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

2010年08月10日 16:20 凤凰周刊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作者：特约撰稿员  武云溥 本文有摘编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对于当下中国发展路径有着深刻的思索，这种思索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况的研究基础上的；面对历史对现实的感召，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期待，袁伟时教授针对当下发展的深层根本课题，近期，答《凤凰周刊》问；以下是其观点全文：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然而主线很清楚：一个是儒学裂变，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应对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如外国”。这种情况下，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有好多开明的官僚、士绅，用“经世致用”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尤其是“道”不能变。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从而产生很多矛盾。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冯桂芬为代表，提出“中体西用”的纲领，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蛮夷”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高明。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师夷长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他撰写的《粤海关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国，不是顽固派。但他坚决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夷氛闻记》)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对天朝的侮辱。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阻力非常大。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鸦片战争之后，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传统的观念，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
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天朝上国”不用向“蛮夷”学习，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从制度上来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抵抗商业化——市场经济制度。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什么东西都讲仪礼、体制——那些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业化，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开始搞航运业。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纪，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其实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资、合资企业，一模一样啊！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是19世纪60年代，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他死活不批准，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也不缺经商的才华，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另一个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办得不好，亏钱的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万多人，面积相当于香港70%，人口约一半，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不具普遍意义。
<<上一页 1234下一页>>
欢迎订阅凤凰网历史电子期刊
还原历史真相，揭秘人物轶闻，尽在手机凤凰网。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南海局势引起激辩 用“预防外交”还治其人之身
新华侨报：何须热炒中国升级“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
捂地纯属资本时代的寄生虫
叶檀：捂地纯属资本时代的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