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树:玛丽和我

玛丽和我

(一)

桦树

  我是在出国热潮前出的国，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准备充足，心血澎湃。诚实地说，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问自己出国干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荷里活。

         人就是活个年轻，虽然一无所有，却不乏勇气，年轻时的我，“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为了个单纯的梦，就会舍弃一切，还舍得那么彻底。然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不成熟则受惩罚，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比空中小姐还少，于是想哭，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蓝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干净，但是，我孑然一身提着行李站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口袋里还没有银子，感觉冷飕飕的。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路无话，她把我送到UCLA国际学生办公室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开学两个星期后，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但是……，后面的话没说完，就挂断了。

        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他们家很小，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用书架隔开。女主人姓杨，是UCLA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先生姓许，电机博士，已经在公司上班。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却待我这个“共匪国”来的人极好，这恩情此生难忘。那天晚上，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见是一座不大的三层小楼，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和崽儿住的那个Gusts House 在同一条街，往南走5分钟的路，此楼去年被拆掉）。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上到二层，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206室。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门口时，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里有两张床，两个书桌，两个书架，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各式各样奇怪的书，纸片，脏衣服，鞋子袜子满地都是，简直走不进去，没有下脚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着脸独自微笑，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上面却没有字。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时而停下来沉思，时而皱眉，我马上意识到，她是一个瞎子。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气也不敢大喘，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闭着的，略显空瘪，似乎没有眼球，却有长长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许先生转过脸，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就温和地用中文说：“还是回我们家住吧”，我摇了摇头。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双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样凝住神，微侧着脸，显出美丽的轮廓。

        “嗨，我叫玛丽”，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嗨”，我迟疑地，“我叫桦树，很高兴认识你”。

        她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我什么也没听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说她说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在哪个系，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我的英文不好，只会说一点点，听不懂你的话”。

        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笑得眉飞色舞，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听不懂也答不了。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箱子拖进来，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问我：“你确定住这里吗？”

        我轻轻地点了下儿头。

        “你们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和哑巴，怎么办啊？”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然后说：“那我先走了。”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空气变得尴尬，她说一大串话，我只能重复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终于放弃了，眉头皱得很紧，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我坐在床边，心里虚弱无助，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只见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抬到胸口那么高，空然摸索，随后移动脚步。她朝我挪过来了，越走越近，双手摸来摸去，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我躲闪着，吓得闭上眼睛，小声呼叫“玛丽”！

        “啊”，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I’m sorry”，声音细细的。 

         关灯 睡觉了，我没敢开箱换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我心里有点儿怕，怕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凌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角落，只见玛丽身穿睡衣，蓬头乱发，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地双脚一起随节奏上下蹦落。我惊恐地睁大双眼，茫然无措。好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问：“玛丽，你在干嘛？”

        “锻炼”，她气喘吁吁，“跳舞，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她认真地说。

玛丽与我 (二)

我们文革中长大出生的人，虽然受的教育远不如日后众多的天才少年们多，常常被讥笑为孤陋寡闻的弱智老帮菜，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深刻地懂得地球不围绕着自己转，懂得在艰难面前自杀的是懦夫，懂得改变命运要靠自身而非怨天尤人，尖酸仇恨。我缩在小床的角落里，看着像神经病一样乱蹦的玛丽，即刻意识到我和她之间不仅仅是瞎子和聋子哑巴的关系，更严肃的还有文化震惊的隔阂，而需要被打碎重捏的泥人，不是她却是我自己，别无选择。

开始的几天，她和我都体会了巨大的挫折感，彼此忍耐着，深深浅浅地相互试探着：我每天怯生生地向她问好，一旦看见她扬颚凝神的姿势，呼吸就不由自主地凭住，本能地想逃跑；而她总是两只脚交替地把身体的重心换来换去，像个不倒翁似地左右摇晃，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东西，一边若有所思。

出国时我带了两本字典，一本是硬板黑皮的英汉词典，一本是棕皮的汉英词典，都像砖头一样厚，从那时起，这两本字典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手。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因为她是盲人，所以打手势没用，我一边请求她说得慢点儿，一边飞快地翻着词典，迅速将重要词汇写在小纸片上，手上，桌上，床单上或任何可写的的地方……，直到把我的字典翻烂，内页一片片地掉下来，又用透明胶条粘回去。再后来，双方的心有了灵犀，只说一个单词，彼此就懂得意思。

我最先熟悉的词汇是关于所有的美国食物，因为牵着玛丽到餐厅，她告诉我吃什么，我就给她盛到盘子里。当时玛丽周围有一批经常帮助她的朋友，大家都同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饭，自然而然，我也成为他们的好友。我记忆最深的是澳洲来的男学生山姆，6尺3寸，又高又胖，长着一对儿像妈妈似的温和大眼睛，说英语有极浓重的澳洲口音，玛丽说她有时都听不懂；另外还有个残疾人布莱恩，他除了有一个大脑袋以外，身体基本没有发育完全，双腿像两岁的幼儿一样细小，不能站立，左手是个拳头，右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照顾他的学生叫瑞克，学西伯莱语的，每天把他像小孩子一样地抱来抱去。布莱恩懂9门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流利到令人乍舌，是比较文学的博士候选人，我每次和他交谈，看着他眼睛里忽闪忽闪冒出的奇异光彩，就觉得好像懂得了睿智这个词的定义，也想起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布莱恩每次见到我，就期待地要求拥抱，我这人不喜欢抱来抱去，后来理解了残疾人非常需要被抱，需要身体的接触，从而感到慰籍和安全感，玛丽也有同样的毛病。布莱恩拿到博士学位后在蓝登工作，他是我眼中的天才。

