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饮者留其名——遭遇杨宪益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无非表明，读杨宪益，在我的阅读经历里，非常奇特。
杨宪益夫妇是大翻译家。尽管他们以译著丰厚享得大名，但是，两人返国不久，1943年即入国立编译馆，由梁实秋先生建议，专事中国经典外译开拓性工作，中国读者不谙外文（首先是我自己，如此包裹在集体名下，无知者也好像有了面子），自然无缘得识，恐怕比宪益先生妹夫赵瑞蕻《红与黑》翻译之知还少。据说，早年夫妇俩曾有《奥德修纪》译本，但是在我知道荷马史诗大名，或者搜求受制、或者兴趣所在太远，读这两位大家，甚至比荷马史诗还难。
杨宪益作品，所谓遭遇，乃有人作品引用他的两句诗：“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阅读震撼，在我的经历里不多，这两句诗乃其中最烈一次。其时，形禁势格，当然可见。格外搜求关注，由此而兴。
穷十余年功，所得寥寥，不禁汗颜，除零篇散章，成本作品，唯一者，就是这本《译余偶拾》了。不过读到邵燕祥与杨氏夫妇交往文字，亦然耳耳，心理愧疚，稍有释然。
初遇宪益夫妇，多是他人文字。最早知道的杨宪益那两句诗，迄今依旧没有找到原作。而谈的最多的还是先生的善饮和打油，并且诗酒密切关联：
常言舍命陪君子，
莫道轻生不丈夫。
值此良宵须尽欢，
世间难得是糊涂。
杨宪益诗作，自称打油。
少小欠风流，
而今糟老头。
学成半瓶醋，
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
贪杯孰与俦。
蹉跎惭白发，
辛苦作黄牛。
因为打油，自然抒发之作。按照自我表白，“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其实，情牵梦萦方才有诗，那首缅怀戴乃迭，没有死生依之，撕心裂肺、肝肠欲断，自然无以成就：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那分情谊绝非一首缅怀作可以了断，于是：
来时仓促别匆匆，
五路邻居一梦中。
宾馆去春辞故宅，
小楼昨夜又东风。
独身婉转随娇女，
伤偶飘零似断蓬。
莫道巷深难觅迹，
人家何处不相逢。
先生诗作，究其评价，不谙音律，自然不敢武断，但是，陈四益嘲为不免流于打油，是否属于佳解，实在不敢恭维。迅翁打油作《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早已妇孺皆知，流芳注定了。
嘲为打油，定然心底以为作者古典素养不足。四益先生与丁聪先生交，《读书》上二人诗画配、新百喻图、诗画话连载数十年，脍炙人口，如今小丁画笔沉重，又跟黄永厚先生搭配《画说》，依旧享誉，该得益于古典素养深厚罢，其实，深厚非自形式，乃时时流于笔端。譬如，陈黄《天下有道》，言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为出自魏征，便出露了，乃周厉王弥谤，国人道路以目，召公谏语内容。
引一段邵燕祥，以为佐证：中国传统文化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典籍知识，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这回初读诗卷杨氏早年诗作，特别《雪》、《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生死观透彻了悟和积极人生态度，两者结合渗透，极其珍贵。
题为“遭遇”，自然在于撞见，不免误打误撞之类。同时表明，关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作，按杨的说法：无非一点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要不就是一点英文，无从见识，自然无以置喙。惟有考证见过，依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杨的考据文字，为之称作“业余”。有人偶或不以为然，“译余”不等于“业余”！想必这质疑，关于“业余”一词，有不够专业谦辞。其实，假如不以此假想词义限定，仅以主业副业谓此，还会有争议吗？其实，先生如此用词，肯定不以业内人士自居。有先生序言论列为证：“就用《译余偶拾》这个新名，因为自己主要还是个翻译匠。”翻译或许不是自我选择必然结果，但是，一生为之，并且成就中国辉煌，即使不欲，依然风气，甘居其内，自然其然耳。偶一为之，不免跟业内规矩不合，谦之当得。
杨先生考据文字，评者寥寥。笔者不辞简陋，抑或不自量，无非说说感觉。还是先引一段邵燕祥：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的全部教养。平时待人，从不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的机智和英国式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说出。
什么意思？机智也化为口语，自然平易。读杨先生考据文字，这个感觉更加深刻。
考据文字，自然高头讲章，即使非拒人于千里之外，行文规范，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业内人人明白，自觉遵守，蔚成风气：格式就是脸面。譬如，判断所出，子午卯酉，一二三四，理由论据罗列，至少眉目清楚，错误论断，毛病所在、论点论据、概念偷换、逻辑悖理，线条儿一丝不乱；引文出处，或夹注、或页末文末，统一体例，即如大家钱钟书，取证稠叠，不另文、不加注，但是论据所自，都在文字中间。
