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母怎么变成了“祸害”？

■编者手记： “父母皆祸害”？代沟是一种传染每一代人的病毒。

也许三十年后，沉醉于“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们的孩子们像80后现在一般大时，看到这篇文章，将会嘲笑他们的父母居然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和英语；居然 还在看纸质书，听CD；喜欢带副蠢笨的大眼镜，欢天喜地地看一种叫3D的过时电影……

“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祸害”，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

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家是世界上最没法谅解的地方。”这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对峙。

加入“父母皆祸害”网络讨论小组之前，28岁的方馨已经向父母“宣战”了14年。“战斗”的手段包括：考上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不看新闻联播，不看春晚，不按时吃饭，不入党。最后一场大型“战役”爆发于一年半前，导火索是父母认为她该做妈妈了。

成为“父母皆祸害”小组的一员后，方馨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大逆不道”。和这个根植于文青大本营豆瓣网之内，拥有近7000名成员与一个惊悚名字的讨论小组相比，方馨与父母的“战争”就“交火”的观赏性而言，简直平庸得不值一提。

小组连组规都充斥着旗帜鲜明的战斗性：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那些击中两代人关系痛点的帖子，总会迅速引起强烈共鸣，及上百条跟帖。

与方馨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战斗”一样，这些虚拟的硝烟都是单方面的。据组内调查，该小组成员的普遍身世背景为：生于1984之后，倾向于相信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从小便开始接触网络，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威。

而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教师，最爱看CCTV，祸害，这个词对于他们而言，只用来形容过万恶的旧社会，美帝国主义，以及麻雀；极不擅长使用网络，几乎没有可能加入到这个小组，朝儿女们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父母，在他们子女眼中，却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5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分别出生、成长、思想定型于1949年以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前后两个完全断裂的30年。裂缝之间，激荡着左与右的博弈，退与进的拉锯，集体与个人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经济基础与上层社会的位移……

他们成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既亲近又最疏远的父与子、母与女。

“顺我者昌逆我者呸”

互联网新生代热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组织，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崇尚腔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父母皆祸害”小组只迎来过一名“敌军”，一位高一女生的母亲，很快被驱逐。

“父母皆祸害”出自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自杀俱乐部》，少女杰丝在姐姐出走后，与陷入神经质的母亲及任教育部长的父亲关系愈发紧张，在小结自己失败的青春期时，杰丝如是说。2006年，张坤将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并推荐至豆瓣网。

2008年1月，一名豆瓣网友邀她加入其新成立的小组，并担任小组管理员，组名就叫“父母皆祸害”。

张坤接受了任命。作为资深豆友，在上海某英文报任文化记者的她并没觉得这个小组离经叛道，她同时还在混“皮肤过敏”小组，“自取其辱”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

这些正流行于各大社交网站的小组，被公认为是互联网新生代的人际网络与生活方式，他们热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组织，或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崇尚腔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坤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一代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她来自孔子的故乡山东，家乡街道的墙上至今还反复刷新着“二十四孝”的内容，那堵墙，据说曾祖父那代起就一直竖着。“父母皆祸害”小组成立两年后，组员发展至近7000人，规模在豆瓣属中等偏上。话题每天都在更新，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如何对付父母？首页上，几篇被视为经典且指导性强的帖子长期置顶——如何高效地anti-parents（反父母）？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失败人生；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

父亲节前夕，另一个热衷玩投票的社交网站开心网做了一个关于两代人关系的调查，投票结果显示，50后一代父母最大的问题是：控制欲太强，不尊重孩子隐私。

不过，这些都是网络世界中的抱怨，一个为生于1950年代的父母所不擅长的世界。这仍然是一场不对等，并且趋向于自我封闭的“战争”。

过去两年中，“父母皆祸害”小组只迎来过一名“敌军”，一位高一女生的母亲。这名会上网的母亲发现女儿与她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特地找上门来，试图与女儿的同龄人们交流。

小组成员没有给她机会，他们驱逐了这位母亲。理由是，这儿的组员都是一群受过父母伤害的孩子，他们只想互相取暖，不需要和解。

此外，他们还驱逐所有敢于宣扬热爱父母言论的组员，他们要求组内只能存在一种声音，“反对父母”。

方馨一直在小组里潜水，在现实世界里，她从来没有以“敌方”的形象出现在父母面前，也绝不会像同龄人在网络中所呈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呸”般盛气凌人。尽管这名出生于小学教师家庭的女孩针对父母的隐秘“战争”从14岁就开始，并持续至今。

