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给康生一个大嘴巴的红军高级将领——陈复生（上）

• ltao2000　发帖于：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08-6-23 16:31:08 查看原帖 收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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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写这个具有一生坎坷而又传奇的人物——陈复生。他是为新中国建立立下大功的我军高级将领，但却因为给了顶头上司康生一个大嘴巴，使得自己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和投入监牢，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这些坎坷，陈复生应该至少是个少将级的高级将领。

我是因为在90年认识他的儿子陈征，才知道他的传奇故事，但当时是半信半疑。后来陆续查阅了很多资料以及陈复生的自传，才知道这个人物的坎坷事迹。

陈复生，原名陈湖生。26年参加革命，1931年2月入党，曾任工人纠察队员，县独立营连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党中央决定在红军中建立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这支队伍是戴红布镶边、绿布作底的领章的特殊队伍。时在红三军团工作的陈湖生被军团保卫局第一个选调，任侦察科长。保卫局尽管有其特殊的工作任务，但在战争时期，是不能脱离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的。34年1月，陈湖生被调到五师 13团任特派员，3个月后任五师特派员，师长先后是李天佑和彭雪枫。任内陈曾因直接参加战斗三次负伤。特派员的权利非常大，可以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陈湖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而且在长征时期，时任师长的彭雪枫和任政委的张爱萍由于工作中有分歧，弄得两人不能正常工作。最后由陈湖生向上级汇报并调走了张爱萍，由此得罪了张。（这也为陈文革后迟迟得不到平反埋下伏笔，文革后张长期任国防部部长）

长征途中，红5师因战斗严重减员被缩编为13团。陈赓任团长，谢富治任政委，陈湖生为特派员。过草地后在甘肃境内13团遭遇马布芳、马鸿逵的三个骑兵旅的包围，危机时刻，陈赓团长对陈湖生和其他同志说：“保卫干部是党的忠实可靠的干部。本来我没权命令特派员，因今天情况不一般，我命令特派员带一支部队，杀出一条路来！如果命令错了，打完仗，我作检查！”陈湖生接受命令，带领韦杰任营长的侦察营奋力杀出血路，使全团脱离险境。

35年到达陕北后，陈湖生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一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这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对陈湖生说：“你跟我到前方方面军保卫部去工作，不然你会犯错误的。”于是陈到红一方面军任保卫部部长。1937年西北保卫局撤销，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任处长，陈湖生担任保卫处侦察部部长，后任执行部部长。

1938年3月间，延安的陕北公学里来了3名颇为与众不同的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叫张醒，一个女的30岁左右，另一个女的只有20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这3人可是有点身份的。据地下党的可靠情报反映，张醒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是托洛斯基派山西分委书记，在山西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长；年岁大的女人原是项英同志的爱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时，将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被捕叛变，投敌后和国民党一名特务结了婚。年轻的女人是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宪兵队长的老婆。至于这3个人为什么一起来延安，情况不明。

于是保卫处立即逮捕了这3个人。但在审问时却出了麻烦，张醒是一言不发，押了他一个月的时间，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将张醒交执行部审问。陈湖生对张醒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用软化的方法套取口供。首先摸清了黄埔六期毕业班的情况，然后有意增加与张醒接触的机会。时间一长，张犯不仅放松了对我的戒备，而且急于想进一步摸清我的身份。在一次谈话中，他突然问我：

“陈部长，我过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当然见过，你不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吗？你在高年级队，我年岁小，在低年级队。”

“那你老弟怎么到了这里？还混得不错呀！”张醒又试探着问

“老兄取笑了！我是被俘过来的。你知道四次围剿吗？当时我在陈时骥师长（国民党的59师师长）手下当一名团副。唉！那一仗太倒霉了，52师、59师全让人家吃光了，陈师长、李明师长（敌人52师师长）都被俘虏了，我们也一样，好在我上学时认识这边几个人，又年轻，所以过来后对我还算信任。”

陈的这一番绘声绘色、连蒙带骗的谈话，真的把他唬住了，他很相信陈过去的经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要陈救他。

就这样，陈湖生套出了张醒的真实身份——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在谈到托派情况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我们的组织！”

“谁？”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就参加了托派。”

“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啊！”

“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

张慕陶当时是中国托派的头子。张醒的话使陈湖生感觉到事情的重要性，于是马上向直接领导周兴全面汇报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张醒的口供，包括他讲的有关康生的问题。这已是6月间的事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周兴在没有向任何中央首长汇报的情况下全盘托给了康生本人。

于是，陈湖生的噩梦开始了。首先张醒等三人马上被秘密处决。接着1个月后，7月28日，康生来到保安处，亲自找陈湖生等向他汇报工作。在汇报过程中，康生有的放矢地抓住了陈湖生的几个小辫子，如要求调离保卫处（陈因看不起周兴几次打报告要求调离）、打麻将（工作之余）、还有贩卖大烟！（这件事陈并不知情，是手下人员为了补贴办公经费和贷款而经保卫处领导[周？]批准的。但该领导事发后为了推卸责任将其推卸到陈的头上）康生马上给陈定性为反党、反边区政府的“小集团”头目。这一下子激怒了火暴脾气的陈湖生，陈伸手就给了康生一个嘴巴！于是1个小时后，陈湖生和手下几人被拘捕，并被开除党籍。

陈被关押在延安公安局的牢房中，几天后其他人均被释放，而陈则长期被关押中。1个多月后，陈从探监的妻子嘴里得知康生等人准备秘密处决他！幸好当时的延安公安局局长是陈的战友，在他的默许下陈通过妻子向原红三军团的老领导彭德怀、腾代远和罗瑞卿递交了3封申诉和求救信。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马上回信，在几个老首长的直接干预下，陈湖生的性命保住了。

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又把陈从延安市公安局那里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这实在是高明之极的整人办法“寄押”，代押之意也。就是说，人还是保安的人，只要高等法院代为看押，而高等法院无权过问陈的案子。按照当时延安的法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5年，超过5年的就是死刑，而寄押却不受这个限制。于是陈湖生一下子被押了7年之久。

1944年6月4日，在陈被捕6年11个月之后，高等法院长雷经天同志终于找陈谈话，陈基本上获得了自由。出狱以后，陈就在看守所帮助工作了一年多。期间陈湖生见到了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等领导，并得知康生仍然不想放过他。

于是陈湖生想到了一个脱身的办法：他向高等法院要求判刑！因为判刑后他就不是保安处的人了，而是出狱后由边区政府重新安排工作。在他的请求下，高等法院以“贩卖大烟，对抗领导”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945年6月，陈湖生拿着边区政府的介绍信来到总政治部办理回部队的手续。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复生。总政组织部胡耀邦部长接待了他，并分配他到热河军区保卫部侦察科工作。1946年4月，担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同年5月，恢复了陈复生的党籍，党龄从31年入党之日计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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