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的第三只眼：《弱者的武器》

这本书，是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本。主编，更是令人敬佩的。当年，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和主编文化丛书的甘阳，曝得大名，声震中华。刘东前后或者同时主编过两种丛书，除了译林社的这一种，还有江苏人民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另外还主编商务版的季刊《中国学术》。只是，从来没有买到过他的书，读其文的中介依旧是《读书》，后来增加了《中华读书报》。刘东，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4年在南大任教，1985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其作主要有《西方的丑学》、《浮世绘》等。
题解
“斯科特的第三只眼”，这样一个标题，主要想表达一种感觉：这本书对我的震撼。在一个知识量的密集度不断叠加的时代，任何一种学术表达方式都是可能的。譬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不仅从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甚至情节勾连的艺术方式中获得借鉴，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著作表达方式。但是，这种表达依旧是写作模式的创新。斯科特不是这样。
关于斯科特是什么，置诸旁边，先来说说人类学田野调查。人类学可以说从摩尔根开始，他1844年开始北美印第安人调查，1846年被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为养子，30余年不辍，一直持续至1878年，发现了古代社会氏族制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是田野调查方法的开拓者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斯科特是把田野调查和摩尔根生活于调查人群里两种方法融为一体的一个人。他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里生活了两年。他在前言里说：“这个村庄被我称作塞达卡。这并不是一个真名。它是吉达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9户人家。”（凡引用本书不注书名，第4页）作者说他自己不是正式的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经验对他自己都是全新的。正是在生活于其中的困境里，邻居们逐渐接纳了他。相互交融理解作者获得了前人总结的感受：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作者原注：杜韦格纳德《来自北非一个村子的报告》217.）于是，竟然有了非收获季节的来访者与作者的彻夜长谈。
一个政治学者借鉴田野调查方法，自然会产生自己的特有方法：除了外来者正式讲演，作者从不使用录音机。因此，谈话时的片段笔记和事后马上追记成为最主要的工作。写作时，斯科特本来想法是以自己的分析为主，最后呈现村民的见解，具体写作时想要把已经知道的事实当作未知是不可能的，于是村民的洞见融入作者调查后的分析，结果，村民及其见解及时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素材，作者再现的那些复杂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作者强调：这是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农民和国家关系的紧张和反抗会被有意识地予以排斥，政治危机里的族群、宗教冲突和抗议，也予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关系。（第7页）