那时在UCLA研究生宿舍住的国内留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两人，一个叫王诗宬，北大来的，数学系博士生，和我坐同班飞机到美国；另一位是上海人，电机系的唐昌年，相貌堂堂，气质极为出众，一看就是上海的世家子弟。我和王诗宬关系很好，每次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默默地吃饭，我就会把玛丽先安顿好，然后端着盘子坐在他的对面，用中文闲聊，觉得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了下来。现实中我较少言，一般是他说我听，王诗宬是个极有意思的人，最喜谈深奥的哲学问题，神态专注执着，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后来他回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吃饭时我是专注不了的，手里虽然用叉子卷着意大利面条，抬起头来看着他微笑，但心里却满是焦虑，不知如何应付种种棘手的难题。

玛丽是法律系的研究生，异常聪慧，但相当的单纯，想必因为失明，看不见人世间的险恶。渐渐我们熟了，她特别好奇我家的事情，一遍遍地让我讲，问极细致的问题，津津有味地听，一点不烦我蹩脚的英文。有一天，我也小心翼翼地问她为何会天生失明？父母是近亲吗？她咯咯地笑，说父母相识前在同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分别住在美国的东西部，有一次都去德州达拉斯开会，双方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闪电结婚并生下了她，哪知她是个看不见的婴孩。父母的伤痛无与伦比，决定再生一个看得见的，于是又生下弟弟，居然是个哑巴。父亲做工程师养活不了两个残疾儿，决定辞掉工作，开了一家潘涌那样的烈酒店。玛丽轻描淡写地说，我却听得张开了嘴，心惊肉跳。

很快我就见到了玛丽的父母，看起来都是精明干练的美国白人，他们从不一起来。玛丽的爸爸高大随和，有个大啤酒肚子；她妈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相当礼貌，问东问西，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她内心有点儿冷漠。一个周末的早晨，玛丽妈妈来接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粉色沙的半旧长裙让玛丽穿上。裙子穿在玛丽身上显得瘦小寒碜，紧绷着胸部，泡泡短袖口掐在丰硕的胳膊上鼓起了肥肉，看着可笑，我问为什么要穿？玛丽说她今天要在教堂独唱。玛丽妈妈似乎无意识衣不合体，只是不耐烦地催促，我突然心里有点悲凉，幸亏玛丽看不见自己。

总体来讲玛丽是个快乐的女孩，常常开怀大笑，我每次都特别羡慕，从我幼年起，就不曾记得自己这样快乐地大笑过，一次都没有。我的心底深处永远压着一块悲伤的石头，掀也掀不起，可能是我没有信仰，时时觉得自己像一片无着无落飘零的树叶，随风飘到天尽头，却不知身栖何处。而玛丽不同，她笃信上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要有了麻烦事儿，她就马上丢给神父，就像小女孩把脏衣服随便一丢，让妈妈去洗，自己又高高兴兴地玩去了。

玛丽与我（四）

时光如梭，转眼来美国就遇到了第一个节日：感恩节。学校放假好几天，宿舍不开火没饭吃，玛丽和学生们都回家过节了。剩下我一人，无处可去，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关上门蒙头大睡，昏睡了两天，分不清昼夜，直到梦见肚子太饿才醒来。

这是来美国后睡的第一个饱觉，起床洗了个热水澡，用茶杯泡了包方便面，三两口吃完，顿时心境大好，阴霾一扫而光，也恢复了冷静。于是拿出纸笔写家书：“爸爸妈妈，我很好，宿舍餐厅每天吃牛肉，所以女儿现在体壮如牛，不必担心；学校里比公园还美丽，我读完书很快就回去”。后来我回国探望父母，有一次翻抽屉，无意中发现了我写的信，妈妈把它们全部用猴皮筋捆住，厚厚的一大叠，我一封封地拆开来读，发现每封信都大同小异，车轱辘话来回写，什么我一切都好之类的，其实我何时好过？每天都是步履维艰，打落的牙齿咽自己肚里，跟谁也没说。

那天忙完手头的功课和杂物，终于有时间收拾猪窝一样的屋子。 我这人有个弱点，爱干净，整洁才能使我思想集中；遇脏乱油腻恶心，我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我不善于攒钱烧菜，但很会打扫房间，犄角旮旯也一尘不染。你们很难想象当时我和玛丽的房间有多脏，不仅脏而且乱，乱得晕天黑地。那天我剪了一条国内带来的棉毛裤当抹布，反正在温暖的洛杉矶也穿不着，屋子各处我一遍一遍地擦，窗台上的灰尘，玛丽书桌上的层层咖啡食物痕迹都结成了硬痂；我把床整整齐齐地铺好，枕头拍打松软，碎纸扔进来垃圾袋，脏衣服丢到洗衣篮，然后就是整理书架和躺在遍地玛丽的书。这些书可真沉，就像那种大厚的电话簿，整天抱着真不容易。我把每本书加了张小纸条做记号，然后合上，一本本靠着书架旁边摞起。不知忙活了多久，腰酸背痛，总算清理完毕。我打开窗，让风吹进，采了一枝长长杆子的天堂鸟插入杯中，看着不成比例，好笑却也别致。

傍晚，我戴上围巾，独自在喧闹的Westwood漫无边际地走，看真人装假人一动不动，眼睛不眨也不笑，任凭行人装鬼脸来回地逗，我却在一旁边忍不住笑了，想想，人家那是定力。不买东西，闲逛橱窗，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口，看见人们排着长龙，我才知道昨晚有新片上映。好莱坞的电影一般都在Westwood的几家影院首映，那时电影票价5美元，新片6美元，我不舍得买票，就驻足仔细看那一张张的电影海报。突然一阵恍惚掠过，几个月前在北京看《空谷芳草》和《雨中曲》时还在幻想有一天要去好莱坞，而现在这幻想居然就成了真实。不过……，怎么说呢，觉得有点儿遗憾，这真实好像也没什么，就像远远地看见一只美丽的白蝴蝶在飞舞，拼命地跑了去追，好不容易抓到手中，打开一看，竟是张白纸片。我从小就爱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乐了，快乐其实好简单，想起今晚睡在干净的寝室就快乐。

