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伯达晚年拒写回忆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30:08
陈伯达晚年拒写回忆录：我不想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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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18日，在文革中曾经呼风唤雨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被软禁在家中，失去自由，直到1988年才刑满获释。对于一个多年从事党内理论工作且最后当上常委的人，陈伯达的回忆显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晚年的陈伯达却曾一度拒绝撰写回忆录。
历史决议没有被点名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文革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据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后来回忆：198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文艺理论家），对陈伯达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因此，周扬此举令人感到很奇怪。
拒绝写回忆录
在获得中共中央的“区别对待”后，陈伯达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的初期，他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陈伯达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的书记处及政治研究室。
胡耀邦曾多次对陈伯达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他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据陈晓农介绍，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摘自《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陈伯达临危喊出一句话 毛泽东念旧情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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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消息传到北京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立即成为江青等人的打击对象。当天晚上，陈伯达被转车关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临危之际，陈伯达托牢房的士兵向毛泽东转达了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使他大难不死。
毛泽东一句话结束陈伯达政治生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方，这里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次全会上，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他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并迅速推向全国。所谓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就闷闷不乐，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陈伯达于是时常到郊外散步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从此，他被禁闭在自己家里，这一天是1970年10月18日。
转关秦城监狱急中生智
1971年9月13日，副主席林彪因叛变失败外逃，不料坠机蒙古。事件发生后，与文革关系重大的陈伯达就成为焦点。当晚，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架起陈伯达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路上，外面漆黑，陈伯达在车里也看不清是往哪里开。
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那地方原来是秦城监狱。陈伯达知道，一旦进了秦城监狱，个人生死难料。他在心中还是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进秦城监狱并不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就在押送他的人把他架到秦城监狱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四面一看，血涌上头，突然挣扎着高叫道：“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这是一间条件特别差的牢房。他想，把他一个堂堂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为了求生，他才高叫起来。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忽然有一天，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毛泽东暗中“照顾”陈伯达
陈伯达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呢？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直至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刚住下，就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军队报告了毛泽东的详细住址。一天，过去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
当时，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了国民党的飞机声，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这些飞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陈伯达一进院门，看见江青正一个人向外跑，并且很快就钻进了防空洞，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于是，陈伯达不顾危险，跑到毛泽东的屋子里，高声喊道：“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准确地炸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
毛泽东能躲过此劫，陈伯达是有功的。而且，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却不顾毛泽东的安全，只顾自己往院子外跑，而陈伯达不顾自己，往院子里跑。一个向外跑，一个向里跑，两个人的行动已经判明了两个人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当然是有数的。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不会忘记。而陈伯达在被押至秦城监狱门口，情急之下，为了救自己而高喊的这一句话，就是喊给毛泽东听的。
陈伯达原来处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上，这一声高喊，自然会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别人听不懂陈伯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毛泽东听得懂。毛泽东听到这句话，也自然会想起这段往事。
对于这件事，陈伯达一直感谢毛泽东，他认为，在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照，就是“四人帮”不对他下毒手，身体一直不好的他，在监狱里也早就死了，而不会活到1989年。
陈伯达简介：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正式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开始平反了之前被打倒的一派，并以国家审判的形式对江青四人帮等人进行清算。这样的审判牵涉面广，历史矛盾交织，情况很复杂。中国前公安部部长、曾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展示了当时审判取证过程的曲折。
在立案之初，专案组成员曾有很大担心，甚至视为畏途。但是当时江青等人已是阶下囚，中共中央要求专案组“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开展工作。预审组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调查取证。
由于中共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有一地位和影响的人查阅，预审组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共中央高层有牵连的问题，不少“禁区”也未打开。后来预审组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逐步地解决了。掌握了机密档案之后，就弄清了许多复杂问题的全貌。
其中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写过23篇以党报社论为主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曾经有过很大的“威力”，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预审组通过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危害严重”，陈伯达应负直接罪责，依此认定他的罪行。
曾为毛泽东重要助手的戚本禹在接受审查时称，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并指使、煽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但是预审组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认定。
对四人帮集团之一的张春桥取证比较棘手，因为他虽然做了很多事，但行事隐蔽，常单独召见一些人，面授机宜，所以很少有直接证据留下，只能尽力挖掘更多的旁证。文化大革命中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声称，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单独约见他，最早授意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推向社会。预审组曾一度认为此说缺乏旁证，准备放弃使用。但后来查到了蒯大富的原始记录和张春桥在位时蒯大富的几次交代和记事，又取得其他人的证明，实地考查蒯交代张春桥接见地点的现场，又查对了毛泽东当时还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的多次讲话批件，才认定张春桥罪证确凿。
