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母怎么变成了“祸害”？

[导读]“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祸害”，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

■编者手记： “父母皆祸害”？代沟是一种传染每一代人的病毒。

也许三十年后，沉醉于“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们的孩子们像80后现在一般大时，看到这篇文章，将会嘲笑他们的父母居然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和英语；居然 还在看纸质书，听CD；喜欢带副蠢笨的大眼镜，欢天喜地地看一种叫3D的过时电影……

“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祸害”，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

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家是世界上最没法谅解的地方。”这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对峙。

加入“父母皆祸害”网络讨论小组之前，28岁的方馨已经向父母“宣战”了14年。“战斗”的手段包括：考上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不看新闻联播，不看春晚，不按时吃饭，不入党。最后一场大型“战役”爆发于一年半前，导火索是父母认为她该做妈妈了。

成为“父母皆祸害”小组的一员后，方馨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大逆不道”。和这个根植于文青大本营豆瓣网之内，拥有近7000名成员与一个惊悚名字的讨论小组相比，方馨与父母的“战争”就“交火”的观赏性而言，简直平庸得不值一提。

小组连组规都充斥着旗帜鲜明的战斗性：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那些击中两代人关系痛点的帖子，总会迅速引起强烈共鸣，及上百条跟帖。

与方馨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战斗”一样，这些虚拟的硝烟都是单方面的。据组内调查，该小组成员的普遍身世背景为：生于1984之后，倾向于相信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从小便开始接触网络，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威。

而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教师，最爱看CCTV，祸害，这个词对于他们而言，只用来形容过万恶的旧社会，美帝国主义，以及麻雀；极不擅长使用网络，几乎没有可能加入到这个小组，朝儿女们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父母，在他们子女眼中，却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5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分别出生、成长、思想定型于1949年以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前后两个完全断裂的30年。裂缝之间，激荡着左与右的博弈，退与进的拉锯，集体与个人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经济基础与上层社会的位移……

他们成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既亲近又最疏远的父与子、母与女。

“顺我者昌逆我者呸”

互联网新生代热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组织，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崇尚腔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父母皆祸害”小组只迎来过一名“敌军”，一位高一女生的母亲，很快被驱逐。

“父母皆祸害”出自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自杀俱乐部》，少女杰丝在姐姐出走后，与陷入神经质的母亲及任教育部长的父亲关系愈发紧张，在小结自己失败的青春期时，杰丝如是说。2006年，张坤将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并推荐至豆瓣网。

2008年1月，一名豆瓣网友邀她加入其新成立的小组，并担任小组管理员，组名就叫“父母皆祸害”。

张坤接受了任命。作为资深豆友，在上海某英文报任文化记者的她并没觉得这个小组离经叛道，她同时还在混“皮肤过敏”小组，“自取其辱”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

这些正流行于各大社交网站的小组，被公认为是互联网新生代的人际网络与生活方式，他们热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组织，或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崇尚腔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坤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一代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她来自孔子的故乡山东，家乡街道的墙上至今还反复刷新着“二十四孝”的内容，那堵墙，据说曾祖父那代起就一直竖着。“父母皆祸害”小组成立两年后，组员发展至近7000人，规模在豆瓣属中等偏上。话题每天都在更新，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如何对付父母？首页上，几篇被视为经典且指导性强的帖子长期置顶——如何高效地anti-parents（反父母）？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失败人生；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

父亲节前夕，另一个热衷玩投票的社交网站开心网做了一个关于两代人关系的调查，投票结果显示，50后一代父母最大的问题是：控制欲太强，不尊重孩子隐私。

不过，这些都是网络世界中的抱怨，一个为生于1950年代的父母所不擅长的世界。这仍然是一场不对等，并且趋向于自我封闭的“战争”。

过去两年中，“父母皆祸害”小组只迎来过一名“敌军”，一位高一女生的母亲。这名会上网的母亲发现女儿与她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特地找上门来，试图与女儿的同龄人们交流。

小组成员没有给她机会，他们驱逐了这位母亲。理由是，这儿的组员都是一群受过父母伤害的孩子，他们只想互相取暖，不需要和解。

此外，他们还驱逐所有敢于宣扬热爱父母言论的组员，他们要求组内只能存在一种声音，“反对父母”。

方馨一直在小组里潜水，在现实世界里，她从来没有以“敌方”的形象出现在父母面前，也绝不会像同龄人在网络中所呈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呸”般盛气凌人。尽管这名出生于小学教师家庭的女孩针对父母的隐秘“战争”从14岁就开始，并持续至今。