第二天下午，玛丽回来了。

“桦树”，一进门她就高兴地叫我，手中还拿了个玻璃瓶子，里面插朵玫瑰。她摸摸索索地拄着白棍子往里走，一边把花递给我：“我家后院摘的”。

我转身把瓶子放到书架上，回过头却看见玛丽神色有变。

她抿住嘴，把棍子一丢，就到处乱摸了起来。她摸得很急切也很仔细，脸色越来越怪异，我吃惊地看着她，轻声叫着：“玛丽，你没事吧？”

“啊……”她突然像狮子一样地爆发，声音之大，吓了我一大跳，我赶紧去关门，生怕别人听到以为出了事。 这时又听“哗啦”一声，回头一看，玛丽把书架上薄薄的花瓶打翻在地，玻璃碴子碎得到处都是，里面的水流出浸湿了地毯。我赶紧说玛丽别动，小心扎脚，她就像没听见，继续大声地跳着脚叫，满面通红。隔壁的戴安娜闻声咚咚跑进来，连问怎么了？玛丽委屈地说话似炒蹦豆，中间夹杂粗话和哭腔，我这才听明白，原来我收拾了房间，她就找不到东西了。戴安娜和我面面相觑，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我犯错了。

“对不起，玛丽”，“真对不起”，我过去试图抓住她。她使劲摔开我的手，激动地叽里呱啦喘着气地喊叫。

这时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连楼下的山姆也来了。我拿起垃圾桶清理了地上的玻璃碎片，为了让别人方便安抚玛丽的情绪，就走出了房间，背靠墙坐在走廊的地上。一位台湾姓华的女学生向我走过来，同情地说：“明年抓阄时，你可以申请换室友”，我沉默无语。

我坐在那儿想，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是不是太自私了？还是太不了解盲人。听见屋里七嘴八舌的劝说声，我决定去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晚上9点关门，我实在不想回宿舍，可也没辙。上楼走到门口，犹豫了几秒钟，我硬着头皮拧开房门。只见玛丽坐在床边，地上又东倒西歪地铺满了无字的大黄书。

玛丽听见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桦树，”

她两手交叉，拧来拧去。

然后，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 神情扭扭地就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女孩。

我不相信地看着她，这人的性格可真是多面呀！

她又说：“你原谅我的大吵大闹吧”。

“是我的错，不过不是有意的”。我说。

她张开双臂：“你能抱我一下吗？”

唉呀，又要抱，我一下子就没了脾气，想笑。

我真不爱抱，但还是走了过去。我个子算高吧，可玛丽比我还高很多，她抱住我左右地摇晃，我说：“没想到你真比母老虎还凶”。

她咯咯咯咯地笑，笑得身子软软地抖，我感觉就像抱着个鸭绒大枕头。

玛丽与我（五）
转眼期末考试就到，看看左右同学们苍白无表情的脸，我也开始心里发毛，这害怕主要源于一堂必修的创作课： Project 1 。其实这不是高阶课程，但没有学生第一年会选，因为这堂课的成绩与此专业研究生的去留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愤怒，这种残酷的自动淘汰制度是心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蒙混过关丝毫无可能。不过，如今我再一次回想，却理解了系里用心的良苦，过来人才懂得这行的面包不易吃，单凭狂热喜爱和不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绚丽光环下有多少痴情梦想的人一生穷困潦倒，抑郁而终，其中不乏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佼佼者。所以，如能尽早发现潜质勉强，应即刻棒喝而醒，使其改换生命轨道不耽误青春年华。

如不是万不得已，我也绝不会一上来就选挑战性这么强的课。开学那天我其实先去了尼克布郎教授的电影批评，他胖乎乎高傲地站在讲台上，大讲分类学和拿手的符号学，天马行空，学生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我说英文不好听不懂，美国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跟着说：我们英文很好但也听不懂。呵呵，无论如何，我不宜在英文尚未进步之前选类似的课，因为我的奖学金全凭学业成绩。反复研究了必修课后，最后我决定选英文要求较少的 Project 1 和马克· 卡锡教授的 E 3 ，这两门都是 8 个学分的大课。

六十的老头马克很酷，高瘦有形，满头华发，穿双长统皮靴，骑一辆乌黑闪亮的 BMW 摩托车。他听完了我的请求，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说：“我可以破例收你，但你有素材吗？没有素材你剪什么呢 ？ E3 是最后一学期的课，一般需要几年的积累才能选。”我愣住了，走到门口雕像的台前，一屁股坐下，脑子空白。这时正巧同系的台湾学长井迎瑞走过（我曾在他和太太新婚小公寓的客厅沙发上借宿过两夜），询问何事？知道了窘境就说你用我的吧，我有 200 多个小时的素材，没时间整理。我傻傻地看着他，他笑笑说没事儿。

选 Project 1 就不那么简单了，开始我反复要求，导师弗兰克都不点头。他说你完全没有准备，也不熟悉，这是去找死。我说反正都是死，让我试试。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太低估了困难的程度， UC 系统有个缺点，就是 Quarter 制，

一学期掐头去尾除去考试和五个礼拜的讲课，还剩下五个星期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创作和完成一部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技术性的过程需要很多时间，另外这应该是集体的工作，而我单打独斗，无人帮忙，还没有制作的钱。当时的苦现在想起还不寒而栗。玛丽周末也不回家了，随时准备帮忙却力不从心，唯有天天为我担忧，详情就略过不写了。创作收尾时我写了一段画外音请玛丽来念，玛丽特认真地说：“不行，我说话有一点儿大舌头”。