杨先生考证，不似这般嘴脸。
《译余偶拾》，给我的感觉，绝对是大家风范，而且是大家写的小文章。
阅读钱钟书，你会为自己的无知羞愧。那家伙的的确确是一个知识的卖弄者。无论写在人生边上，还是《围城》，或者《管锥篇》，甚至钱先生故世后，杨绛老编辑影印出版的先生读书笔记，给你的感受，统统都是一个巨人身边的压抑。你为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存在、这辈子在世上的行走，以及诸如此类，惭不及言。这个世界上有如此伟人，你何以白活？
熊十力评价，钱钟书文章，叫做取证稠叠。人家感受，跟自己无关。但是，无论人生片段，譬如，有人谈到过往印象的篇章，就记忆言，即使不准确的残留，也脸红。这个留在脑海里的故事肯定不真实，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查对资料，加以纠正。什么故事？据说，傅斯年先生赞赏钱，让钱拉一个色情书单，竟然林林总总，包括各种文字在内，不一阵儿，上百部单子一气呵成。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这篇回忆是个虚假、编造故事。因为，傅斯年作为先生，钱作为弟子，先生对弟子了解再深，怎么会叫弟子拉如此书单？但是，这种故事，给你的印象，跟你读钱钟书，非常一致。钱钟书，绝对就是这样一种人。读其书，即可知。甚至杨绛，都有如此感受。那种卖弄、罗列，没有一字自己的见解，但是，作者想说的话，全靠引证他人文字堆砌出来，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太傻？
杨宪益，真正的厚道人。甚至在他贬低钱钟书时。关于钱的英文不太好评价，给你的感受，那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君子言谈。中国人写作，叫做节制。但是，钱和杨文字，即使《我们仨》那样的篇章，我在心底都是拒绝的，因为，那是一个聪明人写给一群傻子看的东西。作者意识里，就有一个专制君主在那里支配。所以，那些文字，除了卖弄，还是卖弄，既无节制，也没有平等。
杨宪益的考据，你的爱见，你的喜欢，统统发自内心。你想想，一个精通那么多文字的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竟然那么少，不为他感到遗憾吗？但是，他不吓唬人的评价，绝对准确，绝对到位，跟你阅读如此文字从心底流出来的感受没有隔离。
《译余偶拾》，全书86篇考证文字，那种阅读感受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假如仅仅把它们看作读书体会，亦未尝不可。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篇幅短小。十八万多字，每篇不过两千余字，好像一个漫步书林，不经意间摭拾的书页和那些载着思想火花的美丽文字自然而然的集合。前面说过，考据文字，高头讲章，一脸凝重态势。即使大家，给你的印象，无疑首先是思辨力，逻辑分析、判断推理、先后次序、环环紧扣。其次，个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派，即如风靡一时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开历史著作新面孔，以事系人的文学表达，刻意而为痕迹依然。
杨宪益的说理，当然也是以引证作品为主。什么书怎么说，如何记载，某书记载跟另一本书记载冲突。但是，作者表述有一种导向，他带着你穿行于书林，漫步于历史，驻足在文字语源和不同文化的交点上。我前面说过，这本书，是大家写的小文章。因为，作者考据没有考据方法的表演，完全是他的心得体会，散文化、随笔式，更有文学语言。当然，也不是没有阅读障碍的小说写作模式，而是说作家的功底，譬如文字、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历史乃至习俗等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信笔而至，小河流水般顺势而下、自然而又自由转折。
开篇《李白与菩萨蛮》。由曲名最早记载和传说开篇，继而有冲突的说法罗列，再到曲调溯源，罗摩国生活方式、习俗介绍，语言差别和民族异同，区域分布，文字、语源、甚至官制，最后，由曲调传入中原、李白身世、写作可能，被认为李白作品的《菩萨蛮》内容和前辈诗作关系，李白喜欢、承继、模仿的诗人和诗作蓝本等等，自然而然带出结论：“《菩萨蛮》是古代缅甸方面的乐调，由云南传入中国。著名的《菩萨蛮》词‘平林漠漠烟如织’是李白的作品，因为李白是氐人，生长在昌明，所以幼时就受了西南音乐的影响。在开元年间，李白流落荆楚，路过鼎州沧水驿楼，登楼望远，忽思故乡，遂以故乡的旧调作为此词。”（《译余偶拾》第9页）
第二，仿照杨宪益文字，我也给自己关于杨的概括来点儿密集度：文字极精炼，信息量极大。
我在以往的写作里，流露过关于迅翁总结的羡慕，尽力将可有可无的文字删除。无疑，杨宪益先生关于这一点深得个中三昧。但是，仅仅如此，文字还达不到“极致”境地。那么，做到极致，在我看来，需要对那个写作的自我，有极其清醒的警惕。