小学老师的孩子特倒霉？

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

有目击者称“父母老拿班上年级里第一名跟他们比，我经常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他们哭丧着脸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方馨从反抗父母不让熬夜看书、不让涂指甲油等鸡零狗碎的“游击战”升级至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持久战”，分水岭出现于小学高年级。

在一节教授鲁迅作品的语文课上，方馨举手向任语文老师、班主任的母亲就一处表述提出质疑，“要么是鲁迅写错了，要么是国家教委编错了！”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

坚决不认错的方馨最终受到最高处罚——在全年级面前高声朗读检讨书，重复三遍，“是我错了！”

尽管成绩从小到大一直保持优异，方馨的奇思怪想仍然让母亲时刻担心。

方馨父亲是铁路火车司机，按规定的时间睡觉，规定的时间起床，规定的速度开车。父亲性格温和、隐忍，惟一不可忍受的是，既定的生活节奏和规矩被打破。比如，方馨看书看到兴头上，总不愿按时睡觉、吃饭。

这是一对50后父母的典型面孔——

自有记忆开始，他们便接连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天灾、人祸，国家政策与生存需要使他们各自拥有众多兄弟姊妹，只有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这培养了他们对集体主义朴实而忠贞的信仰；

他们一家生活在铁路家属区，那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王国，从铁路运输法院到医院到小学、中学一应俱全，这导致他们天生对组织与单位持以高度的依赖与信任；

他们喜欢用“不三不四”来责怪方馨的非主流想法，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世界本来非黑即白，不姓“社”就姓“资”，他们从小就被告诫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脑袋，解释经济、政治、美学、新闻……

他们年少时很快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日后在80后子女面前，他们之间可以交流的话题，和路人甲乙在旅行途中相遇时的寒暄，没多大区别；

中国父母怎么变成了“祸害”？

小学老师的孩子特倒霉？ （梁伟驰/图）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已习惯于生活、就业、房子、生育统统被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好，他们也就习惯性地想为下一代安排好一切。

周瑞，武汉某名校新闻系本科生，父母均是湖北省教育系统官员，利用手中人脉，为女儿铺好从幼儿园到念研究生，甚至就业的路。他们对女儿越来越减少回家的次数，尤其对其试图脱离安排感到失望和不解。

在他们看来，对女儿的爱，就是为她的未来铺平道路；而在女儿周瑞眼中，爱即放手，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初中毕业后，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点高中，如愿以偿开始独立生活。每周，方馨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那是一种标准小学生作文体的文风，比如，“香港准备回归祖国大陆了，我和你爸爸都为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你即将迎来高考，我们都为你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到骄傲而又担心……爸妈相信你一定会长成国家的栋梁”……

在“父母祸害”小组里，父母是小学老师的豆友回忆往事，怨气难平，“卷子还是热的，我妈就把我叫去大骂一顿”，也有目击者称：“老师的孩子特别倒霉，父母老拿班上年级里第一名跟他们比，我经常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他们哭丧着脸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在他们看来，小学老师，不管是被迫无奈或主动随着教育大机器把活泼聪明的孩子教“死”，他们最深重的罪孽在于“自己被洗脑就算了，还对小学毕业N年的儿女进行持久性的无孔不入的祸害”。

这时代与那时代对峙

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作为管理员，张坤的职责是删除带人身攻击的过激帖，调节组内气氛。不过经她手的删贴不多，在她看来，这个小组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发泄。“许多人的困境高度相似。我们两代人之间，不是杰丝与她当教育部长的爸爸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她出走的姐姐与母亲之间的纠葛，”她说，“而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对峙。”

父母有他们停步的原因。毕竟掌握这个时代话语权的，仍然是与他们同龄的佼佼者。方馨、周瑞父母至今看得最多的电视节目，仍是新闻联播、春晚、黄金时段的主流电视剧；读得最多的报纸，仍是当地党报、都市报。

其所延用的腔调、风格与主流价值观，成为两个断裂时代之间最稳定、变化最小的领域。

2000年，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两年后，父母到北京看她。方馨正想着该带他们去宋庄转转，还是到东直门附近的各剧院看场话剧，母亲却要求先去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

