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苍狼》文革往事之 颠狂迷茫梦一场-冷月清秋-搜狐博客

文革往事之

颠狂迷茫梦一场

     今天50岁以上的老人，对毛泽东上面那句经典语录和由这段语录配成的《造反有理》歌曲相信都耳熟能详，知其妙用。当年的红卫兵们只要朗诵和高唱起这段“最高指示”，立马像被导入万伏电流，浑身热血沸腾，气血上涌，“童子功力”大增，飘飘欲仙，进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最高境界。个个变成“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孙悟空，可以立即投入“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狠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因此，说当年文革毛泽东是凭借这句语录发动起红卫兵运动；或者说，红卫兵是借助毛泽东的这句语录“横空出世”，“造反起家”，也许都不为过。
    以上算是本文的前言。下面进入正文。

阿云摄于北京天安门

前排左起第二位是阿勇

                                                                                                 从两张就照片说起
  
    近日寻寻觅觅，翻出两张文革中的旧照片。是阿云和阿勇在文革中的相片（阿云和阿勇是拙作《两江杂忆》中写到的两位在文革中不幸亡故的好友）。我用佳能相机把它翻拍出来；虽然不太清晰，但它是历史，真真实实的历史，我们这一代归侨知青留在段颠狂迷茫岁月中的历史背影！
    两张照片中的人，几乎个个手持红宝书，胸佩红像章，有的臂上还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大都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拍照时惯用的“国标”动作、造型，意在表达对伟大领袖“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犹如今天的小青年拍照时常伸出手摆出一个V型pose。用现在的话说叫“酷”！
    先说第一张相片，是阿云的个人照。严格说，是遗照。时间大概在1966年10月上旬，背景是北京天安门。那年，阿云、阿勇、阿平、我和昆明华侨补校的一帮同学，从昆明蹿到北京。为的是一来听说，毛泽东还要接见革命师生，可以吃住行免费全国大串联，不妨去碰碰运气；二来听说北京师生造反厉害，去取取经。照片中的阿云手持红宝书，目视前方，一脸虔诚，等待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生活中的阿云瘦削，走路时背有些弓，举止迟缓，说话有点口吃，鼻子常常发出咻咻之声，似乎患有鼻窦炎，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可就是他，内心蕴藏着的对领袖的炽热忠诚之火，无人能比。1969年１月，甫一下乡插队，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异国的“武装斗争”中，以身实践“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结果，不幸在一次与异国政府军的遭遇战中，因撤退行动迟缓，被敌方枪弹击中身亡。
    再说第二张相片。第二张是阿勇和同学、老师、军宣队代表的集体照，时间应该是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军队支左”的1967年初。背景是昆明补校的教学大楼。大楼正面上“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标语依稀可见。阿勇蹲在前排左起第二位，面带微笑，一脸阳光，青春焕发，最是显眼，也是最受女生喜欢的帅哥。当年，阿平、阿勇、阿云和我四人，同在一个高三（文）班。文革中，大概是从北京串连回来不久，我们四人拉了一帮低年级的小师弟、小师妹，自己成立一个战斗队。记得在讨论给战斗队起名称时意见纷纷，最为剧烈。文革中红卫兵战斗队的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叫什么的都有；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从毛泽东的诗词语录里摘取的。谦虚点的起个“甘当小学生”、“红小兵”之类的名字；豪放、狂妄点的则起什么“全无敌”、“千钧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一而是；到后来，名字越起越大，叫“兵团”“司令部”、“总司令部”之类的到处都是。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时，阿云表现出一种领袖群伦的气势，伸出双手往下压，示意大家安静听他说。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一个名字——“红卫东公社”。大家马上心领神会，一致叫好。因为当时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刚成立“上海公社”，被毛泽东塑为典型推广。其实，那时我们这个战斗队充其量也就二、三十个人，七、八条“枪”（七八个男生），却起了这么一个“天大地大”名字，想想似乎可笑！其实不然。在文革中，这种名不副实，名过其实的名称，多如牛毛。光是红卫兵司令部在北京就有三个：一司、二司、三司；各地叫“xx兵团”“xx司令部”的造反组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最“雷人”的当属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叫“百万雄师”。那名字是从毛泽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诗句中取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个真正“天大地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当年被中央文革宣判为“保守”组织后，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国人这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心态，即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依然如故。你的产品叫“x皇”，我就叫“x霸”，另一个干脆叫“皇中皇”。马季那个著名的《宇宙牌香烟》单口相声，把国人这种心态刻画地惟妙惟肖。
 
