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着力点

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着力点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 2007-07-12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中，最关键和最复杂的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把握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思路，选择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

　　所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关联性，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它的实质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也就是力求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思路。

　　国际经验表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特别是当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也达到一个相适应的程度，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另一种是“矛盾凸显时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个相适应的程度，社会矛盾也就日渐凸现，从而又束缚了经济发展，加深了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动荡，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因此，遵循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成熟发展的普遍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67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人民生活从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也应看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已广泛显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严重，若不加以校正，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以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也就具有必然性。

　　二、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1.经济发展了，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以人为本被忽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本投入和资源消耗来驱动的。人们已逐渐认识到，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GDP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GDP统计的是经济产出总量，没有将高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本列入。另外，GDP统计的是国民经济收入总量，而不统计国民生活的净福利，也不能反映社会财富在国民中的分配状况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如减少贫困、改善卫生条件、增加公共品的供给等，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求，是以人为本的要求。然而，在追求GDP增长的驱动下，经济发展了，以人为本被忽视了。

　　2.经济发展了，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了

　　随着经济发展，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却逐年扩大。就区域差距而言，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人均GDP之比，由1980年的1.659：1.109：1，扩大到2002年的2.590：1.297：1。就城乡差距而言，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43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6：1，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扩大到3.2：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带有很大福利成分的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同时剔除农民收入中不可计算的实物部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则更大。就个人收入分配而言，1978年以前，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0-0.24，居民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基尼系数处于微弱上升状况，反映收入分配开始拉开了差距，但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迅速提高，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为0.417，2003年又上升到0.445。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收入差距处于不合理状态。如城镇收入最高的10%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总财产性收入比重，1995年为31%，2000年上升到39%，而收入最低的10%居民家庭的相应比例1995年仅占3.2%，200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6%。一方面，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已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

　　3.经济发展了，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城市化进程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工业化程度逐渐提高，2002年，工业化指数为0.714，而城市化水平为0.391，滞后于工业化指数22.3个百分点，“二元结构”十分突出。按国际经验衡量，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我国的第二产业超过40%(2002年为44.1%)，已具备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的水平，但在劳动力构成中，我国农业劳动力超过50%(2002年为50%)，只具备人均GDP在500美元时的水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二元结构”突出已造成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因为农业人口比重大，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购买力弱，从而又导致农村内需不足，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低，又导致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积累率低，从而又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十分突出，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

　　4.经济发展了，失业率上升了，劳动者的就业形势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也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的工人下岗，技术进步又导致了劳动者就业门槛的上升和就业弹性的下降，加上每年有1000余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巨大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2000年，全国城市登记失业率由2.9%上升到3.1%，5年间上升了0.2个百分点，2003年猛然上升到4.3%。如果包括农村在内，我国劳动者的失业率则更高。失业率的上升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大问题。

　　5.经济发展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结构的变化缓慢

　　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已日显突出，社会结构不合理。反映在城乡社会结构方面，“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三农”问题的凸现正是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缓慢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中等收入人口比重有所提高，但上升速度还比较缓慢。根据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1999年为15%，2003年为19%，4年间平均每年仅上升1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质量比较高的人仍是少数。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中介组织、社团组织、民间自治组织为数少、活动范围小、功能不健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政府仍在很多领域充当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化缓慢，已不适应、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此外，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社会管理方式基本上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套办法，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社会事业还没有完全向民间开放，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包揽，缺乏发展活力，科教、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在总体上还很落后。这些问题又严重限制了经济社会发展。

　　三、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

　　1.在社会群体结构中，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为着力点

　　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是否提升，是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在社会群体结构中，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在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会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较大，可以引领消费走向，提升社会消费水平，带动国内需求扩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较大，说明国民素质比较高，贫富差距比较小，社会分配比较公正，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处于这种状况，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就会有机地协调起来。因此，扩大社会群体结构中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着力点。

