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宁：中国公民分几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据说北京人大调研组出馊主意要赶外地穷人出京城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类似国外用来阻挡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法移民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中国?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最近通过了针对外来非法移民的苛法;欧洲一些国家也对来自贫穷国家的非法移民采取一些手段，试图阻遏源源不断地移民潮。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做法虽然不近人情，但好歹在法理上还站得住脚，是典型的合法不合理的个案。简而言之，公民权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的社会从属性;二是资源的享有与配置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认为公民权是一个排斥性的概念，就在于其社会从属性，也就是国籍的要求。换句话说，一国公民都应当是平等的，因为大家的国籍是一样的。 美国、加拿大之类的移民国家一直在接纳外来移民，因此对居住在本国国内的外国人有一些身份的要求，这些人在公民权问题上与美国、加拿大的公民有所区别。但是，你个人的基本权利获得尊重。而对那些没有合法入境身份的外来者，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尽可以以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堂而皇之地驱赶和阻挡，建构起“门禁社会”(gated society)。即便有法可依，但在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民主国家人士看来，这种做法是非人道的;仅仅是因为怀疑就可以对人进行搜查询问更是对人格、尊严的藐视。亚利桑那州甫通过的针对非法移民的苛法，就是因此而遭到了联邦政府的责难和许多民众的谴责。

　　为什么要赶走外地的穷人?据说是为了“减少对底端劳动力需求”云云。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一个自诩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居然会出现对外来贫穷人口的公然歧视。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里简直是不可想象。一个国家里人口是否应当有自由流动的自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公民是否应该享有同等的公民待遇，这些都应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性问题。然而，在中国，现实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不过一点也不奇怪，执政党历史上长期以来靠的是阶级斗争来谋取政权。本来没有什么阶级意识的民众的脑袋硬是给活生生地塞进所谓的阶级的内容。在过去，民众只对身份(status)有所感觉;不同的身份当然不平等，但未必非得视如寇仇。而且随着观念的进步，身份不平等自有消弭的趋势。欧洲在历史上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在又如何呢?那可能是全世界最强调平等的一个地区。韦伯就对所谓阶级概念十分不以为然，他认为，阶级应当是一个有客观数据支持的概念，因此，一般人不会有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纯粹是被培育出来的。然而，阶级却一定是进行革命有效的动员工具，中共的革命史实际上就是进行阶级建构的历史，革命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所谓的“忆苦思甜”。这种“运动群众”的方式，说好听点叫“动员”，不好听的话就叫“忽悠”。如此获取政权，执政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公民的概念，他们有的只是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被专政阶级之类的理念。既然存在着阶级，那就不可能有平等，那就必须得专政。但如何划分阶级?这又是一个问题，于是乎，阶级分析长期以来便是一门“学问”;“家庭出身”或者“家庭成份”便是政府治理术所需的元素。人口进行左中右规划，民众根据所谓“出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且还经常来按比例分配这一套。由计划经济体制衍生出来的政府治理术之一，便是数据化。黄仁宇曾有传统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之说，因此后来一直停滞不前。此说虽然有拾韦伯牙慧之嫌，却也有些道理。但执政党彻底颠覆这一“缺乏”传统，数目字管理登峰造极。在强调专政的时代，阶级成分有定额，镇压反革命有配额，划分右派有配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此一来，社会质量只有下降的份。

　　阶级分析是依据是生产关系，其核心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因此，“拥有”几乎是一种罪过，谓之“占有”，给人以鸠占鹊巢的印象。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实际上是对公民概念进行釜底抽薪。一个人要是没有了“拥有”的观念又谈何权利?连权利都没有，何来维权?黑白不分地将私有财产妖魔化，让人感到“拥有”是一种耻辱，这大概是毛泽东时代洗脑工程最伟大的成就。

　　作为政府治理术重要环节的人口分类，在中国还有另外一招，而且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国计民生的一招，那就是户口制度。户口制度的核心是把人口分为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别。户口制度下的两类人在“享受”政府的资源配置上是完全不同的。曾几何时，前者基本上成为国家发展工业过程中的牺牲品。执政党依靠前者打下江山，牺牲前者奠定基本工业基础，但是这种牺牲的后果却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整体农村人口失去尊严。现在，我们的国家又得依靠主要来自前者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推动GDP。前者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实施半个世纪的户口制度俨然如同种族隔离，其严酷性与当年种族制度下的南非不遑多让!今天，拜改革开放之赐，农民们得以离乡到外地打工，可是，背井离乡的他们，除了挣点低得可怜的收入之外，还得忍受没有尊严的耻辱!在户口制度的影响下，他们已全然被污名化，被认为是所谓“素质”低下的一群!然而，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不少因为长期洗脑，脑袋已经被格式化的所谓学者，还在讨论诸如“农民工的适应问题”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伪命题!适应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概念。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就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这样的概念被用到政治上和社会科学上来，便成为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工具了。适应自然意味着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换言之，自然规律是公理性存在，不容改变。当这种理念被应用到人类社会便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理由，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催化剂。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讲，农民工问题完全是排斥与被排斥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户口制度难辞其咎!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认知主要通过分类，这种分类除了极少数与生俱来，大部分都是后天习得与形成的。城乡户口制度究竟给大部分的中国人的认知带来什么呢?北京人大调研组的馊主意便是证明，完全是这种认知合乎逻辑的产物。而附加在这种分类上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什么?我想，只要头脑没有被格式化者都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政府似有取消户口制度的意图，但对民众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处处与民争利的地方政府究竟会在这个问题上耍什么花招。各级政府已经习惯了一刀切的行政乱作为，这就可能使一些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农业人口”的利益遭受侵犯。据我所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圈地，而局部地将生活在某些城乡结合部的“农业人口”并入城市户口，却拒绝对取消他们的“宅基地”以恰如其分的赔偿。中国公民分几等?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