在纪念堂的长队前，方馨陪着父母夹在一长串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中间，莫名感到一种不自在。终于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方馨发现母亲哭了。“她说，当年我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还幸福地亲眼见到他在天安门上招手。”

之后每年寒暑假回家，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爸、妈，我从学校带回几张碟，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作品，我们看电影，不看春晚了行么？”

这一烙印还表现在——

母亲像患有强迫症似的，每次非要将粘在电饭煲、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吃掉，才算松口气；

父亲像跟电有仇，会定时检查家里还开着哪些不必要的电器，每天晚上七点钟，父亲只允许客厅亮一盏台灯，在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

在方馨的“持久战”渐渐消沉下去时，22岁的江烨刚展开与父母的“战争”。2006年，江烨保送浙江大学，在认识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之后，她开始海量看书、看电影、泡豆瓣。

在豆瓣她的首页上，记录着数百本已读过的书，数百张已看过的碟，数百名豆友，近百个常去小组——当然包括“父母皆祸害”。志同道合，而非血缘关系，成为她最重要交际标准，她拥有好几名密友，彼此分享最私隐话题，即使是他们从没见过面。

父母对她大学之后远近亲疏的变化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家庭成员更重要的人了，”江烨语气中颇带自豪，“而我却偏要在家庭聚会上早退去见网友，在他们看新闻联播、春晚的时候上网。”

在就业选择上，两套逻辑有如鸡对鸭讲。最终的妥协方案是，江烨必须保证毕业后进入一个稳定的单位，最好是公务员。

“虽然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单位’这个词是在英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儿，即将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概念。”江烨说。

儿女是他们惟一的信仰

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2004年方馨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后，一度缓和的家庭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缘由是父母执意搬到北京同住，将家乡的房子卖掉，供女儿女婿提前还完房贷。“好几十万的高利贷啊，”父亲至今都不习惯讲商业贷款，“欠人家这么多钱，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对金融工具的抵触，是50后父母的生理性反应。除掌控着当下话语权、最优社会资源的同龄精英，绝大多数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还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不习惯欠人钱，不用信用卡，不敢预支未来。

眼下，他们却又纷纷承担起奋斗在一线城市，即将成家立业的子女们最头疼的立足成本——房子。开心网曾组织过一次在一线城市买房调查，80%的参与者承认，首付甚至全额支付房款，来自于父母。

在大多数情况里，50后父母，而不是他们刚出道，微薄工资还不够填厕所地缝的80后子女，成了天价房时代的“房奴”。

方馨与先生抗拒用父母的钱，对长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纠结。来北京居住不久，母亲就开始催方馨生孩子，并在做完一切可以抢到做的家务之后，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团毛线，开始为不知何年何月才会诞生的外孙织毛外套。“以前，集体主义是他们的信仰，现在，儿女成了他们惟一的信仰，”方馨说，“母亲总说，父母活着的意义，就是为子女服务。”

有更极端的“为子女服务”的故事，梁小利，生于1984，家乡偏居广东农村。大学毕业在佛山谋到一份教师工作后，在家务农的父亲却因为了给在大城市上学的女儿攒学费，长期在烈日暴晒下干体力活，被查出患上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症，晚期。

方馨最终决定要孩子，缘于计划外的怀孕，方馨父母也意外体会到女儿没入党的“好处”。大学期间皈依天主教的方馨无法接受堕胎。

这点一度成为方馨与父母之间的严重分歧。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而且，早年的教育让他们坚信，一切宗教都是唯心主义。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生产后，方馨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儿身上——托同学从香港快递奶粉，甄选婴儿早教机构，极力游说父母，还是别一次性还清房贷，将手头余钱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母亲那时就笑了，”方馨说，“说我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行施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

当妈妈的方馨每天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她也很少再去逛“父母皆祸害”小组了。“父母皆祸害”管理员张坤注意到，两年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离去。

江烨还在里面潜水，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就看着，不说话。在现实生活中，她一如既往地是父母的骄傲与精神支柱。和几乎所有组员想的一样，她这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小组，而且，她还是其中的一员。

