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歪曲历史

                                 不能歪曲历史

                   张小曼
　　 2001年3月下旬，我偶然在互联网上发现1998年10月2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登过一篇《谈陈寅恪一九四五年秋的几首诗》的文章，作者马斗全在读了朱正断章取义引用邓小平讲话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后，竟然紧跟朱正全盘否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置当时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欢呼于不顾，无端指责先父张西曼教授。其实在邓小平讲话中也首先肯定了“包括苏联出兵”使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作用。我认为该文的指责背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歪曲了历史事实。
　　文章自相矛盾地说什么“抗日战争烽火刚熄，日本侵略者尚未正式投降的1945年8月14日， 苏联就迫不急待地迫使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请问日本侵略者尚未正式签字投降，怎么能说“抗日战争烽火刚熄”呢？如果真是“抗日战争烽火刚熄”，那就是说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结束，还需要什么“日本侵略者签字投降”呢？当时的国民政府如果不是为了向苏联求援帮助中国迅速结束日本侵华战争，怎么会到莫斯科谈判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呢？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14年之久、8 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可能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可能在1945年9月3日就获得胜利吗？如果没有苏联红军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还需要再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呢？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主旨是为了帮助中国打败日寇、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中国政府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因此全世界的社会舆论对这个条约都是基本肯定的。先父张西曼的观点是顺应时代潮流、是站在坚决反法西斯立场上的，有什么错误呢？可是该文却与朱文一样无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结束日本侵华战争、促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最后胜利的巨大作用，断章取义地说什么：“条约规定了一些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事项。当时的张西曼教授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竟然对此条约衷心拥护并撰文予以赞美”，以此煽动反苏情绪和毁损近代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张西曼教授的声名，这样歪曲历史的目的何在？
　　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不难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1997年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时24年编辑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中看到，1945 年4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 提前一年单方面宣布苏联政府废止《苏日中立条约》。4月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就此发表谈话：“中国闻悉此举，甚感欣慰，只就精神方面而言，此举所给予日本之打击至为严重，由此将加速日本之完全崩溃。”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7月28日，日本铃木首相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政府认为《波茨坦公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不予理睬”，并表示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8月6日和9日， 美国先后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死伤无数日本民众。1945年8月9日《新华日报》增张刊登了据“中央社伦敦八日路透电”的报道，题目是“为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人民牺牲　苏联今日对日宣战”，苏联在结束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三个月后，应同盟国要求，立即布置英勇的苏联红军挥戈东向，1945年8月8日晚23时对日宣战，参加中美英三国宣言，也在公告上签字。一个小时后的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百万机械化部队如排山倒海般地向东北的七十万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发起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于10日对日宣战，出动骑兵越过无水的草原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在数千公里战线上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同时作战，使一心顽抗到底的日本大本营受到沉重打击，在8月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的当天，日本天皇看到大势已去，才决定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夜11时，日本政府急电瑞士政府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通告。天皇裕仁并于15日亲自广播《停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这说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结束长达8 年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后日本立即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从8月15日开始，全中国朝野上下(无论签字的由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舆论)，乃至全世界(无论美、英、法等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都是一片欢呼之声，连处于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也不例外，据《新华日报》报道：兴奋的上海普通百姓竟然敢于到大街上掀站岗的日本鬼子的帽子，这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前是可能的吗？中国人民欢呼从此结束了任由日本鬼子屠杀蹂躏的厄运。遍查当时国共两党及社会上的各种报纸，我没有看到报上有任何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文章，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发表声明，对苏联出兵表示热烈欢迎。《新华日报》1945年8月27 日以“加强中苏友好巩固远东和平　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全文，副标题是“共同抵抗侵略军事相互合作　防止日寇再起战后经济互助”，同日发表社论《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社论说“中国人民，求着这样一个条约的缔结，心情实在是太急迫，期待的时日实在是太长久了。这个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条约解决了中苏两国间的许多悬案，巩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奠定了远东的和平基石，粉碎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法西斯余孽的反苏反共阴谋……”，还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两国乃至远东各爱好和平民族的福音”。《中央日报》在1945年8月10 日的社论《苏联对日宣战》中指出：“本月九日苏联的对日宣战，无异宣告日本侵略者的死刑。其效力将等于数十百颗原子炸弹同时爆炸于东京”。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等发表谈话，盛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大型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毛泽东和重庆各界领袖300余人纷纷与会表示热烈祝贺， 充分说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当时深得广大群众的人心。条约的签定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罪恶的日本侵华战争，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是有积极意义的。凡是爱国的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兴奋不已，先父张西曼教授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充分肯定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以及国民政府为褒彰抗战有功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于1945年10月10日颁发的“胜利勋章”的获得者，从国际主义和民族大义出发，肯定这个条约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不该对此《条约》表示衷心拥护并撰文予以赞美呢？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不同看法，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事物，也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条约可能是仅仅对一方完全有利的，必然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互有得失。应该首先分清主次矛盾之间的关系，应该明白当时中国人民最迫切希望的是战胜日本法西斯，这是1945年最大的大局。对这个条约不尽如人意、甚至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属于历史研究范畴，可以有各种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不能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歪曲历史造谣诽谤、恶意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不是条约的签定者，更不代表某个政党和大国，作者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煽动迷惑读者，对1945年全球的欢呼视若罔闻，单单点名攻击张西曼教授个人，这公平吗？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曾多次出钱出力，不仅最先贷款给中国，在1938年保卫大武汉的激烈空战中就牺牲了200多名志愿援华的苏联空军战士，在 1945年8月解放东北与日寇的战斗中苏联红军伤亡人数高达3.2万人，倘有一丝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难道不感到这种肆意抵毁苏联的言论愧对这些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吗？对苏联与中国关系上的重大问题，是不是应该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一分为二、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我们不能不看到，如今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蠢蠢欲动，小泉首相不顾世界舆论、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公然于2001年8月13日参拜供奉有侵华日本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为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招魂，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同年7月16日，中国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中俄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愿望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完全符合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可以说，中俄两大国的连手仍是打破美国霸权主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稳定世界大局的强大力量，也说明先父张西曼教授毕生从事的促进中俄（苏）文化交流和友好事业是极富远见的。（作者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正式发表时未登这一小段，其他部分全文刊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关祖国的前途命运，倘若有什么人当时就发现此“条约规定了一些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事项。”自应当时就挺身而出公开加以反对和斥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真正的爱国者就应该学习张西曼教授曾不顾个人利害荣辱，坚持正义，敢于仗义执言，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的行为，例如1938年3 月先父曾先后两次挺身而出为逆境中的陈独秀所谓“汉奸”问题辩诬，特别是在第二次声明中更是顶着康生、王明的巨大压力，继续坚决表示了“敢负责”为陈独秀辩诬的鲜明立场，坚持认为陈独秀“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公开向康生、王明的淫威宣战，任建树先生撰写的《陈独秀大传》中就盛赞先父的观点“道出了一般人民群众的心声”，黄炎培先生给先父题词“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都是高度赞扬了先父敢于直言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当时不敢向世人公布自己的真实观点，袖手旁观事态的发展，却等待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出来表现事后诸葛亮的“英明”，这样的行为被马斗全称为“爱国”是不能叫人信服的。只有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敢于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随意玷污别人的名誉，那样做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而被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所不齿。真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人的名誉负责、也对自己的作品和名声负责的作者是会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的，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的写作态度。
　　                                    2002年5月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