期末考试考了好几天，真让我长了见识。中型放映室里，学生教授们坐得满满，按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排列顺序，一个一个地当场评分。感谢上帝，我姓 Y ，排在后面，先看别人上绞刑架，受折磨。第一个学生走到前面的讲台，自我介绍一番，然后播放作品，完毕后就是七嘴八舌地评论，乖戾的提问，尖酸的讽刺嘲笑，那刻薄的程度，比万维的茶馆儿还有过之，不过不下三滥。我原本最喜欢口试，可是看到那场面也不禁头皮发麻，这种心理素质的磨练，不是人人禁得起的。事实证明，在此行业，才华远不是第一重要，凡能成就的人，心都要比钢铁还冷和坚硬，能忍胯下之辱，能抢夺，强烈的企图心，无羞耻感，拿得起，放得下，漠视感情。受教育越多和家教越好的人，越会觉得障碍重重，所以罕有在此圈子里生存的。

学生们的作品五花八门，什么题材都有，水平参差不齐，天上地下，至今我还对一些同学的作品印象深刻，现在记录几个：

第一个：布鲁斯·勒（ Bruce Muller ），他的作品表现的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沙漠里，夜晚，有一条公路，两只屎壳郎在过马路，它们激烈地讨论着道德伦理等深刻的哲学问题，走到马路中间时，突然一辆巨大的敞篷跑车从头顶呼啸驶过，车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女郎翘着双腿，咯咯地娇笑，鲜红的高跟皮鞋，鲜红的手指甲，鲜红的嘴唇，他们边亲吻，边放震天价响的音乐，把屎壳郎震了几个跟头，滚回到路边起点。待汽车远去，屎壳郎从昏迷中苏醒，望见满天的星辰，费力地爬起来，又继续过马路，争论的问题也随之更加艰深严肃。好不容易，小短腿的屎壳郎终于穿过了中线快要到对面，这时，那辆敞篷车又呼啸地驶回，此时那对男女已经酩酊大醉，手里拿着酒瓶，车子开得左摇右晃，终于，嘎 …… 一声，把这两只累了半天才走到对面的深沉屎壳郎给压得稀巴烂。

第二个：亚历山大·恩（ Alexander Payne ，主要作品为： The Sideways ， About Schmidt ），他拍的是一个 50 岁左右的男人，衣冠楚楚貌似某公司销售经理，他到机场乘机，飞机马上要起飞，他突然憋不住要上厕所，上完后发现卫生纸被用完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和皮包，除了有 5 张 100 美金的崭新钞票以外，找不到任何一张纸，焦急绝望。这时一个胖警察走进隔壁马桶间，脱下警服外套挂在门上，警察完事后出去洗手，职员从隔板下爬过去用警服擦了屁股，然后，意气风发，傲慢地整了整领带，仰头走出去了。

第三个：安德鲁，姓我就不写了。安德鲁长得极帅且骄傲，我第一次见他吃了一惊，眼神深邃，外表气质高贵。但看了他的作品，失望透顶，我还记得作品的名字叫《 Gossip 》，几个穿着庸俗的女人躲躲闪闪，行为怪异，看着令人反胃。后来尽管我和安德鲁还是不错的朋友，但我再也不觉得他吸引人了。

第四个：马托斯，姓我也不写了。马托斯来读研究所前已在好莱坞混了多年，是个有经验的从业者，脾气暴戾，永远一脸愤怒的表情，好像谁都欠他一百万，后期做论文时他跟我大干过一架，我的朋友阿城当时也在场。马托斯事后来跟我道歉，

我说不接受，恨死他了！现在同学们聚会时还总是提起那件事来调侃我，呵呵，我说还是不原谅！马托斯的 Project 1 非常特别，是讲一匹白马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片头整得十分气派，跟真得似的，做工考究，技术一流，我绝不相信是短短几周做出来的。他的作品放完后，教授学生问尖刻的问题，评价太平淡之类的。突然，马托斯大吼一声，目呲崩裂，大家霎时安静下来，连小声咳嗽一声都听得见。马托斯跨到麦克风前，恶狠狠地说：“你们这群该死的笨蛋，知道那白马是什么吗？那是我的生殖器！”全场轰地一声，教授二话没说，给了他个 B 。

第五个：忘了名字，是个脸色煞白神经质的瘦小男生，他站起来刚要说话，五六个人也跟着站起来，举起牌子冲着他示威，大叫不许放他的作品，放映间顿时乱成一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学生的作品内容是讲在美墨边境一个什么地方，有专门人畜交媾的，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吵来吵去，作品最终没放，我也没看见人畜怎么交的。

可想而知，第一个期末考试让我有多么地震动，八十年代初期，我来自一个长期精神桎梏的国度，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使人压抑到喘不过气。那天，尽管有些美国学生的作品浅薄幼稚，粗躁乱来，但是自然真实，令我心潮激荡，亲身体会到了一种思想的自由。现在我在万维看到很多的争论，网友们能无顾忌地随便说话，甚至下流无耻地对骂，但我总感觉这种所谓的“真”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假，是做作地赶一种时髦，和真正自然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定型，我们很多人对真有本能的畏惧，更严重地说，就是不懂也不相信其存在。

考试结束后，我深深地舒了口气，筋疲力尽，只想睡觉。回到宿舍，屋门敞开着，玛丽在焦急地等我。

“怎么样？”玛丽站起身，小心翼翼地问。

“嗯，运气挺好。”

“别人反应怎么样？”

“说没太看懂。”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0320460100j7yc.html) - 转 桦树：玛丽与我 5_西山大院_新浪博客 “得什么？”

“ A ”。

“我也要看，你带我去看”。玛丽急切地说。

我没吭声，心想小姑奶奶呀，你跟着裹什么乱，我快要累死了，你又看不见，看什么看啊？

“劲桦，我也要看。”她又说。

……

晚上吃完饭，我把玛丽带到系里的小放映室，让她坐在最中间的位子，我到后面去放。一边放一边给她解释画面，没有加油添醋，就是单纯解释，她专心致志地闭着眼睛看。

我还大约能记得最后的画外音，大意是：

“我 7 岁的时候，平静的生活突然变了，人们疯狂亢奋，学校停课了，父母不见了，剩下我自己。百无聊赖，去父亲的书房，我翻出一本小书，讲的是一个肮脏的老人，住着棍子艰难独行，不知要去哪里，不知要寻什么，只是不停地往前走。走得衣衫褴褛，手脚被荆棘刺破，流着鲜血，还是不停地走。

