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人李汉俊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1902年赴日本一所法国教会学校读书，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1918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士学位。期间，受日本学者河上肇影响，由学数学转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18年底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与沈玄庐主编《星期评论》。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和陈独秀、李达等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并为之起草第一个党纲。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表示不愿担任代理书记一职，由李达接任，并积极协助李达筹备党的“一大”。随后，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或党员，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并从共产国际带来的经费中给各位代表寄去了100元的路费。由于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不一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李公馆”召开。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因陈独秀人在广州未出席，便推举张国焘主持。按理说，会议应由东道主的李达和李汉俊主持，但二人因不善交往且与共产国际马林关系不融洽作罢。不过，有资料表明，从“一大”的会议安排，到“一大”召开时组织、保卫、文件起草等工作来看，均是李汉俊安排和一手操作，是实际的组织者和召集人。特别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个湖北人(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至少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无疑李汉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李汉俊在“一大”上未担任任何职务。
  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可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李汉俊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在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李虽被邀请，却未出席，但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提出异议。10月10日，当选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2月因参加“二七”工潮被军阀通缉，乃赴京避于其兄李书城处。期间曾在外交部做事，为此受到党的通告处分。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缺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有争议）。据说中共三大后，李大钊从广州回北京时，带给李汉俊一封党领导人信，信中表示对李汉俊在一大上受到的不公平批评作了道歉，并取消因他在北京任职给于的处分通告，要求他用各种方式继续帮助党做工作。1923年秋，李汉俊从北京到武昌高师任教，由此自动脱离党组织。期间，传闻而他打算组建一个新的党派（独立社会党）。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李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不久他便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湖北省政府成立，任委员兼教育厅厅长。7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青年部长。曾与邓初民、詹大悲等在孔庚、李书城支持下，清除国民党右派组织“三民社”，并促使省政府下令将二、三百名被捕共产党嫌疑犯全部释放。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实行“分共”，“清洗”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8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会议决定通缉李汉俊，李汉俊被迫避匿在汉口日本租界内。同年12月17日，被南京国民政府西征军桂系军阀胡宗铎勾结日本驻汉领事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罪逮捕，当晚9时许就义于汉口济生三马路(今单洞门)，年仅37岁。李汉俊的遇难震惊了中国，各大报作了及时报道，几乎都给他们带上了红帽子，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什维克》在1927年12月发表《冤哉枉也李汉俊》，文章否定李汉俊为共产党员。李汉俊虽然不是以共产党员身份而牺牲，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无愧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大钊的灵柩移葬西山的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向李之家属颁发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0011号。给李汉俊作了公正的评价：“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有过两次婚姻，育有一子二女。李汉俊遇难时，他的遗孀陈静珠（1923年结婚）正怀有身孕，为躲避迫害，她带着李汉俊和前妻（1920年病故）所生的一儿（李声簧）一女（李声馥）东躲西藏，后生下一女李声香奇。
 历史已过去了近90年，李汉俊也慢慢为人们所淡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连与他矛盾重重的张国焘后来也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主持的《星期评论》被瞿秋白称为“共产党的细胞”；董必武多次称李汉俊是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评价那时的李汉俊时说：“中共成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脱党本是常事。然而，像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几位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反而很快脱离了党的组织，但他们脱党后又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附：李汉俊烈士墓
位于伏虎山西坡，卓刀泉古寺后面。1981年重修，墓坐东朝西，为长方形，长45米，宽3米，园顶，家上嵌有烈士子女的敬辞。墓碑通高2.6米，碑座长13米，宽1.3米，呈宝塔形，下面镑刻上刻着“李汉俊烈士之墓”7个大字。陵墓占地约60平方米，1991年扩建到约240平方米。为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书城李汉俊故居
位于武昌武珞路51号。为两层小楼，小楼占地大约150平方米左右。李书城一直在这幢房屋里住到解放。1949年任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长后，这幢房屋后来成为湖北省水产局干部宿舍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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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在建党前后的的十个第一　
1.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1919年9月，李汉俊与金刚合作，节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2.协助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出版  
  1920年8月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又新印刷厂”发行。该书由精通日、英、德、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校阅。
3.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早期组织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成立，当时的发起人一共有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在小组成立时，李汉俊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的草案，写在两张纸上，“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李汉俊是第二号人物。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李汉俊代理书记。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的领导下，上海早期组织担负起了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活动。
4.发起建立了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6号成立。李汉俊是发起人之一。
5.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周刊  
　　1920年8月15日，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创办《劳动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工人周刊，内容有演说、时事、小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等11个专栏。《劳动界》作为周刊，共出版24期，于1921年1月13日停刊。
6.第一个在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
  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这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
7.指导成立了湖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早期组织
　　李汉俊在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就是在李汉俊的亲自指导下建立的。李汉俊先是写信给董必武，后又亲自回武汉，并与刘伯垂一起介绍董必武加入共产党。1920年秋，董必武与刘伯垂、陈潭秋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
8.参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李汉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1920年他就在《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上发表了译文，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状况。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大会，李汉俊被聘为名誉会员，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李汉俊再次到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
9.参与创办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性机关刊物——《共产党》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李汉俊是撰稿人之一。李汉俊以“汗”的笔名在月刊上发表了《劳农制度研究》和《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等文章。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产党》月刊共出6期。
10.筹备召开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李书城和李汉俊兄弟的寓所望志路106号召开。作为东道主，李汉俊在函约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筹备召开党的“一大”方面，做了大量具体而艰辛的工作。7月30日，会场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马林凭借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建议迅速转移。李汉俊为了掩护同志们，留下来应付。在代表们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警探蜂拥而至，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流利的法语沉着应对，使巡捕们一无所获。大会第二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于7月31日胜利结束。会后李汉俊和董必武还受大会委托，向共产党国际写了一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