分析方法确立以后，叙事的起点则是选择的重中之重。斯科特没有在前言中交代，读其书我获得的感悟是：从生活里那些给作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开始。这样的故事也叫学术？
说了半天，斯科特为什么会给我震撼，除了生活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小村子两年时间外，好象一点没有涉及，读的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看来，越是想要说清的越说不清楚，唯有等待下回再来清楚表明一把。
塞达卡词典
敦·拉扎克
敦·拉扎克是村民背后称呼拉扎克的绰号。关于这个村民的故事，作者从其女儿之死牵扯到自己开始。我们则从这个绰号开场。看见这个村民走来，人们会以这个头衔称呼他：“看，敦·拉扎克来了”。敦，Tun，是马来西亚最高级别的封号，只有国家元首才会被授予“敦”这种荣誉称号。敦·拉扎克，则是马来西亚第二总理的贵族头衔。把如此尊贵头衔给予一个穷苦人，其反讽和嘲弄意味自然溢于言表。
反讽里，也许有扶不起的阿斗意味。作者说，拉不是住在房子里，而是住在房子下。两面竹木墙已经倾斜，屋顶大部分已倒塌。村里人说，他们和马来人不一样，房子是单坡屋顶。执政党领导巴塞尔了解到拉扎克跟他一个党派，如此居住自然使党的领导尴尬，便指示村长从村里可支配资金支付部分费用帮拉扎克修复屋子，志愿者们帮忙修好了三面墙，把屋顶和一面墙留给屋主。结果，屋顶依旧，最后那面墙的木板也不见了。拉扎克把木板卖了两次，没得到木板的罗吉娅把拉叫做“老骗子”，还说他连自己的孩子也会卖掉。
那个只有半岁的女孩发烧了，拉扎克来求作者，谁知道斯科特开车去了另一个村子，拉只好去找村子里唯一有车的沙姆苏尔，沙回答说需要15马元油钱，身无分文的拉最终选择放弃，次日黎明，女儿告别人世。斯科特听说后去拉家看望，此前他从未去过村里最穷的6户人家，因为进屋意味着一定的款待，斯科特尽量在公共场合与他们交谈。还没到达拉家，拉走出来叫住了斯：女儿不在家里，她被放在了哈姆扎家。尴尬就在避开的目光里。
哈姆扎是拉的弟弟，也是6户穷人之一，比较拉家宽敞，地板上坐着约25个村民，大多数是女人。拉的女儿玛兹娜裹着白布睡在从房椽上垂下的布幔背后，幔子前放一只锡盘，每一个走进幔子后的人都会在盘子里放点钱，少则5角，多则2元。大多数男人做完上面的事迅速离开加入屋外男人堆，或者在屋里与扎堆的几个男子轻声交谈。地板上的拉扎克被忽略了，这种孤立不是对他个人悲痛的尊重，起身离开的男人从容走过他的身旁，好象那是一件家具，即使女儿死亡也不能改变村民和他保持距离的惯例。不仅如此，因为，敦·拉扎克的头衔反讽着蹭饭的嫌疑，女儿丧葬仪式里也免不了村民的议论。此前两天罗吉娅女儿婚礼，没有被邀请拉扎克、妻子阿齐扎带着生病的玛兹娜出席，议论者认为，在婚宴上，给孩子喂了不该吃的东西，一直带她待到深夜，这是夫妻俩要对孩子死负责的原因。葬礼上，拉扎克，包括斯科特在内，只有11个男人。玛兹娜包裹在一块新的蜡染布里，背在叔叔哈姆扎背上，坐在巴塞尔本田70摩托后座上，小棺材横放在阿明摩托后座上。斯科特第一次看到全部由摩托组成的送葬队伍。
三四天后一个早晨，拉扎克来到作者屋前台阶上，等待斯科特招呼进门。拉自然为了表示感谢，那天斯科特谨慎地塞给他20马元。斯不能把这么多钱直接放进锡盘，那会遭到许多指责。双季稻推广，收割机广泛使用，致使拉夫妻俩打零工机会越来越少。以往收割季节，妻可以挣到200马元，拉脱粒也可以收入150元，这个收获季节，俩人一共挣了还不到150马元。四个（现在三个）年幼的孩子和虚弱的身子，生存艰难可见。（以上内容，摘自第1-11页）
施舍
拉扎克上一年度的收入只有800元。马来官方的贫困标准，象拉扎克家应该达到2400元。当然可以获得少量救济。伊斯兰的施舍更是他家获得食物的重要来源。
馈赠，是伊斯兰的一项传统。按照惯例，斋月结束时，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准备一份稻米作为宗教礼物，称为施舍。除了捐给清真寺、阿訇和村庄的祈祷场所以外，还要馈赠贫穷的亲戚和邻居，特别是那些在收获季节为自己帮过忙做过事的人。一个月以后，伊斯兰一年里第二个重要节日宰牲节，即前往麦加朝圣的节日里，朝圣者、贫穷者也能获得少量的捐赠。获得宗教施舍的第三次机会是收获季节。传统里，届时所有的穆斯林都被征收他们收获的十分之一的什一税，即扎卡特。事实上，征收扎卡特的官方责任最近由省政府承担，但是非正式的扎卡特支付还沿袭传统，它用稻谷而不是大米来支付，是无地贫穷家庭收益的重要补充。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在伊斯兰节日里吃上米饭；此外，这种施舍也被看作净化自我心灵的一种方式。