小学老师的孩子特倒霉？

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

有目击者称“父母老拿班上年级里第一名跟他们比，我经常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他们哭丧着脸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方馨从反抗父母不让熬夜看书、不让涂指甲油等鸡零狗碎的“游击战”升级至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持久战”，分水岭出现于小学高年级。

在一节教授鲁迅作品的语文课上，方馨举手向任语文老师、班主任的母亲就一处表述提出质疑，“要么是鲁迅写错了，要么是国家教委编错了！”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

坚决不认错的方馨最终受到最高处罚——在全年级面前高声朗读检讨书，重复三遍，“是我错了！”

尽管成绩从小到大一直保持优异，方馨的奇思怪想仍然让母亲时刻担心。

方馨父亲是铁路火车司机，按规定的时间睡觉，规定的时间起床，规定的速度开车。父亲性格温和、隐忍，惟一不可忍受的是，既定的生活节奏和规矩被打破。比如，方馨看书看到兴头上，总不愿按时睡觉、吃饭。

这是一对50后父母的典型面孔——

自有记忆开始，他们便接连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天灾、人祸，国家政策与生存需要使他们各自拥有众多兄弟姊妹，只有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这培养了他们对集体主义朴实而忠贞的信仰；

他们一家生活在铁路家属区，那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王国，从铁路运输法院到医院到小学、中学一应俱全，这导致他们天生对组织与单位持以高度的依赖与信任；

他们喜欢用“不三不四”来责怪方馨的非主流想法，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世界本来非黑即白，不姓“社”就姓“资”，他们从小就被告诫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脑袋，解释经济、政治、美学、新闻……

小学老师的孩子特倒霉？ （梁伟驰/图）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已习惯于生活、就业、房子、生育统统被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好，他们也就习惯性地想为下一代安排好一切。

周瑞，武汉某名校新闻系本科生，父母均是湖北省教育系统官员，利用手中人脉，为女儿铺好从幼儿园到念研究生，甚至就业的路。他们对女儿越来越减少回家的次数，尤其对其试图脱离安排感到失望和不解。

在他们看来，对女儿的爱，就是为她的未来铺平道路；而在女儿周瑞眼中，爱即放手，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初中毕业后，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点高中，如愿以偿开始独立生活。每周，方馨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那是一种标准小学生作文体的文风，比如，“香港准备回归祖国大陆了，我和你爸爸都为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你即将迎来高考，我们都为你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到骄傲而又担心……爸妈相信你一定会长成国家的栋梁”……

在“父母祸害”小组里，父母是小学老师的豆友回忆往事，怨气难平，“卷子还是热的，我妈就把我叫去大骂一顿”，也有目击者称：“老师的孩子特别倒霉，父母老拿班上年级里第一名跟他们比，我经常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他们哭丧着脸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在他们看来，小学老师，不管是被迫无奈或主动随着教育大机器把活泼聪明的孩子教“死”，他们最深重的罪孽在于“自己被洗脑就算了，还对小学毕业N年的儿女进行持久性的无孔不入的祸害”。

这时代与那时代对峙

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作为管理员，张坤的职责是删除带人身攻击的过激帖，调节组内气氛。不过经她手的删贴不多，在她看来，这个小组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发泄。“许多人的困境高度相似。我们两代人之间，不是杰丝与她当教育部长的爸爸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她出走的姐姐与母亲之间的纠葛，”她说，“而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对峙。”

父母有他们停步的原因。毕竟掌握这个时代话语权的，仍然是与他们同龄的佼佼者。方馨、周瑞父母至今看得最多的电视节目，仍是新闻联播、春晚、黄金时段的主流电视剧；读得最多的报纸，仍是当地党报、都市报。

其所延用的腔调、风格与主流价值观，成为两个断裂时代之间最稳定、变化最小的领域。

2000年，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两年后，父母到北京看她。方馨正想着该带他们去宋庄转转，还是到东直门附近的各剧院看场话剧，母亲却要求先去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

