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华国锋——华的若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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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主页 > 人物春秋 >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时间:2010-08-06 10:40 作者:韩钢点击:3890次

华国锋为毛泽东重孙毛东东题字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华国锋与叶剑英粉碎在天安门上庆祝“四人帮”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吕相友 摄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来源:《往事》第七十四期 200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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