在塞达卡，给雇工扎卡特馈赠的做法，1975年以前非常普遍，但是，其后逐渐减少，且馈赠者给出同时抱怨不断。针对这个现象，斯科特自问自答，要问这是为什么？“我确信，如果我们把馈赠看做劳动力控制手段，那么，这种异常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在收割劳力缺乏时，扎卡特是必要的，当联合收割机普遍使用时，扎卡特付出便成了负担。”（第214页）“无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玛用非常准确的语言做出了说明：富人馈赠扎卡特，为的是找到人手；现在，即使没有扎卡特，我们也会去，因为我们要工作。”（同上）
在塞达卡，拉和弟弟哈姆扎都是接受施舍的人。不过，在村子里两人口碑差别很大。哈姆扎被看作值得赞扬的穷人的典范，他和妻子都是勤快人。哈是伊斯兰学校的管理员，常在宴席上协助烹饪，帮忙修建村路，帮人搬家等。上个收获季节，部分因为他生病，获得了亲戚和村民八麻袋稻谷捐赠。巴塞尔叫他“扎卡特冠军”。拉扎克则很不幸。没有多少人主动给他捐赠，于是，为了度过难关，不能有礼貌地等待别人招呼他按惯例收集礼物，不得不在馈赠日里主动出击，挨家挨户讨要施舍。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人拒绝他。拉扎克从他住在验证最难燕镇最年长的哥哥那里得到了一麻袋稻谷，他帮哥哥打过谷。至于其他村民，为了掩饰讨要，拉扎克总会声称这是预付工资，那些被他纠缠的人则说他祈求施舍。村民多数称他懒惰、说谎骗人，但是也有人反思“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因其偷窃而不给他们救济，他们也许会一直偷窃下去。斯科特认为这是他所听到的社会应当控制贫穷，对慈善施舍重要意义最清楚的评价。据斯科特估计，一年里拉的讨要应该够他家三个月的口粮，他获得了比较其他穷人更多的布施，这种实惠，跟他声誉上的额外成本比较算不上什么，因为他已经处在全村最低下的地位上了。（除有注者外，其余部分摘自第11-13页）
洛斯尼
斯科特的著作没有给妇女单列词条。但是，农业发展中的3860（农村耕地里主要劳力为妇女和老人的指称）部队应带有普遍性，不只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为此，我从书中挑出一位女性作为代表，集中起来讲讲她们的故事。
洛斯尼是一位45岁的寡妇，有5个孩子。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还是村里穷户妇女插秧收割队的头头。她租种了4里郎（1里郎约等于0.6英亩4中国亩地面积）土地，但是由于租金很高，货币收入主要依靠打短工获得。1978年主种植季，她和大女儿打短工赚了350马元，1979年灌溉季，这部分收入降到了70马元。她们插秧时打短工的收入也下降了，因为过去的两位雇主采取了“干种”即直接撒种的稻子播种方式。洛斯尼现在非常担心，勒紧裤带生活，意味着正在上中学的13岁的儿子有可能辍学，加入打零工队伍，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
联合收割机抢夺工作机会，表面上短工工资并没有下降，而是上升的：由以往的30元1里郎增加到40元，打一麻袋稻谷2.5元，跟插秧的薪水以同样的幅度上升。其实，收割机导致了劳动力剩余，于是，雇主为了控制劳动力的馈赠扎卡特不再成为必要的，以往，雇一个工作队插秧，雇主需要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譬如咖喱鱼饭或者对虾糯米饭，现在降低为干面包和茶点，妇女开始自带干粮。关键在于，收割和打稻谷所要短工的活计发生了质的改变：大多数需要人工收割的稻子，不是种在机器无法进入的深水田，就是倒伏的稻子；这样的田地收割付出和收入不可能对等，计件工资提高和劳动付出增加不成比例。
