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唱反调－“三权分立”的再思考

论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唱反调－“三权分立”的再思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呈现加快的势头，国内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西方分权和制衡为特征的政治制度的热潮。后来，因为自上而下地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批精神污染运动，使热潮冷却了下来。但是，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热潮对如饥似渴求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今，重温那时的读书笔记，真是百感交集。信息社会的高速节奏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形成，使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静下心来，阅读思想理论书刊、做读书笔记了！
热爱美国、为美国高唱赞歌、处处为美国政策辩护甚至削尖脑袋愿做一夜美国人的汉人，无不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而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分权和制衡，即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上下分权、制衡与同一级政府内的分权、制衡，人们常常称其为三权分立。但严格来讲，三权分立只是针对同一级政权而言。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又相互制约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它的理论前提之一就是人性本恶。这种人性论认为，人都是不可信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总是无节制的追求金钱、地位和权利。在政治生活中，人类不受权力的诱惑、不专权、不擅权的能力很差；任何自我约束的“德行”和“理性”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必须用制度加以制约。于是就有了各种分权和制衡的理论和实践。
具有初等几何知识者都知道，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在所有的平面几何图形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忘了也不要紧，拿几根方便筷子和钉子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成语三足鼎立也阐明了这一道理。回到三权分立，一个权力中心，显然不合分权原则，相反，很容易出现专权、专制－－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专制腐败；两个权力中心，也难以平衡，就像天平的两端不可能总保持平衡一样；三个以上的权力中心，则容易引起政局的混乱。三个权力中心才是最稳健的选择。因为每个权力中心都有扩张自己权力的野心，同时存在两两联盟的可能性（而且往往是相对弱势之间结合以对抗强势），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靠自己单一的力量形成专权，只能相互维持均势。《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称之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罗马帝国时曾两度出现“三头政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都是某种形式或变种的三权分立。一旦这种格局被破坏，在罗马帝国就出现了独裁，在中国就演变成三家归晋。
我十分赞同“性恶论”。假如法律不禁止，我的经济能力又没问题，我也会三妻四妾，坐拥美女如云；假如商店里的商品全都免费，我也会拼命往家搬；假如饭店里的饭菜随便吃（就像人民公社食堂大锅饭那样），我回家点火做饭干什么？有几个人不这样？我不信。
国家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所以作为个体的人的本性也会以不同的放大倍率反映到国家的本性上来，这就是，如果没有外力的约束，每个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或者欲望，都会无节制地对外扩张、掠夺生存空间和稀缺资源。当不同国家的利益或者欲望发生冲突且无法和平解决时，战争和杀戮就降临了（当然，战争还可以用于转移国内危机等其它目的）。翻开人类历史篇章，它的每一页都在讲述这样的故事。当一个国家自认为有有实力且外力无法阻挡时，它就有野心、有着一种冲动去挑战国际秩序，对外发动战争，图谋称霸。不论是奴隶制国家、城邦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任何例外。所以，第三帝国把战火燃遍了欧洲大陆，并且烧到了北非；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后，还要建立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在板门店签下了停战协定后，不甘心咽下这颗苦果，又卷入了越南战争，越战失败后，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1989年入侵巴拿马；苏联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又用坦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1980年入侵阿富汗并从此卷入战争泥潭。所有这些战争，发动者无一不是“利益”二字当头，却都各自披上美丽的外衣，打着正义的旗帜。比如，美国出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是为了捍卫民主，苏联出兵匈牙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偏偏有些说中文、写汉字的人，好像出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愿意随时随地跳出来为美国辩护。他们把美国在国际上的一切行径都与正义划上等号，因此，你不选择美国，你就站在了邪恶一边。在这些人眼里，美国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且是上帝的使者，代表了上帝的声音。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小布什一次次地祈祷“God bless America”的时候，在这个星球上最有资格代表上帝的教皇却在大声反对美国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