　　2.在技术发展上，以发展中间技术和培育中等技术人才为着力点

　　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发展中间技术和培育中间人才具有关键作用。中间技术是介于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之间层次的技术，也是适用的先进技术。发展中间技术的目标，既能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又能结合当地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在无需高投入的情况下提升技术水平、加快经济发展。中间技术以其适用性、广泛性、效率性的特征，非常适应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生产力水平，既可推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又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国民素质。对从技术进步方面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开发和应用中间技术，应作为我国技术发展的着力点。

　　为适应中间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有大量的中等技术人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对中等技术人才的需求会大量增加，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中等技术人才在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矛盾已日渐突出。因此，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导向上，应以培育中等技术人才为着力点。

　　3.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结构调整上，以开发中间产品和培育中小企业为着力点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体系中，中间产品既依附于上、下游产品，又影响着上、下游产品的发展。当人们说某个城市是某种最终产品的制造业中心或生产基地时，它同时也意味着这里是相关的中间产品的加工中心或配套基地。然而，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中间产品供应能力不足，中间产品质量不高，致使一些进入我国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仍大量地进口中间产品。因此，在中近期就应以发展中间产品为着力点。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我国中小企业虽然数量很多，但发展活力不足，破产率较高。这除了体制和机制问题外，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窄，防御风险能力较弱。近10年来，国家和各地区十分重视大型企业的发展，积极推行大公司战略，并在资金、贷款、项目和政策等方面给大型企业优先支持，这是必要的。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因此，着眼于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近中期内，应以培育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为着力点。

　　4.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以发展中介组织为着力点

　　中介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织者，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政府职能也正发生重大变化，对中介组织产生巨大需求，也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我国社会结构调整和再造的新形势下，中介组织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却十分落后，特别是与企业发展和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严重不足，而相当多的中介组织既具有行政色彩，又具有较强的赢利倾向，政府性和赢利性并存，严重限制了中介组织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在社会结构调整中应以发展中介组织为着力点。针对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在近中期内，应特别注意发展为企业与公众服务的中间组织，如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环境保护及文化服务等中介机构，这对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5.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以发展中小城市为着力点

　　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推进城市化战略。我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对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进行评价就不难发现，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所带来的环境成本过大等问题，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会有很大局限，不少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已在我国的大城市普遍出现；小城镇发展又由于土地占用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因而经济社会的规模效益都较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这些弊端，在中小城市则比较少见，统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和小城镇更经济、更合理，既避免了城市规模太大或偏小造成的诸多不经济性问题，又可大量容纳从农村转移出的农村人口，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近10多年来各地普遍热衷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建设，中小城市的优势都被忽视了，结果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城市规模结构出现了不合理问题，如1985年与2002年相比，我国城市总数由324座增加到660座，增长2.04倍，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57座增加到171座，增长3倍，其占城市总数的比例，也由1985年的17.6%上升到2002年的25.9%；而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却由1985年的53.5%下降到2002年的31.5%。因此，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看，在城市化战略中，应以发展中小城市为着力点，适当限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发展，积极引导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中小城市，逐步构建以中小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结构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6.在“三大地带”的协调发展上，以扶持中部地区的崛起为着力点

　　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六省，人多地广，2002年总人口3.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09%，GDP总量2.33亿元，仅占全国的22.44%。历史上，中部地区又是我国的“多灾、多难、多事”的地区。自80年代初期沿海发展战略和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党的十六大又提出“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造”。在这种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压力加大。中部地区虽拥有综合优势，但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比重过大，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因此，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可能下降，将会陷入“中部困境”，从而将影响全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21世纪初期，中部地区能否崛起，已事关我国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因此，关注中部、发展中部，应提高到新的认识高度。中央应从“三大地带”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考虑，以扶持中部地区的崛起为着力点，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推进相应的政策扶持中部地区的崛起。中部地区各省区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施正确的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是大有希望的。(林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