塞达卡有5个妇女雇工小组。在机灌和联合收割机使用普遍化过程里，男子逐渐丧失了讨价能力，妇女则相对有力量。因为，插秧离不开村子里的妇女。村子里三个妇女住在离两家商店不远的地方。在小商店里喊一声，她们在家里都能听得到。斯科特把她们仨称作名誉男性honorary men ，因为她们承担着一些男性角色和责任。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罗西娅和这儿的洛斯尼。罗的丈夫懦弱致使罗必须当家，还有一个叫托·沙赫·比丹，是村里的接生婆，她受过的训练和40多年接生经验获得了独特地位。五个小组，除了洛尼斯、罗西娅外，还有米丽亚姆（马·伊沙的妻子），塔杰丁和阿里分的妻子领导的。1977年灌溉季节，洛尼斯、罗西娅、米丽亚姆通过中间人“让人家知道”了她们的小组对于上个收割季节失去工作的不满，她们没有一个直接拒绝上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雇主的插秧，但是，她们故意拖延时间，共享小组的领头人告诉那些农场主她们很忙，暂时没有时间到他们的田里去。那些雇主着实焦虑了一阵子，担心秧田错过了插秧季节，进而担心水源被切断以前稻谷还长不饱满。两个星期的心理战，妇女“屈服”了，6个农场主放出风来，正在安排外村劳动力来为他们插秧。
据大多数人讲，6人分别是哈吉·卡迪尔，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希姆，卡米勒和西卡马赫，共计有100里郎耕地。联合抵抗瓦解了。小组内出现了不同声音，她们害怕永远失去插秧机会，但是，6个农场主里的3个仍然请来燕镇、更远的新基亚镇和默布克村的劳动力，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的影响力同穆达农业发展局商定后，请来了一队泰国插秧人。
这里，不那么直接的对抗，也是斯科特阐述的“弱者的武器”。（上述内容分散于全书，无以确定具体页码）
哈吉·布鲁姆
塞达卡村有三户叫哈吉的，就有两个跟负面评价挂上了钩。
在介绍这个主人公之前，先来谈谈跟这个主人公的绰号有关的几个词语。
哈吉haji ，是伊斯兰对亲自到圣地朝拜过的男女穆斯林的称谓，本意就是朝觐者。但是，现实里，大部分较大的土地所有者、稻米商人和大型农机具所有人都是哈吉。富有，是朝觐者得以实践朝圣行为的物质基础，于是，结局富有戏剧性：一方面，朝圣行为本身会受到虔诚的崇敬；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朝圣者是通过一系列“苦心经营”积累资金实现了朝觐的。这也许就是哈吉这个词为什么不总是和恭维性形容词连用的原因了。（第22-23）
Haji Sangkut,隐含着朝觐者的意义，字面意思是穿长袍但未到麦加朝圣的人。Haji Merduk ，指“虚假的”哈吉，后者指毫无价值的财富和事物。Haji Karut 则是“冒牌的”哈吉。巴塞尔说，真主不会接纳哈吉那样的人。他们朝圣白费钱，无益也无用。和哈吉连用的形容词最多的还有吝啬。斯科特说：“象爱斯基摩人拥有众多关于雪的种类的词汇一样，马来人语言中有大量的描绘不同程度和类别的吝啬的词汇。”最常见的词是Haji Kedekut和Haji Bakhil ，都是用来形容吝啬或者贪婪的。（第22页）
Broom 。自然是英文单词。哈吉·布鲁姆，是哈吉·阿尤布的绰号。作者介绍到这个绰号，说道，村民们在这里宁愿使用英文单词Broom，我猜测这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强劲的扫荡力量。字面已经表明，哈吉·布鲁姆以自己的方式横扫了一切土地。这个词的力量也含着“横扫牌桌”，赢得牌桌上所有的筹码致使“对手输得精光”的意思。正因为前面冠有哈吉，布鲁姆一词才显得更有力量。（第16页）
作者到赛打卡村5、6年前，哈吉·布鲁姆就去世了。最初听说他的传说，也富有传奇色彩。刚到村子不久，勒拜邀请斯科特参加儿子塔哈婚宴。新娘来自距燕柯奇镇南6英里的一个村子，为了招待远方客人，屋外搭建了一个大帐篷。席间话题一是收成，二是婚礼。因为干旱，抢收抢种，推迟了婚礼，直至农忙季节后，婚礼才得以举行。
作者席间不经意间问起了地平线上矗立着的一座巨大新仓库，身旁的人告诉我那是哈吉·拉兹和弟弟安尼的大米加工厂。当提到这两个名字时，帐篷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作者无意地开启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尤其他们的父亲，哈吉·阿尤布的传闻，是所有聚会固定的交流话题，足以引起一次小的故事风暴。（第15页）