当时看不懂，但这奇怪的老人从小到大却一直跟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我突然明白，这个脏兮兮的丑陋老人原来就是我自己。 ”

我们俩都没说话，只听见放映机在空转，胶片头卡拉卡拉地响。我站起身，关上机器，没开灯，屋里黑黑的静默。

好久，玛丽叹了口气：“哦，劲桦  …… ”

“看懂了吗？”我问。

“嗯。”

我心里一缩，似乎感受到了玛丽超凡特异的能力。我闭上眼睛，默默地想，上帝也许关闭了玛丽的一双眼睛，然而却张启了她的千手千眼，她能感觉到比蜻蜓薄翼还精致百倍的纤细情感，是我们常人渴求而不可得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0320460100j7yc.html玛丽与我（六）
桦树
美国大学生考完试后当然就会派对，听说现在连派对的发泄也不够了， UCLA 这几年连续期末考试后学生们都是裸奔，光着屁股在冰冷的冬夜里拼命地跑，想想都过瘾，什么烦恼都冻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脱胎换骨，清明一片。

那个周末的晚上，宿舍一层大厅又举行派对，玛丽和朋友们早早地就去了，我跟往常一样没有参加，实在是既没时间也无闲致，总觉得有一百件事情还等着要做。正当我乱七八糟地忙碌着，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澳洲来的留学生山姆。山姆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眼睛浅浅的灰蓝，非常善良，因为他的缘故，我后来对澳洲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好感。高大的山姆垂着双手，目光缓缓地，他总是不温不火，那种双脚牢牢踩在最底层地上才会有的安全和平静。
山姆说：“桦树，玛丽让我来找你，今晚的领带派对是我筹备的，我也想让你去。”
他微微笑着，那么和气，我都不知该怎样推辞，想了想，找了个理由：“我没有领带。”
山姆好像就等着我这句话，手从裤子口袋里摸簌簌地掏，掏出一条皱巴难看的领带，有点儿腼腆地说：“我的借给你。”
我只好跟着他下了楼。
大厅很热闹，挤满了学生，嘈杂的说话声，笑声，音乐声充斥在暗淡的光线里。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请来了真实的乐队，吉他手，鼓手，贝斯，还有一个男歌手。歌手矮个子，其貌不扬，声音却丰富，唱着欢快节奏的歌，掺杂着一点儿吊儿郎当的惆怅。他的眼神不跟别人交集，淡淡地没有焦距，有时还闭上眼睛，好像只唱给自己的心上人听，说不出的味道。他拿着麦克风一摇摆，我突然发现他他的左腿有点跛。彩灯射来射去，把大厅中央跳舞人的脸晃得一乎蓝一乎绿。山姆从拥挤中走出来，手里拿了两杯带酒精的饮品，一杯递给我，然后找到坐在轮椅里的布莱恩，另一杯递给了他。布莱恩看见我，微笑着张开双臂，我右手拿着酒杯，左臂张开，顺势一蹲，跟他抱抱。布莱恩的脸色绯红，眼睛晶亮，读了润涛阎的文章后才知道，那不是因为酒精，而是因为亢奋；我喝了几口酒后也脸色通红，而我的“亚洲红”却是咽在肚里的乙醇变成了毒品乙醛，多了可是要死人的。

山姆问我跳舞吗？我说等等，你先去吧。我在布莱恩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看着人们扭来扭去地跳着五花八门的舞，跳得好看的都是腰部臀部摆动灵活，大多数的人各跳各的，身体不接触，顶多男女对着抖一抖，搂在一起跳的很少。我突然看见了玛丽，只有她和男舞伴面对面牵着双手狂跳，就像跳绳那样随着节奏乱蹦。玛丽满脸笑容，看起来心情好极了，汗水把她额头的刘海润湿，撩了上去。男同学们一个一个轮换地跟她跳，都好像在完成任务，没什么表情，唯独山姆和玛丽跳时有说有笑，他们俩儿个子都很高，山姆又胖，两个大块头像灰兔子一样蹦来蹦去地令人忍俊不禁。

转过头，我回想起了国内上大学时在食堂开舞会，大冬天里桌子板凳推到一边，在水泥地上围个圈子就跳起交际舞来。角落里放一台手提录音机，播放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男生木胳膊木腿搂着女生的腰，女生低着头羞羞答答握着男生的手，表面上半推半就，实际上跳到熄灯也不愿结束。当年我们这些旁观的，大冷天围巾裹着脸裹着头，冻得稀里哈喇吸着清鼻涕，替转圈圈的一对对男女崩嚓嚓地数着舞步。呵呵，那禁欲的年代呀 …… ，现在说来有谁会信？

舞会上有人给我和玛丽照了一张拍立得，前两天我居然找到了这张像片，玛丽和我牵着手站着，她高我一截，我显得瘦小，脖子上套一条大宽领带，看着真滑稽。

夜里回来躺在床上，玛丽兴奋地睡不着，唧唧呱呱地跟半睡着的我不停地讲话。突然她问我：“桦树，你交过男朋友吗？”
我一惊，睡意全无。“嗯，大学时交往过一个。”
她吃吃吃地笑，小声问我：“你了解性吗？”
我没说话。屋里静静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
半天，我说：“我来美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家。”
“奥，”她轻呼了一下，“就跟中东的回教国家一样吗？”
“不，不同。在共产中国男女基本上平等，女人不屈从于男人，只是在性的观念上很保守，男女都一样。比如，社会舆论对婚前的性行为持否定的态度，我大学有个同学，榜首考进的，就因为他和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又不愿和女朋友好了，所以被学校开除，送回矿井当矿工。婚外情则更是耻辱的事情，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
“我是天主教徒，结婚后才能有性关系。”玛丽表示很理解地对我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对性怎么看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勉为其难地说：“性是人正常的欲望之一，跟吃饭睡觉一样；完美的性是爱的延续 …… ”没说完我自己先笑了，就像在背诵生理教科书。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叹了口气。
“为什么叹气呢？”玛丽问。
“不知道，说不清楚。” 我突然觉得眼睛和鼻子中间有幽幽的酸，对我来讲，性应该是身体最深处的彼此触碰，就好比爱，是心灵最深处的彼此触碰；性把爱精神的感觉具体化了，而由爱所产生的彼此间全部给与的渴望也由性而最终完成。
我睁大眼睛茫然地看着黑暗，喃喃地说：“很喜欢英文中 touch 这个词，性就是 touch ，有触碰所以有 touching 。”
玛丽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热切地：“桦树，我要告诉你，我恋爱了！”
什么？恋爱了？你恋爱了？和谁？

