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政策选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17:16
当前中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预期，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强度有所减弱。实际通胀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5月份CPI达到3.1％，环比下跌0.1％；PPI达7.1％。环比上涨0.6％。4月份以来，随着中国刺激性政策的渐进退出，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节能减排等的宏观调控，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均出现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短期高点，直接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但由于历史上发行的巨额货币，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仍不可掉以轻心。
当前中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预期，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强度有所减弱。实际通胀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5月份CPI达到3.1％，环比下跌0.1％；PPI达7.1％。环比上涨0.6％。4月份以来，随着中国刺激性政策的渐进退出，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节能减排等的宏观调控，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均出现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短期高点，直接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但由于历史上发行的巨额货币，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仍不可掉以轻心。
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积极推进深层次经济改革，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是跳出通缩、滞胀恶性循环的关键。拘泥于物价、货币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可操作的空间相当有限。采取过于严厉的宏观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快速下滑，经济就会陷入通缩。但是如果宏观措施较为温和，历史上大量的货币投放可能就会通过一定渠道，特别是资产价格的渠道冲击我国的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跳出宏观政策本身，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入手，从根本上解决。这时，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成为当前政策设计的关键。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全球化和工业化仍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动力，但程度有限。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短时间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难度也比较大。比较现实的，仍然是可良性循环的城镇化。从人口来看，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体，将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中西部和二线城市将会是重点。良性运转的城镇化本身，以及农民工与农业和农村的内在联系，也将带动城镇周边的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但要使得城镇化带动经济良性增长，既需要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尽快转变到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需要尽快完善创业环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实现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垄断行业、财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尤其在提供公共服务，减少服务业等实质进入壁垒、金融体制等改革，成为关键。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处于下降通道，政府在制定增长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金融政策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有人为未来的长期持续增长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而不是单纯追求在短时间内展示经济增长速度。
有序消化通胀压力
虽然现实的通胀压力并不大，资产泡沫也因行业管理而逐步消除，但对于资产泡沫和滞胀应有充分的政策准备。
一方面，这两年投放的巨量货币，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加以消化。否则这将长期影响人们的通胀预期，而这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自我实现。应该看到，货币的过度供应，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是形成通胀或资产泡沫的必要条件，真正形成，还需要其他供给面因素的配合，并且有一个逐步传导。货币是在流动中发挥作用，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是可以通过创设一定的经济条件来改变的。
消化曾经过度供给的货币，可以有以下四个渠道。一是扩大经济的货币化范围，如国内更多的经济活动借助货币媒介，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国际上则通过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媒介国际经济活动。
二是减少基础货币的供应，迫使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表收缩。这个过程往往也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产生资产泡沫破灭或物价下跌。本质上是经济紧缩。理想的情况是在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经济活跃或过热）时进行货币收缩，但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创造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期，货币创造也会加大。这时货币紧缩只是减缓了货币创造过程，真正消化以往过剩货币存量的，还是经济活动的活跃和范围的扩大。
三是通过央行的操作，冻结部分资金（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短期购买力转换成未来购买力（发行央票），在经济周期上进行货币的重新分配。
四是制造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大量的货币投放，过度利用金融性工具来延缓内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产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短期良性循环，容易制造出虚假繁荣，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当前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对物价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开始减缓，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逐步普遍。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特别是今年富士康事件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工人罢工，都将对工资上涨带来更大的压力。进一步考虑到目前推动的收入倍增计划以及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都将对劳动力成本，进而对商品价格带来上涨压力。但是，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未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长期问题。有必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引导工资的有序上涨，并尽快推动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将上涨的劳动力工资转化为经济转型的动力，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压力。
利率工具之辨
中国当前直接动用利率工具的必要性已经下降。可适当加快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按照西方的利率工具概念——银行间同业利率，中国已出现显著上升。实际上，在讨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普遍的共识是先进行数量上的退出，其次才是价格工具调整。中国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已持续进行了数量上的回收，目前货币市场利率已实质性提高。房地产的贷款利率也已经变相提高，首套房的贷款利率已回到8折，二套房则执行1.1倍的基准利率，三套以上原则上已不发放贷款了。在当前加大房地产调控，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存在信贷额度控制且加权贷款利率已经上升的环境下，中央银行只要充分回收流动性，使用利率工具的必要性并不大。在这种环境下，加息更主要是信号作用，是利益的再分配。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掉头向下，市场有效资金需求降低。从市场资金需求看，新增贷款中，企业中长期贷款下降，居民贷款相对稳定，重新出现新增票据融资。在国家严格控制高耗能、产能过剩、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环境下，有经济合理性的贷款需求有所下降。与房地产高度相关的居民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重较高，1~5月份累积占比37.6％，3月份以来更是高达40％以上，3月份更是达到53％。随着房地产销售量下降，居民的贷款需求应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从世界经济来看，也存在下行风险。美国房产价格重新出现下跌，州和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预算短缺，库存调整过程即将结束，而因人口普查带来的临时性岗位增加即将结束，金融危机时期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陆续到期，都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汇率大幅贬值，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美国经济。美国的短期经济增长已到了强弩之末。欧洲国家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将延缓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欧元及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其经济的不稳定性。