在纪念堂的长队前，方馨陪着父母夹在一长串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中间，莫名感到一种不自在。终于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方馨发现母亲哭了。“她说，当年我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还幸福地亲眼见到他在天安门上招手。”

之后每年寒暑假回家，每到新闻联播和春晚时间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边，尽可能自然地对父母进行“思想启蒙”——

“爸、妈，我从学校带回几张碟，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作品，我们看电影，不看春晚了行么？”

这一烙印还表现在——

母亲像患有强迫症似的，每次非要将粘在电饭煲、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吃掉，才算松口气；

父亲像跟电有仇，会定时检查家里还开着哪些不必要的电器，每天晚上七点钟，父亲只允许客厅亮一盏台灯，在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

在方馨的“持久战”渐渐消沉下去时，22岁的江烨刚展开与父母的“战争”。2006年，江烨保送浙江大学，在认识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之后，她开始海量看书、看电影、泡豆瓣。

在豆瓣她的首页上，记录着数百本已读过的书，数百张已看过的碟，数百名豆友，近百个常去小组——当然包括“父母皆祸害”。志同道合，而非血缘关系，成为她最重要交际标准，她拥有好几名密友，彼此分享最私隐话题，即使是他们从没见过面。

父母对她大学之后远近亲疏的变化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家庭成员更重要的人了，”江烨语气中颇带自豪，“而我却偏要在家庭聚会上早退去见网友，在他们看新闻联播、春晚的时候上网。”

在就业选择上，两套逻辑有如鸡对鸭讲。最终的妥协方案是，江烨必须保证毕业后进入一个稳定的单位，最好是公务员。

“虽然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单位’这个词是在英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儿，即将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概念。”江烨说。

儿女是他们惟一的信仰

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2004年方馨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后，一度缓和的家庭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缘由是父母执意搬到北京同住，将家乡的房子卖掉，供女儿女婿提前还完房贷。“好几十万的高利贷啊，”父亲至今都不习惯讲商业贷款，“欠人家这么多钱，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对金融工具的抵触，是50后父母的生理性反应。除掌控着当下话语权、最优社会资源的同龄精英，绝大多数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还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不习惯欠人钱，不用信用卡，不敢预支未来。

眼下，他们却又纷纷承担起奋斗在一线城市，即将成家立业的子女们最头疼的立足成本——房子。开心网曾组织过一次在一线城市买房调查，80%的参与者承认，首付甚至全额支付房款，来自于父母。

在大多数情况里，50后父母，而不是他们刚出道，微薄工资还不够填厕所地缝的80后子女，成了天价房时代的“房奴”。

方馨与先生抗拒用父母的钱，对长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纠结。来北京居住不久，母亲就开始催方馨生孩子，并在做完一切可以抢到做的家务之后，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团毛线，开始为不知何年何月才会诞生的外孙织毛外套。“以前，集体主义是他们的信仰，现在，儿女成了他们惟一的信仰，”方馨说，“母亲总说，父母活着的意义，就是为子女服务。”

有更极端的“为子女服务”的故事，梁小利，生于1984，家乡偏居广东农村。大学毕业在佛山谋到一份教师工作后，在家务农的父亲却因为了给在大城市上学的女儿攒学费，长期在烈日暴晒下干体力活，被查出患上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症，晚期。

方馨最终决定要孩子，缘于计划外的怀孕，方馨父母也意外体会到女儿没入党的“好处”。大学期间皈依天主教的方馨无法接受堕胎。

这点一度成为方馨与父母之间的严重分歧。方馨认为，宗教能让她内心平静，从容面对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来，“信上帝有什么用？”而且，早年的教育让他们坚信，一切宗教都是唯心主义。

如今，“矛盾就这么轻易地被一团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生产后，方馨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儿身上——托同学从香港快递奶粉，甄选婴儿早教机构，极力游说父母，还是别一次性还清房贷，将手头余钱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母亲那时就笑了，”方馨说，“说我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行施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

当妈妈的方馨每天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她也很少再去逛“父母皆祸害”小组了。“父母皆祸害”管理员张坤注意到，两年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离去。

江烨还在里面潜水，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就看着，不说话。在现实生活中，她一如既往地是父母的骄傲与精神支柱。和几乎所有组员想的一样，她这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小组，而且，她还是其中的一员。

(应采访者要求，方馨、江烨为化名)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