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文凭的土壤

前些日子，唐骏“学历造假门”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至今却似乎已经忘记了。遇到一个公共事件，容易热起来（heat-up），更容易冷起来（cool-down），这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瓶颈。

中国舆论对此事件的关注度和传播力一度让我感到震动和惊讶，但也情理之中。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是中国所有渴望“复制成功”之年轻一代的偶像。而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好像需要N个有个性而突出的英雄型人物，来“正确”引导困惑中、迷茫中的年轻人。但一旦其良好形象遭到质疑和否定，接踵而来的反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把它叫做“成功后遗症”。《新周刊》杂志曾推出“一种毒药叫成功”。现在看来，那句基于“常识”的概念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后将继续增强其说服力和渗透力，拭目以待。

我本来把此轮“学历造假门”事件视为中国的进步现象。它是因特网等高科技、媒体对公共事件的及时介入、老百姓对科学与真实的追究等要素复合在一起，并发展到一定境界后发生的表面现象。学历造假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去弘扬。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成因和影响。除了唐骏和方舟子两位“当事者”之间围绕利害关系和面子问题的争执之外，庞大的第三者，包括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参与本身是值得欢迎的。立体而有弹性的讨论基础无疑、逐渐使得中国走向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公民对“真与假”的敏感度、判别与监督意识和能力是极低的，也不怎么当回事儿。许多博士学位可以用权或钱买到；已经毕业的学生可以做假证继续到处享受学生优惠；至于那些家电、科技产品、衣服、食品、图书、光盘等造假就无处不在。不管是造假者还是使用者，服务者还是消费者，大家作为合格公民的权利意识极为薄弱。

看到不良产品或现象，媒体迅速介入，让在宪法层面上具备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公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公民尽可能利用合适的言论平台去参与讨论，最终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在司法程序上进行合理的处理和解决，才是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之道。

对于唐骏先生的学历真假以及诚信等相关问题，我就不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和唐骏先生曾一起出场过上海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当时我们俩挨着坐，具有留日经验的唐先生主动用日文给我打招呼。我用日文跟他回应说“您的日语很地道啊”。他很谦逊地说“很多年前的事，已经忘了很多”。外界对唐骏先生的评价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我的判断依据只有那场日语对话。我跟他，没有用中文或英文交流过。

当代中国对海外媒体来说意味着天堂，素材之多，事件之多，新闻之多。不过，对于此轮“学历造假门”介入得却不明显，甚至几乎零声。为什么？美国媒体面向美国读者，日本媒体面向日本读者，读者要什么，记者就写什么，记者要不要写取决于读者是否关心。我相信，正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遭到“学历造假门”的消息肯定引起海外中国观察者们的兴趣。但对于不那么了解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一事件不太好理解，记者也很难深入浅出地给予解释。

即使是在中国呆了7年，并比较深入潜伏中国社会的我，也经常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高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开会，应酬，不怎么上课，也似乎不怎么具备写学术论文和得到博士学位的文化素质。他们使劲儿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惯例，通过行贿，发挥官员本身的身份优势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换取学位”。 我怀疑，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得了，这一政府机构也务必在阳光下面临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现象没那么多，至少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日本的产权、归属、真假关系比较明确，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一个人物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出现问题，务必遭受来自舆论和法律双层面强有力的压力和反击。刚开始由媒体挖掘，并预热，最终由司法来解决，这是日本社会处理“真或假”的普遍规律。对于明星或公众人物，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严格要求就更加明显。

日本人的国民性也很能“挑毛病”，对于事物的质量和真假尤其挑剔。今年5月，淘宝网与软银集团控股雅虎日本宣布将展开战略合作，双方将通过数据对接全面打通中国和日本的“网购”平台。马云和孙正义两位资深企业家携手出席发布会。马云对日本市场和消费者的看法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淘宝要先学会服务好世界上最挑剔的用户，赚钱不是目的，只是结果，学会服务好用户才是最重要的”。淘宝今年刚满7岁，国际化首站就选择了日本，对此马云解释说，“日本消费者是要求最高，最挑剔的，淘宝如果能在日本市场站住脚，就能服务好全球用户”。

“消费者意识”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日本公民相比，中国公民或消费者比较粗糙和迟钝。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假的产品和现象太多了，就麻木了。对于产品出质量问题；媒体侵犯产权转载；政府公布假数据等不良现象，大多数人都习惯采取“犬儒”反应：“没什么，出问题很正常嘛”；“我说反正也改变不了，无所谓，再说吧”。

媒体和网民们热烈争论唐骏学历门的那段期间，我退一步观察，认为，此案件没必要轻易得出结论或答案，探索解决的过程更加珍贵。而我写本文的这一刻，非常让我伤感和可悲的是，媒体也好，网民也好，中国公民对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讨论始终停留在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这个证据和不合理，那个发言有没有说服力等技术层面。而我在上述也提到的，围绕学历、成功以及公民意识、消费者权利等真正影响，甚至促进中国社会向前看，往前走的讨论相当稀缺。

文凭不等于文化。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当今，学生、家长、老师、官员、媒体、学者等所有探索“年轻人如何健康成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追求自己渴望的人生”，从事“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社会行为体都已经彻底体会到了这一哲理。盲目追求成绩是不够的；简单做好三好学生是不妥的；循规蹈矩地走好人家已经铺好的道路是不佳的。究竟有多少学生拿到了学历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呢？究竟有多少官员没好好上课，没好好写论文，却拿到了博士学位呢？至少肯定的是，在当代中国，学历本身已经失去了衡量一个人“本来面貌”的社会价值。

在已婚并有了孩子的80后们如何培育孩子，让他或她即将面对“学历社会”呢？正在上大学，为拿到学历而奋斗的大一、大二学生如何调整策略，尽可能摆脱学历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其他渠道把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呢？对于正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家长如何传达学历所带来的正与负，好与坏，黑与白，并促进他们成为能够自力更生的社会人呢？而已经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学历，在大城市蜗居，在社会的底层当蚁族，却始终不放弃一夜成名，复制成功的年轻人如何改正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呢？为此，正在崛起的“社会”又能做什么呢？能提供健康而合理的知识导向性素材吗？

在我看来，这些命题才是唐骏“学历造假门”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