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经策论.序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
哲经策论十篇
序
这本小书，由哲学和经济学各五篇文稿组成，看起来似乎散乱了一些。但从另一角度看，则就像是散文一样，“形散而神聚”，因为有一根看不见的“主线”将它们“串”着。
传统经济学“见物不见人”，是一大缺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改此弊，专门研究生产关系，亦即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有所进步。但是由于先贤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将提高国民幸福值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加以明确，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今天，作为“‘革命后社会’重建”的一个话题，中央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新世纪开篇之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使得改以“国民幸福指数”（NHI）为综合考核各级政府的政绩指标，包括进行国际比较以及国内的地区间比较，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书的落脚点，是幸福经济学与国民幸福值的测度。然而，这个问题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涉及许多的哲学和经济学问题。
比如，就哲学而言，幸福问题肯定涉及到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人生哲学又关涉人性进化及其规律。为要认识这些规律，就涉及到哲学认识论，后者又与哲学本体论密切关联，进而追溯到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于是，整个的“哲论五篇”都牵扯进来了。
再就经济学来说，一方面，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不可能仅只涉及幸福指数，它还涉及到收入分配合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前者，在本书中，得以余之“收入均等化系数”（或称“余系数”，即“反基尼系数”、“负基尼系数”）表示；后者，则以余之“国民总财富”（GNW）来加以衡量。
另一方面，在我国现今所处的开放经济条件之下，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在经济上，必须要考虑国际贸易及货币金融体制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会使弱国愈弱、强国愈强，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则更是会将一国得之不易的财富，从看不见的管道，无形中输送给另一国，为另一国的政府及国民所享用。本书正文的”经济学策论”(五篇中的两篇)，以及附录中的几篇此前发表过和未曾发表过的文稿，所讲的就是这些问题。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贸易学说，在理论上已经通行了数百年，至今没有人指陈其非。然而实际上，这是一种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错误理论。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崛起的时候，都不是按此理论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体依在，但内容已非。为了避免本国的黄金流失，美国提出“黄金非货币化”的谬论，以掩人耳目、欺骗世人。试想，黄金如果真的不是特殊商品，而是什么“非货币化”的“普通商品”，那美国为什么不去鼓励反而却限制黄金出口呢？
事实上，黄金依然是不同寻常的“特殊商品”，是“价值一般”和“一般等价物”，是最后、最可靠的贮藏手段和终极货币。因此，可以说，美国提出的“黄金非货币化”之说，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货币非黄金化”，即以不再与黄金挂钩的现代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但也仅限于单层货币制。一旦实行货币二重化，则其“上币”仍可与黄金挂钩而保持定值，即以黄金为定值标准而稳定其币值。
货币二重化以及作为其副产品的“金价平价论”，是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出版的一本专著（《论货币二重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提出来的。但是，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则可以说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货币二重化”的雏形。秦制，以及承秦旧制的西汉前期，都曾有过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二重货币制。只是当时的双层币制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没有处理好，包括（但不限于）上币与下币的兑换关系没有理顺，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讲的货币二重化，其历史渊源是确实可以追溯到那时的。
依货币二重化理论所设计的双层货币制，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构筑，也可以在一国之内构筑。古巴的两币制，尚不能称之为“双层国币制”，但却以其“一国两币”存在的事实而为货币二重化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货币二重化的应用之妙难以尽述，比如，现在人们对于1997年起于东南亚波及到东亚、东北亚的国际货币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痛”，而货币二重化则可从根本上彻底杜绝之。这一点，不会因为双层货币制是国际性的抑或国内的而有不同。中国一旦建立起以华元为上币、人民币为下币的双层国币制，或者，亚洲如能建立起以亚元为上币而以泛亚各国、各地区现有货币为下币的双层货币制，则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就再也不会出现或威胁到我们了（详见拙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21页和132—147页）。
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货币二重化理论既然已经诞生了十多年了，并且据吹有那样大的神通，那为什么至今仍然得不到应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对我们今天的“丑陋经济学”有所批评。
不过，说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丑陋”，这话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真正丑陋的是人，即一些掌控了“学术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们丑陋，而绝不可能是经济学这个学科丑陋。我在这里只不过为了表明“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才拐弯抹角地讲经济学“丑陋”的。
如此佯说到经济学丑陋，最典型的，莫过于《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之丑陋不堪。
当然，《经济研究》是我国经济学论文包括“注释规范”在内的“学术规范”实现国际化（亦即“与国际接轨”）搞得最好的一个典型。因此之故，它在国内学术界实际上起着“领头羊”作用。但是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成了我国经济学论文最丑陋的标本。