阿尤布是吉达州最大的稻田所有者。去世时拥有600里郎（426英亩=172.5公顷=2587.5中国亩）稻田，他的橡胶园和果园不计算在内。当时，中等家庭拥有的土地不超过3里郎，20里郎土地已经相当富裕。如此广阔土地，自然令人惊讶，以至于吉达州的稻田以惊人速度向阿尤布手里集中，引起了州议会的警觉，阿尤布侵吞土地行为曾一度遭到后者的禁止。（同上）
在美国，资本家可以被称作“洛克菲勒”；在塞达卡，坏地主可以被称作“哈吉·布鲁姆”，这同样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名字。（第54页）
正是对于土地的疯狂占有欲和掠夺方式，致使阿尤布的绰号成了坏名声的同义词。跟这个绰号紧密关联的还有一个词语：Padi kunca 。斯科特这样描绘：“诺尔向我解释Padi kunca 这种声名狼藉的借贷体系时，头一句便说：‘这就是哈吉·布鲁姆的行事方式。’”（第17页）这是一种高利贷，借贷约定收获季节以前6个月借的现金收获时以定额稻谷偿还，实际年利率接近150%，直到1960年。
作者概括：“所有研究者都应用过这个例子，认为它既是水稻主产区持续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农民拖欠贷款的原因，拖欠贷款导致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同上）哈吉·布鲁姆的土地，主要来源于他人无法偿还的债务：jual janji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潜在的出售。通过这个词，我们几乎都可以猜测出布鲁姆掠夺土地的招数：凡借钱者，必须以土地作为抵押，借贷规定还款日期和逾期土地所有权转移。借款无疑低于被抵押土地市值。表面上，借贷合同是平等的，因为在规定日子前借方归还欠款，土地还是自己的，抵押土地还可以赎回。但是，布鲁姆会在借款最后期限来临前消失，那些原本在还款前凑足了借贷款的农民，竟然因为找不到债主超过了还款规定期限。神秘消失的债主在还款期限过后，如同消失的神秘一样，在你意想不到时突然出现，并且猪八戒倒打一耙，把欠债人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处土地归属债主。小小的借贷合同，就这样由抵押借贷变成了土地买卖。（第18-19页）在上面的阐述后边，作者加了一条无奈的脚注：“尽管在理论上借款者可以将偿还款项存入第三方帐户并且通知法庭，从而赎回土地，但是，很少有农民知道这一点，更不用说去这样做了。”（第19页）
与对土地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哈吉·布鲁姆所以成为传奇，更在于他为吝啬鬼树立了无法企及的标杆：“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几乎跟拉扎克没有两样。他住在一间破旧的从未修缮的房子里（作者注说：自从双耕1971年首次引入，即使最节俭的农民也会把房屋的修缮附属建筑建设当作日常的第一笔开销）。他从来不买纸烟，一生抽的都是自己卷成的‘农民式香烟”，吸的是最便宜的烟叶。卷烟用的树叶也是他从自己栽种的聂柏榈树上摘下来的。和最穷的人一样，哈吉·阿尤布一年只买一块只够裁一块围裙的布料。他这一辈子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他骑在那辆古董般的蓝铃车上，用手势指挥着儿子们把别人的房子推到，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跟他的喊叫相配合地发出响亮刺耳的噪音。”（第16页）谈话最后，诺尔向作者介绍了布鲁姆跟自己儿子的故事：他到儿子家做客，带了一袋（100个）人心果（一种便宜的褐色水果，它是能产树胶的热带常青树人心果树的果实），但是，离开儿子家时，吩咐儿子说：给我的袋子里装100个鸭蛋，那是你应该给我的回赠。（第19页）
塞达卡土地变更
《弱者的武器》是从塞达卡村民的介绍开始作者的政治学田野调查结论的。接下来分析村民行为扭曲的根子。譬如拉扎克的乞讨，不过个人所得由于他人不遵守习俗和惯例而减少、得不到满足，因此而采取的带有反抗、或者抗逆性质和色彩的举动。这就是说，拉扎克把他从别人那里的乞讨所得，看做自己应该得到的。再次，作者分析进入经济关系描述。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是塞达卡土地变更关系的趋势。
