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及其意义

?郇建立（原载《二十一世纪》07年6月号）
“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Scott，1985：36）
1985年，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根据自己在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田野调查出版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该书的副标题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最近的农民研究[1]有一个缺陷，它们比较关注农民的反叛与革命，换言之，比较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然而，农民的行动通常是隐蔽的、无组织的，他们很少进行革命和叛乱，因为这类活动是过于危险的，很容易遭到政府的镇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科特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弱者的武器”。
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不仅详尽考察了农民的日常反抗，还反思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如果说前一部分属于人类学的民族志，后半部分则是他的理论贡献。斯科特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但他的写作采取了“经典的”人类学的叙述方式：以讲故事的方式提出问题，随后进入田野，用翔实的田野资料进一步论证有关命题，并在论著的结尾同相关理论进行对话。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首先以穷人拉扎克（Razak）和富人阿尤布（Haji Ayub）的故事提出了农民的日常反抗问题，紧接着对田野地点塞达卡村（Sedaka）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随后详尽研究了村民的经济反抗和意识形态反抗，并在结尾部分用村庄的田野资料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对话。
农民的日常反抗
《弱者的武器》的副标题表明，该书的研究主题是“农民的日常反抗”。斯科特指出，这类反抗有一些共同特点：（1）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2）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3）它们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4）它们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与此同时，这种低调的反抗技术非常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农民阶级分散在广阔乡村，缺乏正式的组织，擅长游击式的消耗战。在此，斯科特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恰恰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最有成效，因为它们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
斯科特明确指出，农民的日常反抗不仅仅是行为方面的，还包括思想和象征方面的，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意识，即他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事实上，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因此，斯科特不仅要揭示和描述日常反抗的模式，还要分析这些模式赖以产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冲突。从此种意义上说，研究塞达卡村的阶级关系，不仅需要研究行为，还需要研究意义和体验。换言之，“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体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对阶级的理解和认知，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p. 46）。
为了从经验层面说明塞达卡的阶级关系，斯科特详细考察了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影响以及他们关于某些“事实”的争论。双方都承认，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穷人受到了伤害，富人则从中获益。然而，穷人受伤害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获益有多少，双方存在争议：富人总是试图缩小他们的受益，而穷人则试图夸大他们的损失。在谈到联合收割机时，富人更愿意承认自己的获益，而不愿意承认穷人的损失；穷人则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他们才失去了劳动机会，才变得越来越穷。富人基本上宣扬机器收割相对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处，它不仅提高了收割效率，还降低了收割成本；而穷人试图证明，除却道德规范不论，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种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它破坏了田地的平整，带来了收割次序上的麻烦。由此可见，穷人对联合收割机的看法全然有别于富人，他们懂得用“相关事实”来支持他们的阶级立场。
斯科特发现，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如何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在谈到村庄的历史时，村民往往会详细描述过去秩序中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并借此来反对当前的制度安排：穷人之所以有怀旧之情，是因为过去的许多革新都妨碍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富人之所以不那么具有怀旧之情，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当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在塞达卡，穷人富同人的口舌之战——意识形态斗争——是“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所以，他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
霸权理论的反思
在《弱者的武器》的最后一章，斯科特从“霸权与意识”的角度考察了“日常形式的意识形态斗争”，他希望将来自塞达卡的地方性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斯科特在此明确指出，他的研究目标是探究日常的意识形态反抗与日常的经济反抗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试图表明，统治阶级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强加给从属阶级。
在简单考察了马克思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之后，斯科特进一步指出，霸权、虚假意识、神秘化（mystification）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这样的概念不仅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塞达卡的阶级关系，还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对阶级冲突的理解。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1）洞察（penetration）问题。斯科特指出，霸权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其背后的核心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的方式，还要支配象征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的方式。霸权概念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斯科特极其赞同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Paul Willis, 1977, Learning to Labor）一书中对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批评，“社会行动者并非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者，他们只能通过斗争、争论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结构来再生产现存的结构”（p. 319）。塞达卡的田野研究表明，同葛兰西的看法相反，从属阶级通常是在行为领域受到了束缚，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较大的主动权。
（2）必然性和正当性问题。霸权理论经常混淆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区别，而从属阶级很少会犯这种错误。斯科特指出，“没有理由假定，从属阶级会把必然性视为正当性，尽管故意顺从的必要性通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没有证据表明，支配模式如此完全地控制了从属阶级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他们无法营造自治的、反抗性的亚文化；最后，没有理由假设，从属阶级完全受到了现存支配体系的包围，以至于他们无法走上历史的舞台”（p. 335）。
（3）霸权内部的冲突问题。霸权理论和虚假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既然统治阶级能够说服从属阶级去接纳现存的社会关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的共识与和谐。然而，斯科特指出，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hegemonic ideology）必须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必然会引发一些矛盾；任何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都在其内部为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原材料。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既可以从现行的意识形态秩序的外部、又可以从它的内部去寻求群众激进主义的根源。
（4）工团意识与革命问题。在葛兰西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激进变革的首要障碍存在于思想层面，工团意识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斯科特指出，工团意识并不是革命的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行的基础，因为大量的实践表明，群众运动即便是采用革命手段，它的目标也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
（5）霸权的打破。葛兰西认为，就从属阶级而言，其关键任务就是去创造一个最终能够改变社会的对立性霸权（counter-hegemony）。而斯科特认为，从属阶级无法担当这一重任，因为从属阶级通常是“向后看”的，他们倾向于维护自身对早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通常是新的生产方式承载者（例如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如农民和工人）的任务”（p. 318）。
结语
前面，我们简明扼要地对《弱者的武器》进行了解读，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指出，如同先前对农民反抗的研究，如果将“弱者的武器”过度浪漫化会导致很大的失误，因为它们仅仅能对各种剥削农民的方式产生边缘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它们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野心，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斯科特形象地指出，“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p. 36）。
在《弱者的武器》的结尾，斯科特对革命性变迁的前景表现出了悲观主义，而这是农民或工人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客观地说，这种悲观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偏见，不如说是对绝大多数革命国家中工人和农民命运的现实评价。如果说一些国家在创建之前很少发生革命，那么，它们现在就更是销声匿迹了。有鉴于此，“即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们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韧性……恰恰是这种精神和实践，防止了最坏的后果，预示着较好的结果”（p. 350）。
James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
[1] 这些研究包括巴灵顿·摩尔的《专政和民主的社会起源》（Barrington Moore,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杰夫里·佩奇的《农业革命》（Jeffrey Paige, 1975, Agricultural Revolution）、艾里克·吴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Eric Wolf,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James Scott,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以及萨缪尔·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Samuel Popkin,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