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3:14:21

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二)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凤凰周刊:一场战争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启蒙的成果。这种启蒙工作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做了,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外国有国之公会,是实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从法律,政府、议会都尊重国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这样的启蒙活动主要是由西方在华人士——大部分是传教士——来完成的,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还有他们办的很多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力也是外国传教士。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站出来大声疾呼,说中国再不变不行了。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严复,而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在努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凤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问题,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张?

袁伟时:现在史学界很多人有个共识: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慈禧太后的专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鲁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变服装啦,要改变纪年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在传统文化看来却是一个政权的命根子,康有为偏要从这里下手。另外他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不准确,居然挑动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慈禧当时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们好像惟恐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将很多官员撤掉,一下子又想将很多只懂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出路断掉,制造了大量敌人。

凤凰周刊:类似剪辫子之类,其实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思想领域的斗争里,总有些矛头要指向辫子、小脚之类?

袁伟时:这些都是激进分子的幼稚病。他们学西方文化,学现代文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到最后则变成利益驱动。现在那些提倡读经、穿汉服什么的,都很好笑。个别人是真诚的“国学”迷,但颇多搞读经和办私塾的,不是真正要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给民众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西式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的传入,使得剪辫子、穿洋装、改礼节等新面貌,逐渐出现于古老的中国人身上。这其中既有民间的好奇和自发追崇,也有很大力量来自官方的宣扬推动。为何当时的的统治阶层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改变“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否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伟时: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实用、美观,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长辫子很麻烦,但是你剪一个短头发,卫生,方便,美观。要是穿长袍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广了。公权力不应该干预公民的私事,而应该把改革的关键问题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也拼命抨击新文化运动。其实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根本不了解。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伴随思想变革,这个思想变革就是新文化运动。它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专制成分,普及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文化断裂”云云与新文化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从1911到1949,特别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么断裂?!没有思想变革,中国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