譬如，哈吉·布鲁姆这把扫帚，他的子孙对土地的贪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对塞达卡现有土地占有状态的分析中，作者引出结论：“在单一作物经济关系中，土地所有权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最富有的22户人家，只有4户没有土地”；“相反，村子里最低收入那一半家庭全都没有土地。大约60%的贫民一点土地也没有，只有3个家庭拥有2里郎多土地。”（第115页）
斯科特的房东，是全村叫哈吉的3人又一个。过了很长时间，作者才知道了自己的房东是塞达卡唯一拥有高利贷先生Pak Ceti绰号的人。Pak 在马来语里是父亲或者伯伯的意思。别人背地里谈到作者的房东，直呼其名时，叫他Kadir Ceti,即高利贷者卡迪尔，婉转用语，就是高利贷大叔，Pak Ceti 。
斯科特写道：“当村民获知我已经知道了房东的绰号，房东的故事接踵而至。哈吉·卡迪尔20多里郎稻田，大部分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获得。他用这种方式得到了哈桑父亲3里郎稻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哈桑父亲常常会要求赎回稻田，尽管这样做是徒劳的。”（第24页）这种买卖，是几十年前的事，如今风光不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他分8次从负债的小土地所有者那里购得25里郎土地。虽然哈吉·卡迪尔对土地的贪欲依然像从前一样强烈，但是实行双耕以来，他名下的土地再也没有增加过。”（第116页）
眼下，土地买卖没有绝迹：“自实行双耕以来，只有9位村民参与过土地买卖。”（第117页）作者分别逐一分析，首先分析其中4宗：“1970年以来，塞达卡村有4位村民购置了19.25里郎土地，其中不少在村庄之外。达乌德购得8里郎地。他是村长哈吉·加法尔的儿子，是在父亲的帮助下买进的，其中包括本村人手里购得3力量。诺尔也在父亲（一个拥有50里郎土地的非塞达卡村民）资助下购进8.25里郎土地，这些地离村子都有一段距离。阿明从邻村一位拥有很多土地的哈吉那里购得了塞达卡村里2.5里郎土地。这三位是塞达卡村最富有6户中的3户。唯一例外是法齐勒，他从另一村民那里购得2.5里郎地，尽管他不是全村最富有者，但是他拥有8里郎地”（同上），已经在全村有地户里排名第八。
上文是土地购买者的记述，下文分析卖地的人。“有5位村民卖出了自己的土地，其中最大的两宗交易分别卖出了10里郎和5里郎土地。这些村民被纳入政府的移民规划中，所以需要处理自己在原居住地的财产。（这里作者加脚注：更为普遍的是，这些因为移民规划而离开的村民，依旧保留他们在当地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出租。）除了其中的2.5里郎，这些土地都以高价卖给了富有的非塞达卡村民。第三宗3里郎土地出卖表明，某些情形下贫困的家庭依然需要卖出他们的土地。玛的妻子和她至少8位兄弟姐妹共同继承了3里郎土地，土地分割不能达成共识，一年后只好决定卖地平分所得。地卖给了哈吉·加法尔的儿子达乌德。剩下两宗土地出卖，是两位守寡的穷姐妹，哈斯勒和沙勒玛分别把自己的0.5里郎地卖给了她们住在邻村境况好的弟弟。她们卖地也有特殊原因：两姐妹继承到的地跟弟弟的地相连，弟弟强行占有这些地并且连续耕种了5年，这位粗暴的弟弟的恐吓，致姐妹俩不敢告发，就把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弟弟。这个1981年已经买到了土地的弟弟，同样不能耕种自己花钱买到的土地，花了不少钱打官司，也没奏效。”（第117-118页）
关于土地占有变更停滞的现状，斯科特提出了两条原因：土地收成的增加和稳定，还有马来人不愿失去土地的传统，都戏剧性地减缓了因债务而导致的土地集中进程。（第115-116页）在我看来，市场化的实质不过是产权明晰化，以及这种私有产权的制度保障。