玛丽与我 七 桦树

玛丽在那里吃吃地笑，几次欲言又止，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但猜得出是烧红的。我耐心地等，忍不住也跟着笑。

“哎呀，是山姆呀，你知道的 …… ”她羞羞地小声嘟囔了一句。

尽管下意识里我等着她说出这个名字，但还是禁不住一凛，心便沉了。

屋子静下来。

“你觉得他好吗？”她声音热切。

“当然好，好极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知道吗？”

“不。”玛丽长舒了口气，甜甜的。

我心里暗想，如果玛丽不是盲人，这俩儿人在个头上智慧上脾性上还真般配，记得阿黛说过，不管是谁，配就好，就像是一米八六冰雪聪明的小冰把一米七六美丽长腿的志玲姐领回家，也让人觉得很般配。

“山姆是澳洲人，读完书要回国的。”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说。

“我愿意跟他去。”玛丽立刻不加思索地答。

“嗯，”我停顿了一下儿，又小心翼翼地：“ 你知道他是个胖子吗？大肚子，大双下巴 …… ”，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自己讨厌。

“哈哈哈 …… ”，玛丽笑得前仰后合，可我却笑不出。

玛丽认真地说：“我喜欢啊！”

是啊，人生还有什么比喜欢更重要的呢？

……..

爱情就是雨露阳光，那天晚上以后，玛丽越发娇艳。她快乐，出门进门动静变得很大，说什么不好笑的话题都笑个没完，无穷的精力，表情像个稚气少女，一天睡梦中突然哼起了歌儿，吓我一跳。

原本有点儿遢拉的玛丽现在变得很在意穿着，早起也不锻炼了，花很长时间挑选要穿的衣服。一天早晨，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穿着睡衣饶有兴致地看着玛丽，她摸摸簌簌地这件衣服脱下那件又穿上。

我问：“你觉得红颜色是什么？”

“很热。”

“粉色呢？”

“软的。”

“你喜欢什么颜色？”

“蓝。”

“为什么？”

“感觉深深的。”

“也有明艳的蓝，比如天蓝。”我掀开毯子跳到地上，去淋浴。

我迅速清理完毕，回来看见玛丽还在梳头，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卷卷的刘海一会儿梳上去，一会儿又扑落下来，旁边看着，好笑又有点儿心疼。嗨，人如果能够永远沉浸在爱中该有多好，一切苦难都将不成其为苦难。

凡 陷入爱的人，多少都显得有点儿缺心眼儿，满心思里装满了爱人，不仅对别人视而不见，常常连自己都忘了。玛丽是丝毫不掩饰的，每当我们同学在一起时，只要山姆在，玛丽就亢奋，打断别人说话，还夸张地站起来，手舞足蹈争抢着大声讲，使人想起在阿凯迪亚孔雀园里看到的雄性孔雀，着急地把自己美丽的屏翅打开。我抬起眼皮偷看别人，偶尔会遇到冷冷的目光，于是血就涌上来，恨不得上去按住玛丽的肩膀，让她安静坐下。

无论如何，那些天是生命中愉快的日子，愉快里有一丝不安。

山姆像一株扬脸看着太阳笑的大向日葵，只有快乐，没有忧伤，他每天热心助人，为自己的快乐不断地增添着能量。然而这一天，山姆居然变沉默了，热闹处少了他的身影，好似躲避着什么，偶尔在楼道里碰到，他原本坦然的眼神突然显得慌乱无辜，清淡地打个招呼，就急急走过，头也不回。玛丽每次吃晚饭时都故意磨磨蹭蹭，从头吃到尾，我知道她在等待山姆的出现。

那一年的情人节，我晚饭前回到宿舍，玛丽正在给修女打电话，看我回来，就挂断了。然后，她一会儿站起一会坐下，焦躁不安。

突然她对我说：“桦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

她有点儿腼腆，踌躇了片刻：“你到山姆的门上看看，有几朵花？”

我下楼走到山姆房间的门口，看见贴着五六朵红色的大康乃馨，还有卡片。我突然心里有点难受，走到前台，看见管事的凯瑟琳正在一根一根地修理着鲜花，就问多少钱一支？答 5 美元。我当年实在很穷，没什么钱，我又指着剪下来的那些碎碎小朵的花，问可不可以 5 元多给我几支？凯瑟琳说你都拿走吧。我仔细地把花一朵朵缕好，绑成一把，让凯瑟琳放在玛丽的信箱中，她问我要卡片吗？我迟疑了一下，说不要。

晚上躺下后，玛丽高兴地说：“有人送我一把花，不知是谁，你说是不是他？”

．．．．．．

然而没多久，玛丽就感觉到了山姆的冷落。她是那么的敏感，脆弱，无助，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中。她每天给修女打电话，祈求上帝的帮助，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做功课时她就到门外过道里打。后来她早上不起床，不吃饭，也不上课，脸都变成了灰色。我每天看着她很难受，但不知道该做什么。

一天在餐厅吃晚饭，同学问我玛丽怎么没来，我抬起头，刚要回答，看见斜对面隔着几个人坐着山姆，我们四目相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淡蓝色的眼睛变成了深褐色，我喉头一下子卡住，再也吃不下去，站起身离开了餐桌。