在一些亲美汉人眼中，反对美国（对外政策）者都属于左派阵营。他们似乎不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一切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一切党派之争都不再重要。保卫英伦三岛时的联合王国，与全民联合抗日时的中国都不例外（当然了，中国的汉奸向来很多）。布莱尔的工党，是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发起者和成员，属于左派政党，纲领是社会民主主义（东欧蜕变之前叫“民主社会主义”），基层党员多数来自工人阶级，按说完全不应该与小布什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气味相投。可是，布莱尔这次却是小布什的最坚定的盟友。为什么？为了英国的利益。法、德、俄为何反对？还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英国民众向来不把自己真正看作是欧洲人，英国至今不愿彻底加入欧盟（如不肯用欧元代替英镑），所以眼看欧盟的日益壮大，不甘心自己被边缘化。因此，与美国结盟发动战争，不失为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良策。1999年轰炸科索沃（给欧洲流下了一个烂摊子）和这次战争一打响，欧元兑美元就随即贬值。欧盟的强大，与亚洲经济圈的迅速崛起，势必要与美国形成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与美国分食地球上的稀缺资源。美国执政阶级岂能不识，当然要先下手为强。法、德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俄罗斯与伊拉克现政权已经订立了巨额的商贸合同，眼见伊拉克现政权岌岌可危，煮熟的鸭子要飞，岂能容忍？至于法、德、俄不甘心美国一家独大，在国际事务中不受约束，希望能起到制衡作用，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分权和制衡在国家之间的存在的必要性。
我完全赞同中国政府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侵伊战争中的立场。但我绝不是出于崇高的人道主义考虑反战，否则就会引出极为荒谬的逻辑－－如果美国的侵略没有伤及任何平民，真正实现了“零伤亡”，它的入侵就合法化了，就不应该反对了！我相信，不论中国政府对外声明中使用何种措辞，真正关注点一定与我一样－－国家利益。在这些涉及到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对抗中，中国为了自身利益，毫无理由站在强势一边，相反必须尽可能站在弱势一边（甚至与弱势结盟）反对强势。这不仅符合分权和制衡的理论和三国谋略，也顺应天道。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在这里，萨达姆政权和萨达姆本人是否有罪，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就像我们对警察权力的理解一样，警察必须得到授权，没有搜查令，他就不能破门而入闯入民居搜查他声称的罪证；他更不能把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三权独揽于一身，自己颁布法令，宣布某某违法，逮捕某某，然后自己私设刑堂审判，最后自己对某某执行判决。我相信，美国民众对内绝不会接受这种警察，即使这个某某“罪大恶极”，因为他们相信无罪推定原则，他们相信公理和正义须经由法定程序确保，他们不相信任何警察具有超越人性的觉悟和德行。他们认为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可每当遇到国际问题，美国人就蛮不讲理了。他们觉得，美国本身“神权天授”，自然正义在手，所以美国披上一件自制的警服，自己给自己授权，破门而入闯进他国，把他国政府推翻，把他国领袖弄到自己的法庭审判定罪，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正如他们曾经在巴拿马干过的一样。他们觉得，来自联合国、来自安理会、来自任何国际力量的约束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坚信“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专制和腐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必须与俄、法、德等国家一道（不论各自出于什么考虑），全力制衡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独断专行。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毛泽东在治理国家内部事务上犯了大量错误，但在对外事务上，他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却一次次运用谋略，维护和巩固了国家安全和并促进了世界格局的均衡。1950年，韩战爆发后，美军仁川登陆，咄咄逼人的战火几乎烧到鸭绿江畔。这时苏联正忙于在二战后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如果听任美军把前线推倒鸭绿江边，势必对我东北重工业腹地构成极大威胁，京津心脏地带也不再安全。于是毛泽东力排众议，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终于把美军挡在了三八线以南，使美国遭受很大挫折。苏联则为中朝方面提供了武器装备。在这场交锋中，中苏联手制衡住了美国。1954年北越军队奠边府大捷，把法国殖民者的美梦断送后，美军出兵越南（从军事顾问逐渐升级），妄图渔翁得利。当然不能让美军的枪炮架在友谊关口、架在中越边界。所以中国派出了高炮部队、导弹部队（二炮）和工程兵部队进入北越，并且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北越大量的物资，帮助北越最后赶走了美国佬，统一了越南。苏联给予北越不少援助。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分裂，但是出于共同的逻辑，都选择了支持弱小，制衡美国。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那时候，全国各地城市都在“深挖洞”，我所在的军队大院还因为塌方压死了人。如今，这些人防工事都已转行变成了旅馆、仓库。面对苏联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威胁，和华约集团相对于北约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毛泽东放弃意识形态的鸿沟，握住了尼克松跨过太平洋伸出的手。