第一，土地收成增加和稳定，不应该是产权明晰的原因，而是产权明晰的果实。譬如，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真正解决，不过几十年功夫，得益于收成的稳定增加。不仅如此，肚子问题的解决伴随耕地流失这个过程一起发展（网上搜索耕地流失，此前披露资料最多状态已经不再，仅有两则反复引证的信息，一是“7年流失耕地1亿亩”，最后找到出处，那是国土资源部长一次会议讲话提到的数字，据国际在线网2005年12月16日消息说，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先生今天（16日）在京一次会议上披露，从1997年到2003年，7年时间减少耕地700多万公顷。海南日报转载时折算为1亿亩，年均流失耕地1429万亩。一是《百度知道》《耕地流失》词条说，1951年-1986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少2.34亿亩，年均807万亩。）。分析粮食稳定增产原因，无论应用最新农业科技成果，还是调整农业内部种养业结构，不都是农民土地使用权得到确立这个前提导致的？私有制不只是积极性的同义词，简直就是社会物质丰富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个人个性丰满、道德完备、行为和美，可以成就一个大写的人的唯一途径。假如道理不是如此，改革开放导致耕地流失的加速度状态，为什么中国没有在世界粮食危机之前出现危机，这种事实便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第二，传统能够阻止耕地流失吗？假如说马来人不愿意失去土地是一种传统的话，照“传统”字面意义解释，去掉过程的空间性质，仅就存在的时间形式而言，传统应当随着时间的追溯或者逆推，愈加固化，对不对？把“不愿意失去土地”看做马来人的传统，其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越是早期、以往，不愿意失去土地的意志越加坚定，因此，越处在发展早期，土地买卖成交可能越小；与此同理，土地集中的疯狂状态，应当是对该传统的反动，对不对？如此推理，我们必然得出和事实相反的结论，而不是现在这样：其一，发展早期，土地集中速度最快；其二，随着传统瓦解，土地集中并没有加速度发展，反而出现土地集中的停滞。
其实，悖论所由，在于我们对事实本身没有做出完整概括。历史是一个过程，过程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原有传统非合理部分的修正。把马来的土地集中看做市场化进程里非市场化的传统作怪，结论就能够得到合理说明了。
不愿意失去土地，不只是一个意志和传统，更是市场化过程的制度移植。但是，一项制度的移植成就惯例，在于居于其中的人的自觉运用。布鲁姆这把扫帚所以能够成立，他对土地所有权的扫除能够尽入囊中，仅仅在于被他搜刮的那些债务人还没有形成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意识，不懂得运用法律，这，可是作者早已阐述明白的：“尽管在理论上借款者可以将偿还款项存入第三方帐户并通知法庭，从而赎回土地，但是很少有农民知道这一点，更不用说去这样做了。”（第19页）
市场化是一个过程，是遵循和运用市场法则保护所有权行为的确立和沿袭成习，当所有的非市场制度下的农民，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时候，市场化时代才会真正到来。布鲁姆这把笤帚，达到目的的条件是非市场化农民的普遍存在。一旦法律成为农民的武器，利用法律漏洞达到搜刮土地目的的行为才会被制止。结论，土地集中疯狂化的实际，不过是市场化过程里的非市场化行为。
私有权，是个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一个有义务和责任的社会个人，是以他的财产为现实基础的。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不会有义务和责任感。私有权为什么会神圣呢？私有权同样是政府行为的边界。政府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另一个人化形式，即社会个人保护私有权的工具或者武器，一旦政府行施如此职能，它就有了合理存在的空间，一旦背离私有权保护职能，政府行为边界必然模糊，其存在的合理性便受到威胁，其合法化当然会受到质疑。