发生在我身上的50后、80后冲突

“父母皆祸害”，也就是50后父母与80后子女冲突的话题，近来持续发酵。这个事情有几方面可说，今天我只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父亲是1951年生人，我母亲是55年生人，我是83年，标准的50后VS80后，我老家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老师，母亲是机关干部。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父母对我的主要教育是什么呢？说的不客气点，可以概括为防人术、生存术、钻营术，相信我的同龄人对此有体会，就不展开来具体说了。

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进了私企，父母仍然利用假期或者打电话的机会，嘱咐我要和领导处好关系，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非要让我带上家里的土特产，给领导送点礼品。尽管我极力辩称：在我们公司搞这一套是自毁前程，但他们仍然将信将疑，还是觉得是我不成熟不开窍——“你喜得（懂得）甚了”。

说到这里，似乎我的父母思维不那么光明正大，但其实，他们是公认的“老好人”，本质上心地善良。那么，是什么让这些“老好人”要不停的念叨这些防人术、生存术、钻营术呢？

与其说是人的问题，不如说是时代的烙印。我父母这些50年代生人，从政治背景说，经历了大小运动、尤其是文革；从工作环境说，全是“体制内”的“单位人”。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司空见惯，出现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格言，掀起过全民放卫星的说谎比赛。”（注1）单位里面，不靠能力靠关系，同事之间互相猜忌、勾心斗角更是常见。

而这样的局面，其实并不新鲜。可以说，翻开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史，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竞次（越坏越容易生存）”史。历朝历代的官僚集团中，善搞权谋者、心狠手辣者，往往才能脱颖而出；不愿遵守潜规则者、心慈手软者，经常落得脑袋搬家甚至株连九族。就连最有权势的皇上，也要时时防人，因为对臣子的不信任，重用外戚、宦官、家奴、秘书，经常搞得后者专权。这样的故事，不也在我们父母生长的那个年代频频发生吗。

专制社会尽管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但人心的实际认同，却可以从这种数量既丰、流传亦久的俗语中看出来：“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假作真时真亦假”……

直言贾祸、真事多磨；防人避险，钻营得福。这样的社会，怎不叫“老好人”也要掌握几门防人术、生存术、钻营术！并且出于对子女的呵护，从小就要不停的灌输呢？

而改革开放以后，体制外开花长叶，西风吹进国门。当80后们长大进入社会时，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的诚实信誉、正直尽责已经在一定范围内颇成主流。80后们的“管理学”和50后父辈们的“关系学”截然对立，“公司人”和“单位人”必然格格不入。

所以说，50后和80后的冲突，在某个方面讲，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烦恼。

李铁：“父母皆祸害”：80后和50后的冲突或许刚刚开始

媒体评论员 李铁

在豆瓣网上，有一个18000多名成员的小组，这个小组拥有一个惊悚的名字：“父母皆祸害”。这个小组的80后们用“祸害”来形容他们的50后父母。在子女眼中，这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小组的组规充满旗帜鲜明的战斗性：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

自古以来，家庭、亲情、孝道对于中国人来讲，都有着终极性的意义。“父母皆祸害”网络小组的言论，自然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媒体对此事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子女教育和家庭等问题上，而实际上，此事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子女教育的问题，不如说是80后和50后的社会冲突问题，而发生在家庭里的冲突，仅仅是两代人、两个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中的冰山一角。

虽说 “五四”以来几代人都有过“弑父”的冲动和经历，代沟问题在各个代际中都会存在，但80后和50后的冲突，却注定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广泛和激烈。

不管是在价值观、对游戏规则的理解，还是现实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发展机会等问题上，80后和50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发生在家庭里的冲突主要反映的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而在价值观的冲突之外，更尖锐更难以调和的冲突或许正在家庭之外展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正常人的一生，大都是循着家庭、学校、求职、成家等这样通常的轨迹成长着，但是绝大多数50后，他们脱离了正常的成长轨迹，经受了极大的波折，就像是灾难的幸存者。他们中的多数一生命运相当坎坷：出生不久就遇到饥荒，刚上学就遇到“文革”停课，还没长大就下乡劳动，好不容易在上世纪80年代进城参加了工作，但是很多人却在90年代下了岗。

由于经历了太多信仰破灭和信仰玩弄，孩子最后成了他们唯一真实的信仰。这些父母几乎把所有的物质和爱都放在孩子身上，倾其所有资源为80后的独生子女打造了一个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的梦，甚至连贪污腐败都多数是为了孩子。而如今，子女们却称他们为“祸害”，这实在是太可怜了。