这时，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著名的5.20声明才刚刚2年，中国居然可以和使用化学武器残杀越南人民的邪恶美国走到一起，毛主席竟然会欢迎阴险的帝国主义头子访华，多么不可思议呀（今天，中国不赞成美国攻打伊拉克，哪怕就算支持萨达姆了，还会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吗）！尼克松的手也不是随便伸的。他的外交战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以苏联为头号敌人，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争取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脱身，以便稳定国内，集中力量，加强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争夺。可见，这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家，在谋略上还是颇有些异曲同工呢！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上最辉煌之处，在于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注意，还是三个）。其核心是，亚非拉及其它地区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争取和团结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孤立和打击美苏超级大国组成的第一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依然闪耀者分权和制衡的谋略。中国在这种外交政策指导下，在很多亚非国家进行了政治投资（外援）。虽然今天很多声音指责那些投资是无效的，但没有这些投资，就很难想像中国能在1971年冲破美国的阻挠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90年代我到中东国家，还依然能够感到毛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些国民和政府官员对我们非常友好。现在的外交政策，似乎很少理会道义，铜臭味太重，变得“嫌贫爱富”了。毛时代留下的老本正在被渐渐吃光，于是我们看到，99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我国希望安理会(15国）通过一项谴责美国的决议，却得不到多数国家的响应。但愿这届新政府能够高瞻远瞩，不再急功近利。
不能不提的是，中国在当时经济贫困的状况下，能够自保平安且在国际上举足轻重，和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造出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着直接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中国以后强大了，会不会称霸。我的回答很简单，既然是社会规律，那就谁也改变不了。美国有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中国当然应该有野心！美国早已将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强大视为威胁，“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出现已经多年了。中国再怎么低眉顺眼为美国唱和声，美国也绝不可能把中国视为真正的友邦。1990年以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的解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冷战格局的终结，我们这些中国民主实践的失败者也曾经欢欣鼓舞过。我们曾天真地以为，民主自由之光将普照人类，世界从此将尽情呼吸和平的空气。于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我们都为美国欢呼（我甚至在38天的空袭远未结束之前，就设想出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地面战会采用后来称之为“左勾拳”的迂回战法）。但是，我很快发现，俄罗斯的民主西化，并没有使俄成为美的友邦，北约东扩的步伐继续迈向俄罗斯的边界。俄罗斯人觉悟了。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后，我们很多人也彻底觉悟了（也有些自由知识分子今天才被炸醒）。美国的炸弹使我们的后背冒出一丝凉意，那不仅是和平幻想的破灭，更是“美国梦”的彻底破灭。我现在有时甚至怀念冷战时的均势，那均势毕竟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安定（不排除地区冲突），如今人类还有望在21世纪的前半叶继续享受和平之光吗？看吧，新的一轮军事竞赛即将拉开序幕，印巴又在试射导弹，朝鲜也在试射导弹，日本在发射间谍卫星，俄罗斯、中国会在一旁无动于衷吗？法、德等反战国家又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补充一点，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若干年（有说50年的）中国经济将赶上美国。我不知其计算依据何在。如果按GDP计算，还有可能；如果计算人均GDP，我不敢想象。如果那时中国人均GDP等于美国的人均GDP，假设两国人口对比基本维持目前状态（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人口总体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则中国GDP将是美国GDP的5倍！什么概念？以能源为例，因为能源消耗水平基本代表了生活水准，美国人消耗着目前全世界能源的40％，假设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也与美国人消耗的能源一样多，全球的能源消耗就将增加2倍！石油是目前地球主要的初级能源形态，假设现在全球原油日产量是1000万桶，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要与美国人消耗的能源一样多，则全世界就必须将原油日产量提高到3000万桶！这还没考虑其它消耗呢！可能吗？别忘了，石油与煤炭、钢铁、森林、耕地、淡水等一样，都是稀缺资源，除非人类找到替代品（如核聚变发电），否则这些资源只会日渐枯竭。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意味着什么？它就是意味着你消耗更多的能源和其它稀缺资源（阳光不稀缺，你拥有再多也不会富有）。因此，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因争夺地球上的稀缺资源而不断加深矛盾，冲突迟早要发生，中美之间更是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