马来市场化过程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耕地的流失，是土地产权明晰化不彻底的必然产物。土地法律上的所有权，是保护耕地不受侵犯的唯一社会屏障。马来农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制止了其他社会个人土地疯狂占有欲的实现，由此，马来农民由传统农民走向了现代化，非市场化的农民受到市场化洗礼，成就现代农民。中国农民对其耕种土地最终所有权的实现，同样可以遏制对于土地具有疯狂占有欲的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非市场化行为。
土地价值，不过是土地私有权的货币形式。私有权，不过是资源稀缺性的社会形式。没有私有权的稀缺资源，不可能受到法律保护；法律，不过是财产私有权同义语。离开了财产私有权，背离土地私有权的任何制度构造，统统不可能实现，如同画饼不能充饥一样；如同中国现实里，无论你在国家法律形式上如何强调耕地重要性，却根本不能阻止土地流失愈演愈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个人；土地私有制，就是现代农民。
斯科特的震撼
标题有点儿不太切合实际，因为给我震撼的仅仅是本书，《弱者的武器》，斯科特的其他作品，我还没有能够光顾。但是，仅就我所阅读这一本书，斯科特震撼已经不妄。
所以说震撼，第一，有个性的村民，已经突破了学术著作的写作模式。以往论说作品，我作为评者，没有如此长篇摘引过作品内容，这一篇论作，实在由于喜悦，在塞达卡词典名下摘录了书里三、四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或许阅读者孤陋寡闻眼界不宽，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学术著作里有如此鲜明个性人物的写作，并且如此真实地揭示了人物个性由以产生社会生活变动环境，或者叫做真实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具有了文学作品的品质和可读性的学术著作，真还没有见到过。
第二，写作方法的革新。首先是写作立场或者视角的转变。在给一个友人博客的留言里，我写道，读《弱者的武器》我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的《诺曼底登陆》。我们知道，电影拍摄，特别表现宏观场景的需要，导致了摄影机俯视镜头拍摄角度。但是《登陆》一片的新尝试，就是刻意摈弃俯视，所有镜头全部采用平视角度拍摄，并由此拍摄方式给观众留下了战争场面深刻的现场感。斯科特这本书，给人的亲切，就有斯皮尔伯格的平视镜头感。
我们知道，逻辑推理，本身特有的方法，导致了写作者的说教者特色，所有论者，尤其论断推理方式决定，统统给人以作者大有真理在手架势。特别是毛式语言，不仅有意矮化读者，而且运用法律条文式的语句构成，读者作为受教育者，产生了对于写作者的仰视。这些东西是否在《弱者的武器》里统统消失了，我不敢断言，但是，作品里那些鲜活的主人公形象和口语化的语言的直接体现，显然改变了作者的写作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静客观的他人行为语言的表述者。写作者仅仅隐藏在在他所书写主人公背后，于是必然引起写作方式的改变，象小说般的人物刻画，导致了故事主人公自我行动，自我展开的文学抒写。
其次，描写人物，以生活化的语言铺叙，从具有传奇色彩的绰号入手，一改论著的学术腔调。作者介绍了那么多绰号，并且把许多绰号的来历用注释作出说明，致使脚注本身可读性不亚于著作本身。作者推论引用他人作品论断，多数采用脚注，于是正文叙述的文学性不再由于引文冗长所打断被减弱。
再次，作者的许多推论，直接引用村民的论断和推理，譬如伊斯兰教扎卡特馈赠为什么逐渐减少，作者的推论直接来自村民的判断：联合收割机普遍使用改变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扎卡特由劳动力短缺状态决定工资的补充性质逐渐消失了，特别是劳动力国际市场供给，致使普遍的馈赠变成了富人感觉里的负担。这些引证，特别是村民生活化的语言，比较作者自己推出论断，当然有了阅读的亲近感和可信性。
最后，故事化的主人公介绍，特别是那些传奇色彩的绰号，必然需要相应的语言表达，于是文学化的语言表达增加了阅读兴趣和亲切。当然，这样的语言来历，作者介绍非常清楚：他没有用过录音机，全部是现场语词简答纪要和事后的追记、补充，写作过程里，由于采用内容过多，篇幅过大，加以必要的剪裁，构成了全书语言的精准和简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