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解密中美秘密会谈记录

1971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的秘密会谈的记录，最近几个月来陆续在美国解密。这些新解密的历史文献，一方面解答了很多美中关系研究者的疑惑，另一方面，也使公众得以窥见周恩来和基辛格等人跟新闻报道中不同的真实面目和举止。
再现历史风貌
历史文件解密，人们总是期待能从中获得新发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冷战历史研究组联合整理发表的解密文件，第一次让公众可以看到1971年10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的详细记录，也就是逐字逐句的记录，使读者象读小说或话剧剧本一样，生灵活现地看到美中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你来我往的面对面较量情况。
使用中国翻译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不久前解密的美中谈判挡案，是以中国的翻译为基础的。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维廉·波尔的话说，这些独特的解密文件很能代表中国的立场，因为当时的谈判翻译是中国的，基辛格由于担心秘密谈判泄密，拒绝使用美国国务院的翻译。当时的秘密会谈的中国翻译是在美国纽约出生的唐闻生和外交部老资格翻译冀朝铸。
周恩来魅力
从解密的有关1971年10月基辛格和周恩来秘密会谈的挡案来看，周恩来的平易近人，富有个人魅力看来是名不虚传。当时，周恩来只是跟基辛格第二次会晤，但看来早已经跟基辛格建立了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观察家对周恩来的这种个人魅力感到不可思议。
感到不可思议的人当中，就包括台湾主要报纸《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老资格记者傅建中。傅建中从1968年开始就派驻在美国。
傅建中：“比如说基辛格，他从1971年跟中国大陆开始秘密接触，从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之后，用中国话说可以说是“打得火热，”无话不谈。”
基辛格担保
傅建中在这里所谓的“无话不谈，”显然是明显地暗示，在周恩来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魅力的影响下，基辛格对周恩来说出了他跟其他外国领导人不会说的话。比如，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参预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基辛格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大大高估了中央情报局的能力。”
基辛格还说，中央情报局的人大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才，他们大部份人只会写一些冗长晦涩的报告。为了平息周恩来的疑虑，基辛格甚至说出了在今天许多人看来显然是非常过头的话。他对周恩来说：“假如你有情报表明任何美国人卷入了那些(谋求台湾独立的)活动，请把他的名字交给我，我可以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向你保证，这个人会被扫除掉。”
闲谈：会谈序曲
周恩来平易近人，富有个人魅力的特色，也表现在他跟基辛格在会谈前的闲谈中。1971年10月21号上午，周恩来跟基辛格会谈的序曲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例子。上午10点半，周恩来一见到基辛格就关切地询问：“你休息得好吗？没有电话吧？”基辛格回答说，“没有电话。”
周恩来说：“我听说，你不想接电话，让我们外交部替你接，然后传达给你。否则，你就不能入睡。”
基辛格说：“我希望我在华盛顿也能得到这种待遇。”
周恩来接着指名道姓地询问了美国代表团其他两位男士成员休息得是否好，在北京是否习惯，接着又指名道姓地跟美方一位女士随员亲切地寒暄。
周恩来说：“今天风很大，你们去长城不方便。我们找个好天再去吧。”
基辛格说：“正如总理所知道的那样，我是在波士顿上的学。那里的风总是很厉害，一旦刮起来就不停。在波士顿没有南风。”
周恩来问：“加利福尼亚怎么样？”
基辛格说：“那里总是风景美丽，天气温暖。”
周恩来问：“华盛顿呢？”
基辛格说：“华盛顿比波士顿要温暖，那里下雨，但从来不下雪。”
周恩来问：“是从来不下雪吗？”
基辛格说：“几乎从来不。但是，一旦下雪，华盛顿就整个瘫痪了。”
周恩来说，“我有时候听说，华盛顿下雪，纽约的雪更多。一下雪，每家每户就忙着把人行道上的雪铲开。”
基辛格说：“在郊区尤其是这样。下雪的时候，心脏病发病率就要上升。”
周恩来说：“难道下雪对心脏不好吗？”
基辛格说，“人们一个劲儿地铲雪，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周恩来说，“人们是想把雪早早铲走。我们现在就开始会谈吧。首先，我要再次要求基辛格博士先讲。”
从这里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周恩来关心谈判对手的休息，对美方代表团其他成员逐一问寒问暖。他还好奇地了解美国各地的气候情况。这显然使谈判对手感到心情舒畅。追踪美中关系发展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部份是由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他为中方在美中最初的交往中争取到重要的利益，其中包括争取到美国明确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提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在阅读研究了当年的会谈记录之后说：“他至少是争取到一点。这就是，美国本来是说台湾地位未定，将来要由国际协商来确定它的地位。可是自从双方展开关系正常化(谈判)之后，(美国)就不再提这个东西了。从1970年4月，国务院发言人最后一次讲台湾地位未定之后，从来就不再提了。”
向中国让步
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吉姆·曼也有类似的看法。吉姆·曼曾经在《洛杉矶时报》长期报道中国事务。吉姆·曼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孟杰慕。孟杰慕认为，在美中双方最初的接触中，在每一个阶段的谈判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谈判者为中国争取到重要的利益。
孟杰慕说：“在每一个谈判阶段，从1969到1971年，中方通过谈判，让美方同意派遣高级领导人到北京。而美国国务院一直是反对这么作的。中方还在尼克松政府当中得到了一位十分同情北京的官员访问北京。” 孟杰慕说，中方主导的谈判使这位美国官员一开始进入谈判，就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至少是大部份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要说，中方在这些谈判中获得的成就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