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汇读书周报: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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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脾气的教授张奚若 2010-08-06 作者：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本文摘自《人物》2010年第7期，作者:谢喆平。
教授张奚若
2001年朱镕基在母校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在座的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老师:“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的一个夜晚，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了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敬了军礼，介绍说他们是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请教北京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并拿出一张地图请梁、林夫妇在地图上标示，以便攻城时炮火能够避开。领着这两位解放军找到梁家的，正是张奚若。
1949年，张奚若出席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会上讨论国家名称的时候，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对此，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于是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个张奚若先生是谁呢？
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他的经历与民国时候的名牌大教授完全不同。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1929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比胡适年长的学生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杨杏佛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张奚若比胡适年长，但从名分上来说，他还真做过胡的学生。
张奚若是个很认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一度他被选为陕西省的议员。有一回地方议会开会，别人都不怎么当真，他居然老老实实地从外地奔波回去开会，除了他，还有一个这么老实的议员，就是后来在延安备受毛泽东称赞的开明绅士李鼎铭。
辛亥革命后，张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体会是，革命党人虽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他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于是便起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所以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拿老革命的资历去捞好处，而是真的出洋留学去了。初到美国，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仿效西方民主制度，所以衡量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起，张奚若在欧美度过了12个春秋。在此期间，他除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还跑去德国科隆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在巴黎游学，并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人。这12年的时间里，虽然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济上很不宽裕，但他充分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1924年年初，滞留在法国的张奚若打算回国，却没有路费。此时正值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停刊不久，为了使《努力周报》尽快复刊，胡与杨杏佛、朱经农、丁文江、任鸿隽等周报同人商量，认为由张出任主编最为合适。因此胡以《努力》的名义给他寄去川资1000元。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不难看出，张对这件事曾经作过认真考虑，并表示“极喜办报”。遗憾的是，当他在一年之后归来时，这件酝酿经年的计划却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张还在信中与胡商量，应该如何偿还这1000元借款。
除了胡适，张奚若和徐志摩的交往也很有意思。徐志摩遇难后，张奚若在《大公报》上写了悼念文章:“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文章的最后，他评论道:“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张是一个硬得出奇的北方老陕，徐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这两个人怎么结下这般情谊？
近代中国曾有不少学者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如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等人。张奚若与徐志摩的相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时。最初，在徐的眼里，张是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徐在张的心中，更是一个“油滑的南边人”。但两人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张的学问和耿直、执著的精神逐渐吸引了徐。1925年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邀请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张奚若是以“一位有名的炮手”(徐志摩语)加盟的。张果然在一篇千余字的短文中火药味十足地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有意思的是，对于张如此的尖锐与激烈，徐志摩居然为该文写了个一倍半长的“附注”进行介绍:“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意志、他的说话和他写的文章，都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此同时，在“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张文中的愤激之词，竟会一语成谶。
张文发表之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也写了一篇《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张读后随即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驳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人。《晨报副刊》先后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正当讨论热烈进行之际，北京爆发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居然殃及《晨报》被焚:“昨日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折毁破损甚多，直至七点半钟，宣外大街一带，交通尚因之阻隔。”所幸副刊部损失不算太大，大部分稿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只是停刊数日便恢复出版了。
犟脾气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有人说，在接受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最具批判精神的一个。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之后，就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于今观之，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问题，并开始进行反思。
在现实政治中，张奚若的批判精神也不亚于他在学术层面的力度。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发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装点门面时，他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难堪的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结果，张居然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后来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干脆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要一律参加国民党。但是，张奚若就是拒不填表。事实上，辛亥老将张奚若本来是拥护国民党的，但他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38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青年党5人。傅斯年和张奚若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党员，不能由共产党提。为此，张奚若致信老同学张季鸾掌门的重庆《大公报》，专门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本文摘自《人物》2010年第7期，作者:谢喆平。
教授张奚若
2001年朱镕基在母校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在座的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老师:“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的一个夜晚，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了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敬了军礼，介绍说他们是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请教北京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并拿出一张地图请梁、林夫妇在地图上标示，以便攻城时炮火能够避开。领着这两位解放军找到梁家的，正是张奚若。
1949年，张奚若出席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会上讨论国家名称的时候，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对此，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于是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个张奚若先生是谁呢？
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他的经历与民国时候的名牌大教授完全不同。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1929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比胡适年长的学生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杨杏佛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张奚若比胡适年长，但从名分上来说，他还真做过胡的学生。
张奚若是个很认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一度他被选为陕西省的议员。有一回地方议会开会，别人都不怎么当真，他居然老老实实地从外地奔波回去开会，除了他，还有一个这么老实的议员，就是后来在延安备受毛泽东称赞的开明绅士李鼎铭。
辛亥革命后，张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体会是，革命党人虽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他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于是便起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所以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拿老革命的资历去捞好处，而是真的出洋留学去了。初到美国，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仿效西方民主制度，所以衡量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起，张奚若在欧美度过了12个春秋。在此期间，他除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还跑去德国科隆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在巴黎游学，并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人。这12年的时间里，虽然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济上很不宽裕，但他充分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1924年年初，滞留在法国的张奚若打算回国，却没有路费。此时正值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停刊不久，为了使《努力周报》尽快复刊，胡与杨杏佛、朱经农、丁文江、任鸿隽等周报同人商量，认为由张出任主编最为合适。因此胡以《努力》的名义给他寄去川资1000元。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不难看出，张对这件事曾经作过认真考虑，并表示“极喜办报”。遗憾的是，当他在一年之后归来时，这件酝酿经年的计划却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张还在信中与胡商量，应该如何偿还这1000元借款。
除了胡适，张奚若和徐志摩的交往也很有意思。徐志摩遇难后，张奚若在《大公报》上写了悼念文章:“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文章的最后，他评论道:“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张是一个硬得出奇的北方老陕，徐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这两个人怎么结下这般情谊？
近代中国曾有不少学者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如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等人。张奚若与徐志摩的相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时。最初，在徐的眼里，张是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徐在张的心中，更是一个“油滑的南边人”。但两人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张的学问和耿直、执著的精神逐渐吸引了徐。1925年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邀请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张奚若是以“一位有名的炮手”(徐志摩语)加盟的。张果然在一篇千余字的短文中火药味十足地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有意思的是，对于张如此的尖锐与激烈，徐志摩居然为该文写了个一倍半长的“附注”进行介绍:“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意志、他的说话和他写的文章，都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此同时，在“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张文中的愤激之词，竟会一语成谶。
张文发表之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也写了一篇《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张读后随即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驳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人。《晨报副刊》先后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正当讨论热烈进行之际，北京爆发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居然殃及《晨报》被焚:“昨日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折毁破损甚多，直至七点半钟，宣外大街一带，交通尚因之阻隔。”所幸副刊部损失不算太大，大部分稿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只是停刊数日便恢复出版了。
犟脾气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有人说，在接受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最具批判精神的一个。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之后，就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于今观之，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问题，并开始进行反思。
在现实政治中，张奚若的批判精神也不亚于他在学术层面的力度。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发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装点门面时，他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难堪的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结果，张居然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后来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干脆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要一律参加国民党。但是，张奚若就是拒不填表。事实上，辛亥老将张奚若本来是拥护国民党的，但他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38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青年党5人。傅斯年和张奚若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党员，不能由共产党提。为此，张奚若致信老同学张季鸾掌门的重庆《大公报》，专门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