然而，可怜并不等于正确。有人这样定义“错误”：“错误”就是没有任何一方成为赢家。这些50后父母未必是祸害，祸害的可能是他们错误的观念，而这些祸害的观念，是由特定的祸害时代造就的。

我们听到过太多赞美50后的言论，赞美他们在坎坷中的坚韧，赞美他们的乐观和顽强。在经历了山呼海啸、山崩地裂后活下来的人，他们的心理与众不同。他们因此而不同，但也可能因此而丑陋。更何况，在那些浩劫之中，他们有些还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价值观上，他们是真正的由纯狼奶喂养大的一代。在他们刚懂事的时候，社会在赤裸裸地宣扬丛林法则，只有敌我而无是非，只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管是赢家还是输家，他们都缺少渴望公正的意识。

至于说谎，在那个年代，对个体来说并不陌生。那个时代作伪、造假、两面三刀的本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至于这一代人的知识素养，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头顶着各种显赫的学术头衔，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知识素养相对较弱的一代。比起1949年前的老先生们，他们鲜有家学渊源，比起他们的后辈，又缺乏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

在他们需要基础知识训练的年代，学校里除了生产劳动就是政治运动，与学术有关的，只有骂街似的“学术批判”。除了极少数自学成才的特例，50后一代人知识上有着先天不足，尽管他们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但知识训练上的残疾却永远难以弥补。

尽管带着知识训练上的先天残疾，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在各个行业占据了核心位置。这显然得益于“文革”之后人才的青黄不接。

50后与子女的必然冲突

50后生长在一个常被扭曲的时代，他们特定的人格和价值观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开始显得不太适应。当他们的子女在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时代长大之后，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

在“父母皆祸害”网络小组里面，一个常见的对父母的抱怨就是“他们很虚伪”。对于在“文革”中开始懂事的50后一代人来说，虽然他们内心里难有坚定的信仰，但还是将一些理想口号喊得震天响，而且特别认真。这种行为甚至成了一种习惯，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一本正经。

“父母皆祸害”网络小组里的方馨的故事很生动：初中毕业后，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点高中，如愿以偿开始独立生活。每周，方馨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那是一种标准小学生作文的文风，比如，“香港准备回归祖国大陆了，我和你爸爸都为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你即将迎来高考，我们都为你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到骄傲而又担心……爸妈相信你一定会长成国家的栋梁”……

这种虚伪，对于人人能使用英文和网络的80后们，已经不具备欺骗效应，子女们对于父母的这种表述，除了反感，就是嘲笑。

冲突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父母的专制。50后对子女的干预和操控几乎是几代人中最多的，这和50后一代人残酷的生存经历有关。

50后一生特别坎坷，他们亲眼看到了太多的弱肉强食，对人生的路径选择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多元的生活选择，如果不拼命往上爬，想活好一点都难。

我们经常看到国外的一些事业成功的父母，子女不愿意读大学，甚至想一辈子做货车司机，父母也欣然接受，因为只要子女快乐就行，况且，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快乐和尊严，人生的选择可以是多元的。

但在经历了“文革”等残酷时代的中国50后父母看来，人生就是一场场决斗，失败者没有任何尊严。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失败者，他们决定从小就要用心栽培，甚至进行魔鬼训练。子女成长中的每一步，他们都企图去操控和干预。想想前段时间的新闻，我们很难想象，父母竟然能容忍网瘾治疗机构的肉体施虐方式，这是何种的“父母之爱”？

我想要回我的房子和女人

80后与50后的冲突，在家庭中体现的主要还是价值观的冲突。然而这很可能仅仅是两代人冲突的一个开始，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群体，甚至两个阶层，80后与50后在价值观和社会分配诸多领域都将可能爆发冲突。

50后的很多幸运儿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成功上位了，因为经过了多年浩劫，人才严重断档，很多50后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才青黄不接的历史机遇。之后的改革开放给这些年轻的掌权者们提供了无数黄金机会，让他们一步步迈向成功。

历史机遇慷慨地向一部分50后的幸运儿开放了，然而在他们成功上位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却逐渐向其他人关闭了机遇的大门。