什么意思？写作，不能没有我。正是自我，把人跟动物区分开来：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马恩选集》第1卷第35页）自我，那是独立化个人的标志。写作，当然是你自己对个人生活的感悟，是你对自己实践和以往人类意识真理性的检验。我在这里又提出一个判断：检验真理的实践，首先不是那个没有具体个人生活的“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恰恰相反，作为鲜活的生命活动，它，即具体实践，只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自我”。正因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是个人实践，因此，个性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
写作，不能没有自我。但是，失去对自我的警惕，任由自我出漏于字里行间，如此文字，便跟“极致”背道而驰。文章好坏的标志有个度：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节制”。我想，邵燕祥先生关于杨宪益的评价：平易，不吓唬人，应当就是这个意思。笔者，我这个杨宪益的评论者，也有节制意识，但是，常常不能贯彻到底，由不得张狂起来，径直放肆。上文关于检验真理，不就有点儿跟杨先生评价偏离？
首先，作者写作有意识的节制自我，便会平等地表达所知。读其文，必然感受到亲切。那是一个你觉察不到的智者跟你的促膝交谈。毛氏语言，不是如此。处处俯视天下，一旦有人反对他的结论，马上就会嘎然而止，一副大人不见小人过盛气凌人架势。
其次，节制，是精炼的极致。行文必然止于不可不止。仅仅删除可有可无文字，没有对于自我的警惕，不能够达到精炼的极致，因为，一个没有节制的自我，必然达于张狂。迅翁文字，也大气，也有平等，但是，刀笔吏式的判决文字，不容他人质疑的气势，你不会感受到那种阅读杨宪益的平易。毛氏文章的山大王气，有无迅翁不容置疑架势，两人相互敬仰，个中根由，我不知道。
文字极精炼，和信息量极大，两者相辅相成，一个方面，无非另一个方面的背面或者特点。我这样的评价，便没有精炼，也没有信息的密集度。如此废话、分析、评价，在杨的文字中都被节约、省减，想想那种文字结构，还需要什么才能搭建起来？
惟有知识的密集度，才能成就。
如此文字，当然是杨先生的积累。学贯中西，绝无虚言。于是，这种考证，完全靠大量阅读感受积攒。更加奇特在于，考证所用事实、证据，虽然自然流泻，但是，那种选择、舍弃、删除功夫，好生了得，所用材料统统具有故事、文学化形象的灵动，因此，尽管杨先生罗列，一个挨着一个，挨挨挤挤，甚有喷涌而出态势，阅读起来，一丝儿枯燥也无，眼球随字而行，顺畅通达，画面浮出，想象补充，一如风拂柳般自然展开：
《柘枝舞》是一个极美妙的唐代舞曲。关于这个舞曲，唐宋两代有许多记载。《乐苑》说：“《柘枝》舞曲用两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梦溪笔谈》说：“今凤翔有一老尼，是莱公时《柘枝》伎，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往往传之。”这样看来，《柘枝》是遍数极多，舞态极繁的舞曲。
古典白话，生动记载，信手写来，那会有生涩，兴奋还来不及呢！
阅读顺畅，不等于可以生吞活剥。毕竟密集度太高，阅读快速，得不到完整印象。毕竟非文学作品，没有情节、细节勾连，假如不加思索回味，或许会历宝山空手而归。
知识密集度，还有外语材料，国外史料，希腊罗马比比，印度迦蓝处处，对于我这个英语尚未过关者，当然有阻碍了。
杨先生文章价值，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再说，我这个无一门外语过关者，也没有能力就先生文章贡献做出准确评价。下面介绍我知道的先生一鳞半爪趣闻逸事。
一件杨先生的奇特经历。
杨先生一生经历奇特。相伴近六十年跨国之恋。文革不仅杨蹲牛棚、进监狱，戴乃迭先生也在中国监狱里四年光景。晚年回到英国，与亲朋话旧即刻辞别，毅然回到中国。这些传奇，世人关注，我无以详尽表述，就说一段先生关于书的故事。
话说抗战爆发，杨宪益还在牛津。母亲妹妹离开天津到达重庆。1940年，杨先生毕业，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中央大学聘书。抗战后家人第一次团聚，租住了校长罗家伦的房子。
回国时，夫妇没有多少行李，唯有四大箱书，而且多是外文原版图书，当然算是宝贝。没有想到的是，过海关时，竟然被海关日本人垂涎，几乎悉数没收。
国内环境，图书最为缺欠，如此数量图书，杨先生夫妇搜求，怕是心血花费不少。回国后，照先生说法，图书不景气状况，因为战火，比较想象更甚。重庆书店，基本无书，图书馆内，可用之书寥寥。学校图书馆无非二十四史、四书五经。外文书，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集》。流行有售卖的，书报诗句、《日寇暴行实录》之类。唐瑜创办《救亡日报》航空版，印刷厂竟至被炸。《新华日报》有卖，但是违禁。
先生所带未被搜走的书，也命运多舛。先生说，那些书陪我由重庆、贵阳，抗战胜利赶往南京汇合家人，自西南沿江而下，竟遭遇沉船，损失一批。在重庆，山地多老鼠，一只耗子一夜可至一摞书化为齑粉。