                                                                       毛泽东和他的粉丝们的八次盛会

      话有点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是如何利用全国“大串联”的时机，不远千里，到北京追逐“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的故事。
     1966年夏天，已经73岁高龄的毛泽东，亲手点燃了一场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初，最先被发动起来的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红卫兵从8月分开始“大串联”。9月初，中央正式下发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到处设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凭红卫兵证件就行，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包吃包住。 从8月18日第一次，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共接待 1300万人次。以每批平均20天计算，共吃了8万万顿饭菜，大约耗费20万吨粮食；其他油、肉、蛋、菜难以估计。每次接见完马上庆祝，红卫兵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粉条豆角。而且，每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和踩烂的手表、钢笔、钱票等，据说还有不少金条，估计是红卫兵造反派抢夺后随身携带的。……
   这样不计工本的大招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造反”节日盛宴。
   行文至此，我突然有个奇怪的联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年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追星”，和今天兰州追星女子杨丽娟为了亲眼看到其“心中的偶像”——刘德华一眼，不远万里，砸锅卖铁攒路费（还赔上其父亲一条命！），从甘肃追到香港，其疯狂程度又有什么差别？！聪明的读者应当看得出：相隔40多年的两代人，一样的粉丝，不一样的待遇和遭遇。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滋味、背景、代价、教训...还是让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吧！
    问题是，我们这一群归侨学子具体是哪天被毛泽东接见、检阅？时隔四十多年，记忆已如干枯的河床沙漠化了；只记得那天我们是“席地而坐”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于是我利用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从百度引擎搜索出：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和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共达1300万人次。其中，第五次是10月18日。这天中午时分，红卫兵在绵延50里的长安街上，分两列“席地而坐”接受检阅。毛泽东则坐敞篷汽车从中缓缓而过。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红卫兵回忆，他们是头天晚上接到消息的。当天，他们每人领到4个鸡蛋。4两红烧肉和半斤馒头。
    由此，我考证出我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966年10月18日。至此，我被尘封深埋在头脑深处的记忆，由此一点点地复苏。眼前重现出公元1966年10月18日那天的情景：
    北京初秋的清晨，寒气逼人。由于头天晚上我们就被通知第二天有“重大喜讯活动”，大家激动万分，一夜无眠。天蒙蒙亮，我们在北京某中学接待站被紧急叫醒集合吃早点。至于上文有红卫兵回忆“每人领到4个鸡蛋，4两红烧肉和半斤馒头”这个细节，倒不是说我吃了不认帐，确实想不起了。然而，我们从开始出发大串联一路享受免费吃住行这一条确实千真万确，无可低赖。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临事决断经常不按常理出牌的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和魄力“天女散花”般，向当年的“革命师生”大撒一回“馅饼”。只是如此一来，苦坏了周恩来。整个10年文革最苦最累的是周恩来。吃完早点，数十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负责指挥我们列队。我们被分散插到其它学生行列中，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向长安街、天安门方向出发。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长安街某一地段，席地而坐，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检阅。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居然有幸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大约中午时分，前面一阵阵骚动，万岁声此起彼伏。面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万分紧张，声嘶力竭地指挥大家坐下。这时，万岁声一浪高过一浪，如山呼海啸般滚滚传过来。终于，我看到毛泽东坐在敞篷汽车上，从离我好几米远的地方匆匆驶过。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你要是问我，那天，你看清毛泽东了吗？那我只能老实地告诉你，没有！我只记得那天我耳边充斥着万岁声，毛泽东在我面前犹如“惊鸿一瞥”，我只看见他那苍老的背影，一晃而过。
    当天晚上，我们都被安排坐运兵、拉货的火车离开北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狂热的高潮过后，留给我们的是忙乱、劳累、奔波、迷茫......
    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追星痴，谁解其中味？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狂热场面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壮观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