我带了点儿食物给玛丽，下决心跟她谈谈。开门进屋，看见玛丽已经起来，蓬头乱发地坐在床边发呆。我把盛食物的托盘放在桌上，拉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来。

我想来想去，好像说什么都是废话，于是说：“玛丽，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你想听吗？”

她不答，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就开始讲：“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有个修道院，里面住着个年轻修女，与外界的一个少年相爱，最后两人决定午夜时辰，从教堂外的小河边私奔。少年届时驾着小船在河上等，迟迟不见女孩的踪影，直到黎明。少年于是鼓起勇气，去敲教堂的大门。一个老嬷嬷出来开门，交给他一个小盒子，说是女孩托付的，让他以后不要再来。少年黯然离开，回到小河边，打开盒子一看，是一对眼睛。”

我当时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讲了一个这么忌讳的故事，潜意识里，我要让她排山倒海地发泄。

玛丽脸色煞白，痴在那里，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人其实很多时候最想要的，只是牵着一只有体温的手。突然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泪从她干瘪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让我觉得很震撼，有点儿害怕，喘不过气来。

她说：“很痛，我受不了了。”

玛丽与我（八）

南加州，情人节过后就是春天，上帝为相爱的人们营造着情调，让所有的色彩在此刻绽放出来，门前庭后，柳丝榆荚，花飞花落。我们宿舍楼旁边，大片大片地盛开着金红色的君子兰，这种花曾在中国价值连城，一株高达万元，对当年每月薪资几十块钱的百姓来讲，瞅一眼都觉得尊贵无比。我看着它们漫坡漫野，如此不羁地乱开着，顿时觉得所谓的尊贵味同嚼蜡，孤单苍白，是人为制造的俗耐，哪里比得上这种亲近得可以把脸贴上去的随便和美丽。

然而，上帝却忽略了他的玛丽，这个如此虔诚信奉他的子民，像一朵没有阳光雨露的花儿似地日渐枯萎着。

日子终究还是要过，玛丽不再打电话麻烦修女，变得寡言也更加爱吃巧克力。她每天一包接着一包地吃，就像有些男人一根一根不停地抽香烟，随之身体肥胖开来。诸位想必看过富态的陈文茜主持节目吧，文茜小姐也酷爱巧克力，只是控制每天只吃一颗，吃的时候是她一日里最美妙的时刻。玛丽不要自制，我看着她身上鼓迸出来颤颤暄软的肉，心下可惜。

有天课间，我匆匆跑回宿舍寻忘记带的书，推开屋门，见玛丽木然坐在床前，我惊讶地问为何不去上课？她轻轻地答不想去。我有了不好的感觉，就说与其你这样浪费时间，不如跟我去上课吧，看电影。她乖乖就跟着我站了起来。

我酷爱看电影，选择来美读书，彻底满足了这个难以克制的欲望，仅这一点，我就永不言悔。系里在好莱坞拥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电影资料馆，应有尽有，读研究所的那几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看电影，上课看，下课也看；白天看，晚上也看；校内校外。过去只能在世界电影史上读到的影片记载，竟一一全部亲眼目睹了 -- 好比法国新浪潮仅有的几只拷贝， Alain Resnais 的 "Last Year at Marienbad" ， Jean-Luc Godard 的 "Alphaville" ，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法斯宾德，黑泽明等等等等，每部一看完，就被教授要求写评论，尽管好受，但也折磨，看到想看不敢再看，压力重重。

我领着玛丽进入大放映室，暗黄的灯光下，找了边上的位子坐下，很多同学转过脸来看她，目光诧异，还好玛丽看不见。那天的放映迟迟不开始，却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进来，黑压压地乱头簇动，因为我们在等一部重要的片子，前苏联的早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此影片是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 1925 年的作品，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蒙太奇的手法在影片中的运用把电影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我让玛丽耐下心等，并给她大致讲述了电影的背景。几个关系近的同学走过来打招呼，我给他们彼此介绍认识，玛丽有点儿腼腆木衲，但看得出心里是欢喜的。

回到宿舍我们从俄国电影聊到俄国小说，玛丽说过去曾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知道的不多。她说话时情绪还是沉沉的。

。。。。。。

春季学期开始，玛丽递过一本软纸皮的书，让我念给她听，我接过来正反面翻了翻，是屠格涅夫《罗亭》的英译本。问怎么有时间读小说？她答选了一门俄罗斯文学课。我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吧，那些长长的英文名字我读不利落，玛丽说，名字是俄文。

几天后，有人推车送来了成堆的大盲书，都是复制的俄国小说，玛丽着魔似地价日沉潜在里面，好似文革中我读翻译小说时的那种痴迷，可能和她当时的心境有关。一天深夜我忙完功课已经两三点钟，玛丽还在窗前读书，我就蒙头先睡了，早晨睁开眼睛，她还原封不动地坐在那里，像是一块捏好的石膏。我起身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的肩膀，谁也没说话。

晚上，她突然告诉我想转专业，去读俄国文学的博士学位，我说你疯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法学院的，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从法学院的正门再走出来。她默不作声。

。。。。。。

“俄国文学很独特，与其他欧洲各国小说风格相差很远，”玛丽那几天张口闭口就是这个话题，“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呢？”

“很复杂，连幅员辽阔，寒冷，苦难，粗燥，都是原因之一，早期没人把俄国文学看在眼里，英法视他们为二等公民。”我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头下，闭着眼睛跟她瞎聊。

“嗯，我找不准怎么来表达它的震慑力。。。。。。，” 她蹙着眉。

“粗犷，野，萧瑟坚硬的压抑，这个写实的整体基调，是它深沉的魅力所在。”

“对，那感觉，描写欢快的片断读来心也是沉的。” 她声音有点儿激动。“教授要求每人挑一个作家来写，你说选谁。”