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下行风险，并不是过热。因此，作为前瞻性宏观调控的货币工具——利率，不宜进一步紧缩。
当然，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存贷款基准利率还将涉及存款利率。如果未来的通胀水平持续较高，应尽快提高存款利率，以防止储蓄负利率持续的时间较长。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来看，目前是一个较好的时机，扩大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
中国的政策选择
作者：陈道富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7-29 浏览：1 显示全文 当前中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预期，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强度有所减弱。实际通胀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5月份CPI达到3.1％，环比下跌0.1％；PPI达7.1％。环比上涨0.6％。4月份以来，随着中国刺激性政策的渐进退出，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节能减排等的宏观调控，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均出现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短期高点，直接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但由于历史上发行的巨额货币，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仍不可掉以轻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积极推进深层次经济改革，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是跳出通缩、滞胀恶性循环的关键。拘泥于物价、货币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可操作的空间相当有限。采取过于严厉的宏观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快速下滑，经济就会陷入通缩。但是如果宏观措施较为温和，历史上大量的货币投放可能就会通过一定渠道，特别是资产价格的渠道冲击我国的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跳出宏观政策本身，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入手，从根本上解决。这时，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成为当前政策设计的关键。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全球化和工业化仍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动力，但程度有限。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短时间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难度也比较大。比较现实的，仍然是可良性循环的城镇化。从人口来看，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体，将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中西部和二线城市将会是重点。良性运转的城镇化本身，以及农民工与农业和农村的内在联系，也将带动城镇周边的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但要使得城镇化带动经济良性增长，既需要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尽快转变到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需要尽快完善创业环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实现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垄断行业、财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尤其在提供公共服务，减少服务业等实质进入壁垒、金融体制等改革，成为关键。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处于下降通道，政府在制定增长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金融政策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有人为未来的长期持续增长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而不是单纯追求在短时间内展示经济增长速度。
有序消化通胀压力
虽然现实的通胀压力并不大，资产泡沫也因行业管理而逐步消除，但对于资产泡沫和滞胀应有充分的政策准备。
一方面，这两年投放的巨量货币，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加以消化。否则这将长期影响人们的通胀预期，而这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自我实现。应该看到，货币的过度供应，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是形成通胀或资产泡沫的必要条件，真正形成，还需要其他供给面因素的配合，并且有一个逐步传导。货币是在流动中发挥作用，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是可以通过创设一定的经济条件来改变的。
消化曾经过度供给的货币，可以有以下四个渠道。一是扩大经济的货币化范围，如国内更多的经济活动借助货币媒介，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国际上则通过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媒介国际经济活动。
二是减少基础货币的供应，迫使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表收缩。这个过程往往也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产生资产泡沫破灭或物价下跌。本质上是经济紧缩。理想的情况是在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经济活跃或过热）时进行货币收缩，但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创造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期，货币创造也会加大。这时货币紧缩只是减缓了货币创造过程，真正消化以往过剩货币存量的，还是经济活动的活跃和范围的扩大。
三是通过央行的操作，冻结部分资金（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短期购买力转换成未来购买力（发行央票），在经济周期上进行货币的重新分配。
四是制造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大量的货币投放，过度利用金融性工具来延缓内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产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短期良性循环，容易制造出虚假繁荣，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当前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对物价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开始减缓，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逐步普遍。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特别是今年富士康事件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工人罢工，都将对工资上涨带来更大的压力。进一步考虑到目前推动的收入倍增计划以及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都将对劳动力成本，进而对商品价格带来上涨压力。但是，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未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长期问题。有必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引导工资的有序上涨，并尽快推动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将上涨的劳动力工资转化为经济转型的动力，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压力。
利率工具之辨
中国当前直接动用利率工具的必要性已经下降。可适当加快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按照西方的利率工具概念——银行间同业利率，中国已出现显著上升。实际上，在讨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普遍的共识是先进行数量上的退出，其次才是价格工具调整。中国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已持续进行了数量上的回收，目前货币市场利率已实质性提高。房地产的贷款利率也已经变相提高，首套房的贷款利率已回到8折，二套房则执行1.1倍的基准利率，三套以上原则上已不发放贷款了。在当前加大房地产调控，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存在信贷额度控制且加权贷款利率已经上升的环境下，中央银行只要充分回收流动性，使用利率工具的必要性并不大。在这种环境下，加息更主要是信号作用，是利益的再分配。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掉头向下，市场有效资金需求降低。从市场资金需求看，新增贷款中，企业中长期贷款下降，居民贷款相对稳定，重新出现新增票据融资。在国家严格控制高耗能、产能过剩、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环境下，有经济合理性的贷款需求有所下降。与房地产高度相关的居民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重较高，1~5月份累积占比37.6％，3月份以来更是高达40％以上，3月份更是达到53％。随着房地产销售量下降，居民的贷款需求应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从世界经济来看，也存在下行风险。美国房产价格重新出现下跌，州和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预算短缺，库存调整过程即将结束，而因人口普查带来的临时性岗位增加即将结束，金融危机时期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陆续到期，都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汇率大幅贬值，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美国经济。美国的短期经济增长已到了强弩之末。欧洲国家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将延缓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欧元及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其经济的不稳定性。
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下行风险，并不是过热。因此，作为前瞻性宏观调控的货币工具——利率，不宜进一步紧缩。
当然，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存贷款基准利率还将涉及存款利率。如果未来的通胀水平持续较高，应尽快提高存款利率，以防止储蓄负利率持续的时间较长。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来看，目前是一个较好的时机，扩大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