杨说，我给学生上课，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全凭自己讲。学生学习，主要靠老师。有好老师就是幸运。老师脑子里的书，就是好书。但是，不能由此断言其时读书环境差。大家都是闲人，官方控制力弱，自有独立精神在。痴迷学问大有。一是大家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学生把宣言口号译成外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一是翻译。我妹夫赵瑞蕻1938年路过香港带回一本法文版《红与黑》，于中大分校教学之余开始翻译，1944年大功告成。其法语老师评断了不起，振奋人心。
杨先生那些被劫持到日本的图书，战后友人帮助追查，竟然从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回来一些。上面盖有蓝色方印“杨氏图书”，记录下这些图书辗转数国艰辛命运。
真正的思想者永远不老
我在于光远的文章里说，2005年是他最辉煌的一年，九十岁的于先生有六七种书要出版。其后，于的网站很久没有更新。果然，去年八月，于先生因脑血栓住进医院。6月12日，龚育之去世，于先生一篇三千余字的纪念文字发表。病中的于光远，思路依旧。读其文，不能不感慨思想者的青春。
杨宪益，比于光远还年长一岁。6月20日中华读书报一篇先生访谈文字，《教育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是访谈者主持的名家荐书专栏里的文章。访谈者原本请宪益老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提及“名家荐书”栏目，于是有了这篇意料之外的杨老荐书。
杨宪益推荐的是，2007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华南师大袁征作品《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发展和转折》。我的感叹在于，举国高唱孔子歌时，杨先生思想的青春、头脑的清醒。杨老说，袁征的《孔子》，读来轻松，因为文字流畅轻快；读后沉重，对中国教育有学术梳理和严肃反思。全书三篇，上篇专论孔子，中篇讨论宋代教育，下篇讨论现代大学精神和教授治校。宪益老强调，本书创见，在于对公认的异议。犀利，永远是思想者的锋芒。
袁征孔子论，跟苏格拉底比较，提出了三大差别：
第一，苏氏重于真理，宣称没有现成的结论教给他人。孔子喜欢训诫，不虞提问、质疑、辩论。对追问者子路，评为“恶夫佞者”。王充说过，学于孔子，不能极问。
第二，苏氏乃纯粹学者。独立、理性、尊严。孔子主张言有益处，“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敬畏权威，“君子有三畏”，自觉维护政府正面形象，对宰我所言，“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的阴暗面，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第三，苏氏倡导平等论列。称学生为友朋，既无礼节拘禁，也少思想约束。孔子恪宗法，呼学生“小人”，讲授等于教训，“由，诲汝，知之乎？”“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汙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讲求威仪，“俨然人望而畏之”。尤其鄙视跟学生争执，“君子矜而不争”。孔子，乃道德至上主义，真理化身，“何莫有斯道也”。
这篇访谈，跟杨宪益其他文章一样，在短短三千字里，蕴含了极大信息量。
孔夫子总体评价，作者引用韦伯的话说，他的谨遵道德，“谨慎的自我控制、自我审查和自我戒备”，必然导致“对所有激情和快乐的全面压制”。维护等级制度如此不遗余力，“中庸”扭曲为严重的偏激倾向。
蔡元培一贯被认为自由主义者，教育思想家，作者评价出人意料：“思想开放的教育管理者，却不是教育理论家”，因为，蔡氏1927年政纲提到：“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皆有干涉及更易之权”，其后为《中央日报》创刊题辞，“党外无党，囊括长材”。这跟大众印象里，那个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校长判若两人。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重要变化”，作者分析评价独到。
杨宪益老对于作者成就，即使后记所为，也一一点出。作者独特理解，后记出色表演，宪益老概括了两点：1、引证拉卡托斯，新奇是学术观点首要标准。一如波普尔言，顶多只能说，至今没有发现自己观点的错误，因此，惟有出新才是拓展。2、表达感谢是所有后记共同备要，即使感谢，袁征也很出奇，表达了对于“学生们的感谢”。他的研究生们毫无顾忌的追问和挑剔，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肤浅和疏漏，自己的进步，是一届又一届学生逼迫的结果。
杨老以为，如此为师之道，本身就是良好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教育需要这样大胆的反思，学术需要这样独立的“另类”，否则就没有进步。
杨宪益反思独立不羁，提倡新见，如此细致推荐新作，你能感觉到那个形象将近期颐？遗憾、恰成鲜明对照的是，我这个评论者却来掉书袋，由不得一丝愧疚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