现在，不说全部，也不说大部分，我只能说其中大量充斥着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标准化论文”，其丑陋可憎有如下述，即：
一没有个性，看不出此一文作者与彼一文作者有任何行文上可借以相区别的特点；
二没有文采，哪怕是最简单、最起码、最朴实的修辞手段也没有，或不敢使用；
三没有人本主义的思想理念，除了干巴巴的技术性语言，还是干巴巴的技术性语言；
四没有站得住脚的创新性理论；
五没有真正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对策。
其所有的，仅只是一大堆的数字，一大套的数学模型，以及一长串的公式推导。至于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竟至于简单得出奇，是些甚至连三岁小孩子都能不借助于数学模型而说得清的老生常谈的常识性道理。
在笔者的观念中，有一个思维定势，即：数学是工具，而不是灵魂；其可为奴仆，而不能为主人。记得胡寄窗先生生前曾说过，经济学说史上有许多的理论大家是数学高手，但他们却终其一生很克制地使用数学手段，不愿过多地滥用数学，更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这样，提不出理论来就只好以“玩”数字“游戏”为生！今天我国经济学之丑陋，于斯最甚！作为几十年来各类经济学期刊的读者，我发现：当年权威的《经济研究》，现在，则已经或正在变成《计量经济学学刊》或《数理经济学学刊》的代称！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造成上述学术病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余以为，这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眼睛向外，自己没有了创造理论和创新学术的能力，于是就只好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且主要是死盯着美欧经济学们家都讲了些什么，然后将其贩回到中国，自己也就因此而成为了一个个的“经济学家”。记得我1983年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位恩师曾经说过：“咱们中国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经济学家的学生。”我当时听了还半信半疑，今天想来，可真是一点也不假。看看那些“顶尖”的“海龟”牌“经济学家”，哪一个不是从美欧“进口”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批发商”？哪一个不是“买办学者”！
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那些身名显赫的“权威”学者们眼睛向内，或者“向内使劲”，向自己要成果——自己拿出像样的理论来，或者，自己实在拿不出的话，能睁眼看一看自己国内本土小人物所出的书、所发的文，就太难了。果能若此，也不至于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中国的经济学仍丑陋不堪，经济学“家”们至今仍处在“小学生”的水平啊！
有一种说法，讲的是：三流的企业出产品，二流的企业出专利，一流的企业出标准。
我认为，这话也适于学术界的情况：三流的学者出文章，二流的学者出成果，一流的学者出范式。
就国家而言，可以这么说：三流的国家，出只能出产品的企业和只能出文章的学者；二流的国家，出只能出专利的企业和只能出成果的学者；而一流的国家，则可以出能出标准的企业和能出范式的学者。
或曰：什么是范式？答案很多，大同小异，不尽一致。我本人认为，所谓“范式”，简单说就是“话语系统”，即由一系列具有特定等级关系和横向关系的概念、范畴、定理、原理所构成的有机的理论体系。
显然，为要能够出得了范式，就必须提倡和鼓励理论创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地压抑和打击理论创新。而要想出得了创新性的成果，就必须提倡和鼓励个性化的学术成果表述方式，而不是压抑和打击这样的方式。因为，只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及其个性化的表述方式，只有这样的成果和表述经过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才能形成独特和有价值的新的范式。
中国经济学的“大教授”们之所以长期充当着外国经济学家的“小学生”，其原因就在于：一直都是在人家所画的圈圈里打转转，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和范式，当然也就突破不了人家的束缚。而这又恰好与盲目崇洋和不遗余力地打压本土学者个性化的表述方式，不无干系！
今天，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介于“三流”与“二流”之间而又接近于“一流”的“半发达国家”，即终于能够既出得了产品又出得了专利，甚至偶尔也出得了标准的“世界工厂”了。
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学，也必须要尽早走出只出文章不出成果或只出成果不出范式的阶段，进入既出得了文章也出得了成果，甚至也能够出一套中国特色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的更高阶段。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出所谓“黄金非货币化”的荒诞说辞时，世人和国人都哑口无言，无人敢于出面批评。过了20年，亦即大约十年之前，笔者经过长期准备，始得以在公认的“非权威期刊”上先后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且出版了两本专著向美国人“叫板”，其中一本“博士后报告”则由我本人亲自送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北京代表处副代表（associate deputy）的手中。只可惜，由于笔者人微言轻，且孤军奋战、势单力薄，掀不动压在头上的美欧经济学“权威”巨石。而无形中帮助美国打压自己人的，恰是我国学界眼里只认外国权威和“圈内同行”的时尚和作派！
今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让货币二重化理论付诸现实，就必须首先改变国人“唯外国经济学家马首是瞻”的奴性和一味地装聋作哑，用沉默来打压本土学者的作派，以及“权威期刊”对“圈外人”无形歧视的学术潜规。据恩格斯说，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学者们曾经用了20年时间的沉默和装聋作哑来对付这部书。没想到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后学，吾辈小人物依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题外话。
本书之所以取名叫“哲经策论（十篇）”，无非是说，书中所提出的种种“策论”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对策，而是有一定的哲学底蕴的。
小时候读书，隐约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吧，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么个意思：谦虚，只有当人家赞扬你的时候，才有机会和可能表现得出来。如果人家一个劲地贬斥你、打击你，要谦虚，恐也难。即使克制着不出手还击，也只能用轻蔑的沉默来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哪有忙不跌自贬、自损和自责的余地？！我现在所遇到的，就是后面这种情况。虽然笔者已年过半百、文过半百（学术专著也“书过半十”了），且学及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哲学、历史、作曲、中西医药关系学和台湾问题研究等十多个领域，仍不能对提升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有所贡献，因此也就无从谦虚得起来。
说来可笑，几十年如一日“夹着尾巴做人”，却丝毫表现不出谦逊的美德。不知这局面何时能改变？
自己为序，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事情。因无可写者，遂东拉西扯地说了些废话。不知所以，聊以为序。
作者 2007年7月8日 于江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