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误读世界误读自己：我们为何拒绝聆听批评

中国不少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中国开放国门三十多年了，中外交往中彼此的无论批评还是赞赏其实都是常态中的常态，但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外界的赞赏依然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对批评则不乏“跳将起来”之举。

过度敏感暴露内心的脆弱

记得我多年前当驻外记者时，国内编辑部很喜欢驻外记者采写的外国人赞扬中国的稿件，无论是报纸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还是少数友好人士口中的溢美之词，凡是这样的稿件都会受到重视。久而久之，前方记者也就形成了思维定势：只要看到某篇社论、某篇文章中有一两句中听的言论，基本上都会自觉地将之编成新闻。

只愿意听好听的，对不中听的话听而不闻，这种态度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一旦受到外界的批评时，我们就会显得过度敏感；过度敏感的反应，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脆弱；而脆弱的内心，又使我们无法做出足够有力、且不失分寸的反击。

长期在国外生活，我所听到的对中国的批评远远多于国内人所听到的，也更为直接。即便不是批评，但若对方的话在我们看来不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会感到被故意冒犯。

记得好多年前初次在国外，有位陌生的英国人好心地让我搭他的便车，上车后他随口问道：“你来自哪个中国？是大陆中国，还是台湾中国？”我当即就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严肃地纠正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听到我义正辞严的口气，那位英国人极度尴尬，连忙表示歉意。直到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并非是像我所想想的那样，故意要鼓吹“两个中国”，而只是为了用这种说法来区别大陆和台湾的地理概念。

我相信很多读者有类似的经历，听到此类言语时会立即绷紧敏感的政治神经。我举这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在于要说明，我们在面对外界批评时，之所以容易愤怒和冲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神经通常比较发达。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更成熟，都更为敏感。因此，即使他们的批评只是出自个人的理解，并非恶意，我们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去看待，总是怀疑对方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有理说不出的困境

外界对中国的批评有好多种。在民间层次，有些批评是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有些则是受到当地媒体资讯和舆论的影响，有些则是出于真诚的善意。在政治层面，少数外国政府确实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和指责，某些媒体的批评也是为了配合本国政府的外交日程。

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当别人用他们所知道的部分事实来批评中国时，我们若要试图说服或驳斥，那自己就必须首先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知识。换言之，若要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们自己就必须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如果对自己的国家不很了解，我们反而会显得理屈词穷，因为不能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别人。

这样的情形，我曾经见识过不少次。比如，在一个学术场合，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把中国希望建造航空母舰的意图等同于中国企图扩张海上霸权。对于这种先入为主、毫无根据的指责，参加研讨会的一位中国学者显然很生气，但却不能用扎扎实实的事实和道理予以驳斥，只是再三重复中国“和平发展”、“和谐海洋”、“绝不称霸”的口号。

在这种场合，只是强调官方的政策显然是不足以说服别人的。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运用充分的事实，冷静而大度地进行说理。很多中国人，包括政府的一些官员和普通民众在内，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之所以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要容忍和乐于聆听别人的批评

至于来自外国政治层面的批评，中国政府当然必须要坚决反击。但是，笔者也必须坦率地指出，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模式已经大大改进，但现在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

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站在前台向世界发言的政府官员，对国家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要有效地应对外界的批评，绝不能只依赖人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也不能只是指望官员理解政策的水平。在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融合的今天，政府官员应该善于使用国际主流社会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说理方式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不能继续拘泥于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宣传方式和八股语言，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仅如此，政府还必须在自己的人民中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公信力。只要获得本国人民的信赖，外界的任何批评，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多么尖锐和恶毒，都是枉然的，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首先容忍和乐于聆听人民的批评，同时也要允许自己的媒体通过诚实、公正和客观的报道与言论来建立公信力。在应对外界批评时，这两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主修英语语言及英美文学，后攻读国际新闻。曾任《联合早报》社论主笔、言论版主编。2006年受聘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