在预审侦查过程中，共派出调查组53次，发出商调函22件；查阅案卷1716卷又789件；查询（审）证人421人；取得书证1992件，用于5名主犯650件；取得证言2961件，用于5名主犯694件；审听录音带649盘，定罪使用64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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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18日，在文革中曾经呼风唤雨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被软禁在家中，失去自由，直到1988年才刑满获释。对于一个多年从事党内理论工作且最后当上常委的人，陈伯达的回忆显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晚年的陈伯达却曾一度拒绝撰写回忆录。
历史决议没有被点名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文革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据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后来回忆：198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文艺理论家），对陈伯达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因此，周扬此举令人感到很奇怪。
拒绝写回忆录
在获得中共中央的“区别对待”后，陈伯达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的初期，他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陈伯达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的书记处及政治研究室。
胡耀邦曾多次对陈伯达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他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据陈晓农介绍，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摘自《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陈伯达临危喊出一句话 毛泽东念旧情特赦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消息传到北京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立即成为江青等人的打击对象。当天晚上，陈伯达被转车关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临危之际，陈伯达托牢房的士兵向毛泽东转达了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使他大难不死。
毛泽东一句话结束陈伯达政治生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方，这里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次全会上，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他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并迅速推向全国。所谓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就闷闷不乐，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陈伯达于是时常到郊外散步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从此，他被禁闭在自己家里，这一天是1970年10月18日。
转关秦城监狱急中生智
1971年9月13日，副主席林彪因叛变失败外逃，不料坠机蒙古。事件发生后，与文革关系重大的陈伯达就成为焦点。当晚，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架起陈伯达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路上，外面漆黑，陈伯达在车里也看不清是往哪里开。
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那地方原来是秦城监狱。陈伯达知道，一旦进了秦城监狱，个人生死难料。他在心中还是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进秦城监狱并不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就在押送他的人把他架到秦城监狱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四面一看，血涌上头，突然挣扎着高叫道：“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这是一间条件特别差的牢房。他想，把他一个堂堂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为了求生，他才高叫起来。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忽然有一天，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毛泽东暗中“照顾”陈伯达
陈伯达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呢？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直至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刚住下，就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军队报告了毛泽东的详细住址。一天，过去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
当时，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了国民党的飞机声，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这些飞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陈伯达一进院门，看见江青正一个人向外跑，并且很快就钻进了防空洞，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于是，陈伯达不顾危险，跑到毛泽东的屋子里，高声喊道：“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准确地炸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
毛泽东能躲过此劫，陈伯达是有功的。而且，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却不顾毛泽东的安全，只顾自己往院子外跑，而陈伯达不顾自己，往院子里跑。一个向外跑，一个向里跑，两个人的行动已经判明了两个人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当然是有数的。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不会忘记。而陈伯达在被押至秦城监狱门口，情急之下，为了救自己而高喊的这一句话，就是喊给毛泽东听的。
陈伯达原来处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上，这一声高喊，自然会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别人听不懂陈伯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毛泽东听得懂。毛泽东听到这句话，也自然会想起这段往事。
对于这件事，陈伯达一直感谢毛泽东，他认为，在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照，就是“四人帮”不对他下毒手，身体一直不好的他，在监狱里也早就死了，而不会活到1989年。
陈伯达简介：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正式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开始平反了之前被打倒的一派，并以国家审判的形式对江青四人帮等人进行清算。这样的审判牵涉面广，历史矛盾交织，情况很复杂。中国前公安部部长、曾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展示了当时审判取证过程的曲折。
在立案之初，专案组成员曾有很大担心，甚至视为畏途。但是当时江青等人已是阶下囚，中共中央要求专案组“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开展工作。预审组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调查取证。
由于中共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有一地位和影响的人查阅，预审组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共中央高层有牵连的问题，不少“禁区”也未打开。后来预审组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逐步地解决了。掌握了机密档案之后，就弄清了许多复杂问题的全貌。
其中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写过23篇以党报社论为主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曾经有过很大的“威力”，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预审组通过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危害严重”，陈伯达应负直接罪责，依此认定他的罪行。
曾为毛泽东重要助手的戚本禹在接受审查时称，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并指使、煽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但是预审组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认定。
对四人帮集团之一的张春桥取证比较棘手，因为他虽然做了很多事，但行事隐蔽，常单独召见一些人，面授机宜，所以很少有直接证据留下，只能尽力挖掘更多的旁证。文化大革命中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声称，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单独约见他，最早授意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推向社会。预审组曾一度认为此说缺乏旁证，准备放弃使用。但后来查到了蒯大富的原始记录和张春桥在位时蒯大富的几次交代和记事，又取得其他人的证明，实地考查蒯交代张春桥接见地点的现场，又查对了毛泽东当时还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的多次讲话批件，才认定张春桥罪证确凿。
在预审侦查过程中，共派出调查组53次，发出商调函22件；查阅案卷1716卷又789件；查询（审）证人421人；取得书证1992件，用于5名主犯650件；取得证言2961件，用于5名主犯694件；审听录音带649盘，定罪使用64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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