“如果是我，我选普希金。伟大的诗人，尽管他小说只写了几个中短篇，没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等等那么恢宏， 30 几岁就决斗死了，但他是里程碑，从他开始了真正的俄国文学。”

“桦树，我很惊讶在中国还能受这么好的教育，听说中国很落后，你居然知道这么多。”

玛丽的话让我觉得刺耳，那时我特别敏感爱国，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尽管她说的不算是坏话，我已经不以为然了。我说：“呵呵，别忘了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俄罗斯文学在 20 世纪初就介绍到中国，我上一代的人，受很深俄国的影响，有俄国情结，对这些俄国作家和作品更都是耳熟能详。反而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

玛丽吃惊地使劲儿点着头。

。。。。。。

现在回想起，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长谈。不久，我陪尼克布郎教授去中国讲课，离开了一段时间，返美后我抽签不中，被迫搬离宿舍。后来我还常去探望玛丽，她也会来系里找我，然后在北校园喝杯咖啡，聊一聊。直到我出去做论文，繁忙无比，彼此就失去了联络。回校后我到法学院找她，秘书说玛丽已经毕业了。

90 初年的一个清晨，电话铃声响起，我还在睡觉，闭着眼摸到床头的电话。

“喂，是桦树吗？ ” 那边响起个女子的声音。

“我是，请问哪位？”

“我是露丝，学院通知你去意大利参加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代表 UCLA 和美国。”

我愣了一下，代表美国？心想可我是外国学生呀，而且已经毕业了。

“还有谁去？”我问。

“Alexander Payne。”

“怎么去？”

“今天到学校来拿机票和有关的材料。”

。。。。。。

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我只好把车停在很远，从校园的这一头要走到那一头，足足费了我半个小时。走到北校园的图书馆时，看见前面一个大胖女子柱着个白棍子，知道是个盲人。突然我有种熟悉地感觉，就加紧脚步小跑地追上。

“玛丽，”我试探地叫。

前面的胖子停住脚步，凝神谛听。

“玛丽，是你吗？” 我又叫了一声。

她转过身来，棍子扔在地上，两臂张开。

“奥，桦树。”我们抱在一起，她摇晃着我，我的身体陷在暄软中。

我问你不是毕业了吗？她答又回来念俄罗斯文学的博士学位。我松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真棒，玛丽。”我非常吃惊她的执着。

“我在 PBS 看了你的电影，看了两次。”她兴奋地告诉我，“我还去跟他们要你的电话号码，可是你搬家了。”

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玛丽与我（尾声）

前不久，老同学尼尔斯 缪勒（Niels Murller）打电话约我吃中饭，我们在葛蓝岱尔一家韩国人开的中餐馆见面，他点了两道莫名其妙的菜，不知谁教他的。

尼尔斯说今年太阳舞（Sun Dance）影节时大家都到了，唯独缺你，真不懂你这些年为何该做的不做，而去做不擅长的事情。我瞥了他一白眼，答因为懂得了自己没那么重要，费人家的银子去抒发自己的情感是件不太道德的事情。尼尔斯是德裔，短幽默，他咬着牙地笑，说你这是在损谁？我赶紧也笑着为尖刻讨饶说别多心，你能够用西恩潘做你第一部戏的男主角，清水变鸡汤。

（注：The Assassination of Richard Nixon 是 Niels Murller 执导的第一部剧情片，大卡司， Sean Penn 主演）。

他恨恨地：“嫉妒。”

我快乐地：“羡慕。”

“真的，不开玩笑，西恩潘是个聪明的表演家，几年前我还给中国电影杂志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收住笑，诚恳地。

尼尔斯：“你应该说尼尔斯 缪勒是个杰出的导演，你更应该写一篇介绍我。”

“同志尚需努力。”我眨了下儿眼，呵呵。我们像在学校时那样你来我往地调侃着对方。

突然，他认真地问：“你就真得不想回来吗？”

我把头转向窗外，看着街上的熙攘，假装没听见。

“其实只要愿意，随时可以。”他轻描淡写地，也随我转过头去，看见外面红绿灯十字路口，一个坐在轮椅里的残疾人正在自行驶过马路，车辆们耐心地等待着。。。。。。

彼此不看眼睛，我可以装得很酷：“热情不再，没了 soul ，只剩一具臭皮囊，写出来的都是滚刀肉。”

他回过脸，我感觉到他的目光。

沉默。

他很平静地想要开始：“我也曾有过一段非常低沉阴暗的日子 …… ，”

我坚持着没听见，无表情，专注地看那残疾人上下路坎。

他敏感识相，止了啰嗦，也随着我的眼光看去：“他技术还挺高的，哎，你原来那个瞎子室友呢？叫什么来着？”

“玛丽。你还记得她？”我身体直了直，回过眼睛。

“她现在怎样？”

“毕业后我东奔西走，断了联络。”

“上网查呀，网上还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停了一下儿，“你把她的事儿写出来吧。”

。。。。。。

开车回到家，我在 Google 里打出了玛丽和她的姓氏，出来了很多的信息，仔细挑选出两条读着有点高兴的，写在下面，也不知是不是同一个玛丽：

１）洛杉矶时报：玛丽父亲的烈酒店卖出的一张乐透中了大奖，店主分到 93,000 美元，她父亲说这是他一生最值得庆贺的事情，将用此钱支付他天生失明的女儿玛丽去列宁格勒学习俄文的费用。玛丽最近从 UCLA 法学院毕业。（这条信息肯定是真的）

２） 2004 年玛丽和她的丈夫从波士顿到纽约欲乘华人的公车被拒，因为司机不允许他们的导盲犬上车，理由是怕别的乘客动物过敏。之后这对盲人夫妇起诉，０７年法院判决公车公司赔偿他们６万美元。（这条信息我不能确定，尽管同名同姓同是盲人，可是这个玛丽似乎是学音乐的。）

读完网上似实又虚的信息，逝去的日子在脑海重现，我心底伤感隐隐，流出毛毛细雨天的湿润，于是写下这篇《玛丽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