垄断，这个词被越来越多地提起，社会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这部分掌握权力资源的人。一个垄断和封闭的体系，造成了赢者通吃、输者什么都没得吃的局面。而在这些赢者之中，80年代在权力体系中上位的50后们，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当80后们念完大学出来工作的时候，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寥寥无几，50后们几乎拥有一切。尽管在知识和眼界上，50后在遭遇80后的时候是溃败无遗的，但80后并不能像30年前的50后们那样得到机会，因为机会只对已经成功的人开放。

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发展机会又被相对垄断的格局之下，除了少数富二代，80后举步维艰。一群80后这样感叹，我们的校花都在同学爸爸的床上。我们工作一辈子，难道就是为了买一套他们卖给我们的房子。

这就是80后和50后的真正冲突：我想要回我的房子和女人。

77、78、79这三届是恢复高考后的最初三届大学生，也是如今50后精英的中坚力量，对于“新三届”，顾则徐先生自己是这样评价的：

十年砍柴：“父母皆祸害”是如何炼成的？

十年砍柴 知名网友

上周《南方周末》以很大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目惊悚的报道：《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父母皆祸害”？ 》，报道缘起于豆瓣的一个名为“父母皆祸害”的小组。

小组成员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将父母形容为“祸害”实在是不可思议。其实，这样的年轻人多数并非忤逆不孝的冷血动物，而是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话语表达自己对陈旧的教育制度、压抑的家庭环境和思想保守的父母一种反抗而已。比起90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父母的“反叛”根本算不了什么。

以“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是“反封建”、“民主、科学”的大旗。而“反封建”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抗封建家庭制度以及这一制度的核心：父权。“审父”成为那一时期许多新文学作品一种重要的主题。巴金的《家》不知引起了多少年轻人的共鸣。而巴金在成都读书的老师吴虞，更是反抗“父权”家庭制度的急先锋，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源头、祸根，必须彻底给打倒、推翻。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和其父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日记里称其父亲，一口一个“老魔”，其父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那可比“父母皆祸害”过份多了。

可这样一个“反封建”的老英雄，不免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传统路径。他总想控制自己女儿的生活，包括婚姻，和女儿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世上做子女的，心路历程不同程度上和吴虞相似，只是没有吴虞与父亲、女儿的冲突那样剧烈。青春期的儿女，多半是不满父母的保守、陈旧，可自己为人父母后，又会让子女觉得自己不开明甚至讨厌。《南方周末》报道中一位“父母皆祸害”的骨干成员方馨，在女儿出生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在女儿身上，她那位曾让她讨厌管得太多的母亲说她，“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行施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可见太阳底下无新事，吴虞的故事总在一代代重演。

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不能像英、美、加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给子女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天性得到释放，快快乐乐地成长呢？难道中国的父母天生就是“虐待狂”？

深究其原因，除了要看到中国人口多，竞争激烈这一客观因素外，还要看到中国从满清皇帝逊位至今快100年了，但一种公平竞争、法制健全、私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教育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宏观制度最为精确的体现。父母往往为了儿女的未来，不得不让子女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社会种种并不公平和人道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这就容易违背儿女的天性，由爱带来恨。

“父母皆祸害”小组成员的父母最具代表性。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医院的大夫、小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基层管理者……这些人既不能像那些大富大贵的有权者和有钱者那样，掌握着充分的资源，可以让子女超越现行体制的种种限制，甚至一步到位把他们送出国；又不像那些可怜的农民和下岗工人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给子女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人脉关系。而这些处在中间层的父母看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也熟悉种种潜规则。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子女做扑火的飞蛾那样去反抗种种欠公平的制度，只能让子女去适应。比如他们知道所谓的“素质教育”当不得真，子女稍稍松懈就会在升学考试中残酷地被淘汰；他们知道让子女大学时入党，会对毕业时找工作大有用处；他们知道使桀骜不驯的子女变得性格温顺乖巧，去职场后会更受领导的欣赏……在这一切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哪个父母敢让儿女“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位因女儿出生和母亲矛盾化解的方馨，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为什么要托同学从香港快递奶粉？因为她不愿意自己女儿受到三聚氰胺奶粉的伤害；为什么她想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因为她深深体会到中国教育的不均衡，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城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彼此教学质量可能有天壤之别。

人常说，不养子女不知父母苦。也可以说，不养子女不能理解父母的无奈。看上去是“祸害”的父母，让子女去穿一双双强势者制作的、极不舒服的“鞋子”，那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