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的市民主义》

请让外面的同学都进来，前边可以席地而坐，讲台上也可以坐人。（被保安堵在门外学生蜂拥而入。） 

各位大家晚安，第一次来四川，来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有时会带着失望离开，很多事都要靠缘分。今天下午两点钟到，一下飞机就去了武侯祠。对武侯祠的印象是，如果这个城市要引诱一位陌生的客人，就要从这里开始。 

来之前，我收到这里一位同学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面介绍我是德籍。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不是德籍。我在美国待了9年，欧洲待了13年，一共是22年在国外。一家四口，丈夫、孩子都是德籍，只有我是****的护照。一家人如果要旅游欧洲七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签护照，非常麻烦。我之所以保留****的国籍，不是出于爱国，仅仅是因为从86年开始，在李登辉先生12年的执政中，我持续不断地批判他的政府。如果我入了德籍，我有何立场对他的政府进行批判，去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德籍。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市民主义》。 

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表面看到它后面的东西？假设一场暴雨过后，穿上一双白色鞋子出去走一圈。有的城市走一圈回来，鞋子干干净净，可以直接踩在地毯上。有的城市走回来，满脚都是泥泞，说明这个城市基础建设不好。“基建”的英文是“capital　construction”，指地下管线的铺设。如果一个陌生的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如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说明市长只注重表面的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孩子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不点名了。这个城市马路很宽，路中间有绿化带和花圃。我的孩子突然对我说：“妈，这个城市有问题！”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看到这里的民居很破烂，但是天桥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种着花，说明这个城市只注重外表形象，不注重民生。”所以，判断一个城市，只需看一看它的政府机关是否堂皇华丽，而民居是否一片破败。还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用高大围墙隐藏着的空间，里面的玄机普通市民无法知道。 

我的市民主义就是指，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是由某个人决策，还是全体市民的意愿。如果是市民的建议参预进来，就很不一样。 

了解一个城市，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看一下官员、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了，如果一方是趾高气扬，另一方是卑躬屈膝，这个城市就有问题。89年以前，我去东德，验护照时，东德一方的检查人员在黑色玻璃后面，你看不见他，他能看到你，仿佛要给人敌明我暗的感觉。89年我到苏联也是一样，护照被毕恭毕敬地递进去，结果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丢出来。89年以后，我再去，玻璃拿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权力与义务都变了，原来傲慢的官员都变得笑容可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看市政府门口有没有诉冤的人。所以，一个城市的基建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需要看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知道了。 

在台北，一年有16个亿（折合4亿人民币）的基建预算，如何判断它是服务于大多数市民，还是某一阶级的极少数人？这需要培养民间非政府的文化组织，让这些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足够多的内情，可以监督和抗衡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纳税人，这是市民主义的第一个基础。 

市民主义的第二个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只是迎合某个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意志，而要按它自己的需求和性格自己发展。城市里，有颓废的作家、前卫的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国粹派，这些不同的人群相互冲突、融合，最后产生一个核心的价值，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最后，谈谈一个城市应坚守旧的传统，还是追求新的时尚。我有一个非理论的，却是实际的观点。老区有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有16亿，维护老区比夷平它的钱多，我宁可花更多的钱更新老区的内部。把老区保存下来，新楼的建设可以慢下来一点。但主要还是看这样做是为了市民的存在，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不久前，我在北大讲演，最后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谈到民主？”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因为那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对于民主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年轻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激情的，而是务实的。所以，今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谢谢！（掌声） 

主持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谢龙应台先生的演讲，我听了深受启发（这让拾遗想起“三个代表”学习班上的例行发言^_^）。龙先生的演讲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意义。很多学者的问题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温总理所说……（后面的内容被哄笑声淹没了^_^） 

下面是回答提问： 

问：对于现在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对外国文化的倾斜，您怎么看？（提问者赠龙应台先生一根载人航天纪念胸针。） 

问：我看龙先生的文章很有性格，为什么您与外界交流却很审慎呢？ 

答：哈哈，你以为我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其实文章与本人的落差很大。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男女性别有偏见。我习惯于一只手写大块文章，一只手为孩子换尿布。这是一种快乐的实践，那种一刀两断的二分法有问题。那个在云端的和脚踏实地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有时，在台北的街头，我会注视一个正在喂奶的女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用脑思考宇宙的大智慧，用心关爱花花草草，二者并不矛盾。 

问：请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答：二者不一定有关系。文学的精神是自由。我现在比较赞成林语堂的态度，而不一定认同鲁迅的态度。文学本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但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是文学创作与经世之道的结合，一边为国家出力、做事，一边批判现实政治。文人要以追求自由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文字比较平民化，多一些具体的描述，这是希望与普通的市民对话。 

问：您认为，中国女性从过去清教般的束缚到现在的商业化，应该怎么办？ 

答：80年，我到大陆，那时在大陆看不到高跟鞋，到处都是假小子，女性的装束很中性化。台湾人看了都说：“中国妇女真解放。”这其实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教条从上而下造成的男女平等。大陆开放后，什么金丝雀、包二奶又都出现了，又重新回到五十年前。我的策略是：女性面对商业社会的异化，在西方、台湾都一样，女性如何从包装中体现自我意识？大陆女性现在马上生出一套意识是不可能的，需要与国际妇女运动结盟。 

问：虽然，主办方事前已经打过招呼，今天不准提政治问题，但我还是想问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说，台湾已进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宪政时期，大陆还在训政，你认为，我们大学生对宪政该做些什么？ 

答：台北今天下午有50万人上街抗议，这样的抗议已经持续6天了。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没有新闻。但是，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自由、求民主，不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样简单的直线形，而是Z形的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选举机器出了问题，出现了选举被操纵、作假的问题。它正考验我们还有没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的道路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不是简单的直线形。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名字叫《美国是否可能重建它的民主》。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我们了。在大陆，从孙志刚案以来，又陆续看到拆迁的农民要求《宪法》给予说明，这是好现象。去年，重庆有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校方开除，她的父母不再因社会压力而羞于启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和校方打官司，这就是大陆社会的进步。所以，民主、自由不是慷慨激昂的呼喊，而是每一天踏踏实实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