“对口”接管政权的所谓“南下干部”;那怕是一个不识字的小炉匠跟着到了南方,也能在托儿所熬个多少级的所长当当,一个月百来块钱;一个人光荣,全家人跟着光荣。

父亲自从解放后处境就难免尴尬,一张嘴就知是东北人,刚见面常被人家误以为是当官的南下干部,热情有加;待到知道面前只是一介接收过来的旧职员,便会谁也不认得谁了。即使是:“老乡见老乡”,却隔着无形的界限和鸿沟,人眼的势利合上那时的口号:亲不亲阶级分!。

直是到了文革后,我才会大着胆子戏说自己是东北人,父母是南下的,不过不是四九年南下的,而是“九"一八”南下的。只可惜,许多人只知道解放南下的革命干部,混不知约早二十年的抗战南下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以父母而骄傲,只有我们还记得七十多年为着抗日而流落南方的东北人,他们也是抗日英雄,虽然一辈子得不到这样的名份……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中央电视台征集发现“抗日英雄”的线索,竟弄得我有点兴奋,明知要说我们的父母是抗日英雄是不会被承认的,但还是整理起父母的遗物来;往事悠悠,老父在人生终途的简单记述,竟像是一封无处投送的遣书:

“我自1927年考入邮局以来,勤恳工作四十余年,‘九"一八’哈埠邮工罢工,不为敌用不做顺民,入关不及叩别双亲,二老惨死未能奔丧。经杭州、金华、赣州、景德镇,最后调至九江局,每动均遵调令,一调再调调离万里。枪林弹雨中维持抗日前线邮运畅通,九死一生家虽破人未亡却人间惨痛备尝。”“响往东北哺育我们的故土,耆耋之年乡情难忘,流落关内,日夜不忘东北” “清夜辗转不寐,扪心自问,尚无愧对国家……”

 此时今日,如果世人能够读到这些文字,重新看到七十年前三千东北邮工的抗日壮举,我将会听到他们在天堂里的笑声!         (2004/8/30)

 

解放后,父亲担当干部工作二十多年,直到退休才得知还是工人待遇,几问之下,得到回答:要吃过供给制才行。父亲问:解放初有几个月不发薪而是每人一袋面粉,算不算供给制?又答:是抗日的才行。父亲问:我不为敌用不做顺民,抗日前线邮运,哈埠罢工不做亡国奴,是否不是抗日?又告:丙:干部才行。父亲问:解放前我是旧职员,解放后一直做干部工作,40余年并未犯任何错误,何时干部改为工人?

 

中国人常说“八年抗战”、“抗战八年”,成了一个习惯。其实,岂止是八年抗战;对于全国之于东北尤于我家,伟大的抗日战争本是从“九"一八”抗战而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正经是十又五年——要知道,日本人可不是这样,他们一般不把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八"一五”分隔开来,倒是统统称为“日中战争”或“15年战争”。难道,他们都承认打了十五年仗,我们才抗战了八年不成?!难道我们不应当用“十五年抗战”来应对日本人的“十五年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