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的选择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民主(developing democracy)国家。或者说，民主政治正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人口国家发生和发展。之所以强调中国是发展中民主，是因为，其一，中国无需像从前那样盲目地视自己已经发展出比西方更为高级的民主，其二，中国有能力发展出民主，并且是发展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
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国家，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民主？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怎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又会怎样？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把自己和整个世界体系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各种重大变迁都会对世界事务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民主化也不例外。
自从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人开始了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漫漫长路。孙中山先生率先在中国这块具有数千年帝制传统的土地上试验西方式民主。在短短的几年里，多党政治、议会政治、总统制、选举等等政治实践一一涌现。但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旧王朝的解体并不表明一个全新的制度可以得到轻易确立。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需要探索。在民主实践失败之后，孙中山的选择是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再加以民主化。在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情况下，能否和怎么实践民主政治？建设国家在先，实践民主在后，这是孙中山先生总结的一个重要政治经验。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孙中山的答案是“以党立国”，再“以党治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从民主理想到亲身民主实践到失败到重新选择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先生对民主政治具有独一无二的经验。这也是一份宝贵的经验。在孙中山之后，尽管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抱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没有任何政治精英再会去重复历史证明失败了的西方式民主化试验，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孙中山先生所总结出来的“以党立国”和“以党治国”的道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建国过程。数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流了鲜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国家建立之后，民主化就必然成为日后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政治议程。
近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文化背景。其次，民主政治能否实现也取决于政治精英们对民主化方式的选择。民主政治尽管有些共同的特征，但如何选择民主化或者民主化的战略至为重要。有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有了一个有效的民主化战略，民主政治才可以比较顺利发生和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
基本动力已经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总结了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验后再次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探索。在过去的将近30年当中，中国进行了各种民主实践，探索中国的民主之道。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遗憾之处。不管怎样，中国领导层已经学到了民主的经验，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选择已经基本形成。
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
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基本动力，那么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民主政治形式，但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或者说，民主政治如果缺乏支持因素，其很可能是一种假民主，沦落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的工具，而对多数人民毫无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些国家的民主徒有其表。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的民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强大的动力，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成员开放的理性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不管民主政治表现为怎样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其开放性。所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都是一种开放的政治过程。通过开放来容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通过开放来实现政治正义和社会公平。一言以蔽之，中国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已经为开放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客观的条件和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从民主道路选择的角度来审视，十七大报告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表明在民主化过程中党内民主先行。的确，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例如比欧洲的法国的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些年来，中共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第一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通过一系列举措确立集体领导体制。例如政治局会议得到规范化和正式化，而且其透明度也大为增加。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和合作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
第二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局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近年来，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有关党内民主，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但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领袖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规则的产生只能在政治领袖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混乱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
互动已经展开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中国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参与政治的机制。基层民主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基层民众参与基层日常政治的最主要机制。中国的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在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程度及其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如浙江，也发展出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很多形式的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到目前为止，尽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但在一些方面两者开始有了结合。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在乡、县、市等层面，一些民主实践也包括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现在这种互动已经在地方各个层面产生和展开，必然对国家层面的民主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可以想见，国家层面的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宪政民主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有效的民主都是法治民主。早些时候，人们对“法大”还是“党大”并不明确，但这些年随着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宪政的重要性，随着《监督法》等法律条规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应当说已经相当明确。民主没有法治或者民主超越法治就不再是民主。没有法治，民主可能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民主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的选择已经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