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UT斯达康成立的前前后后

冰淇淋店的晚班经理
说起小灵通最大的设备和系统提供商——UT斯达康公司，就不能不提它的几位创始人。
现任UT斯达康公司董事长陆弘亮(Hong lu)，祖籍浙江宁波。1954年出生在台湾。母亲是出生在日本的华侨，父亲在日本读的大学。陆弘亮6岁时，随全家移居日本，之后考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土木工程专业。
陆弘亮虽然生在台湾、长在日本，但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陆弘亮在日本上了9年的华文学校，在家时经常和祖母说宁波话，因此能够很流利地使用中文。
陆弘亮身材高大、魁梧，一米八七的身高走在哪里都显得很突出。陆弘亮在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不错的商业天赋。那时，他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在校内一家冰淇淋店打工时，陆弘亮肯吃苦，活干得很多，为人又很大度，因此，店里其他服务生对他都很佩服。陆弘亮的管理才能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很快他就被提拨为晚班经理。
有一天晚上，陆弘亮在值班时，一名服务生找到他，对他说：“有个日本人在店内闹事，一定要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一份冰淇淋，做不出来他就不付钱。”
“这是一个很离谱的客人，从来没有一个客人和我们这样说。”陆弘亮回忆道，“我就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陆弘亮看到的是一位个头不高的年轻小伙子，一双不大的眼睛，精干中透着一股子锐气。
“这位先生好像是东方人啊，看样子是从日本过来的。对吗？”陆弘亮试探地问了一句。
果然，这位小伙子一开口就说日语。“我感觉和他的距离拉近了一点。”通过交谈，陆弘亮得知，他叫孙正义（即后来以收购雅虎闻名，驰骋互联网界的软库公司董事长），祖籍韩国，出生在日本，在他下一年级的经济学本科专业读书。
“我很吃惊，为什么一个学生会有如此非分的要求？我对他说，我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冰淇淋，但如果我做了，你不付钱的话，就再也不要进我们的店。”
孙正义所要求的冰淇淋很快就做好了，吃完后，他规规矩矩地付了钱。
后来，孙正义多次光顾这家小店，相似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让两人在以后的交往中，感到有很多共同语言，于是陆弘亮与孙正义成了朋友。
痴迷发明的小个子孙正义
在以后小灵通的发展过程中，孙正义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一个给小灵通技术注入风险投资的人。直到2003年，他一直担任UT斯达康公司的董事长，所以，我们在此费些笔墨将他的经历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孙正义1957年8月出生在日本佐贺省鸟栖市。孙正义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韩国飘扬过海来到日本，在一个煤矿做矿工。孙正义父亲从小生意开始做起，后来成为当地的富商。
长大后，孙正义进入日本久留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高一暑假时，他参加了“去美国40天进修英语旅行团”。美国的生机勃勃、积极进取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他。
1973年，孙正义来到美国，先进入位于奥克兰的圣威廉姆斯学院学习语言，之后，进入当地的高中就读。1975年，孙正义进入社区大学上学，1977年转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经济。
孙正义从小便意志坚定，做什么事总是一心一意、勇往直前。为了不过度依赖双亲寄来的生活费，孙正义要求自己在一年内每天进行一项发明。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打工赚钱，但孙正义认为，打工就会牺牲念书的时间。如果是发明的话，一天可能只要花5分钟时间，一旦发明转化成商品之后，一个月的收入就会很可观，比打工要强多了。
下定了决心，孙正义就踏踏实实坚定不移地去做。一年来，他先后有250件发明问世。
执着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976年，孙正义在19岁时，发明了有声翻译机技术。
这个有声翻译机很有意思，如果你用中文说：“你好。”机器就用其他的语言给你翻过来。此时，孙正义还没有创办自己的公司。在柏克莱大学，他雇了一个教授制造出了翻译机样机，然后申请了专利。
之后，孙正义利用假期回日本探亲的机会向日本的大公司推销自己的发明。夏普(Sharp)公司对这个发明很感兴趣，最后花了1亿日元（相当于1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直到今天，夏普公司仍把翻译机的技术应用在其Wizard个人电子管理器中，这是孙正义淘到的第一桶金。
除了发明，孙正义的经商才能也开始显现。孙正义回国时看到当时日本游艺机非常流行，而美国却很少见。于是，孙正义决定在校园里经营游艺机，软件需要改动，孙正义就雇人来帮忙。
和孙正义一起创业
就在孙正义一边上学一边经商，忙得不亦乐乎时，1978年，陆弘亮大学毕业了。
陆弘亮当时所学的专业在全美高校同类专业中是最优秀的。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找个大公司谋一份高薪水的职业相当容易。起先，陆弘亮也这样想过，甚至梦想过有一天当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我毕业的时候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踌躇满志，渴望成就一番事业。”陆弘亮回忆说。
这时，孙正义找到陆弘亮，游说他说：“我们一起来创业吧。”
孙正义还兴致勃勃地对陆弘亮说：“让我们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
“在20多年前几乎很少有人谈到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这一点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陆弘亮还看到，虽然孙正义比自己小，他却想着创业。身为在校生，却聘请同校的教授为自己“打工”。这个人将来会有大发展！“孙正义的诚恳和全新的思路使我下定了决心和他共同创业。”陆弘亮说。
陆弘亮加盟后，对孙正义说，我们总得有个公司吧，孙正义点头同意。于是，陆弘亮开始筹备注册公司的有关事宜。办公司需要哪些手续，应该怎么做，陆弘亮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他就买了一本书，看人家怎么做，从中学了不少东西。
1979年，凝聚着俩人心血的Mspeech公司成立了。
陆弘亮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他的职务是“杂事”，其职责是：什么事都做。
“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讲的确有些‘委屈’，但勇气使我坚定于此。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职业。”陆弘亮说。
不过，让陆弘亮感到“委屈”的职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一年后，日本客户来我们公司拜访，孙正义向客户介绍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我当时一愣，还以为在说别人，但看了一下，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原来孙正义说的就是我。”陆弘亮笑着回忆道。
刚开始时，孙正义给陆弘亮发工资，开的是支票。陆弘亮拿到支票，就到银行去取钱。银行说这家公司在银行没有钱。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回。
陆弘亮就对孙正义说：“这样有问题，支票或现金让我来管吧，要不你开什么，我都不知道。”孙正义于是把财务大权交给了陆弘亮。
Mspeech运转了一阵，俩人认为公司受名字限制太大，能够做的范围太少了，所以后来就把它改为和音世界（Unison World）。“这个名字包含的业务范围很大，什么都能做。”陆弘亮说。
要想把事业做大，仅靠孙正义卖专利的钱还远远不够。有一天，俩人去找银行借钱。银行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有没有房产？”陆弘亮点了点头。银行就问陆弘亮可不可以把房产做抵押？陆弘亮说可以啊，抵押吧。
房产证上是陆弘亮和太太两个人的名字，抵押房产需要财产共同拥有人签字，陆弘亮就去找太太，太太说：“好吧。”
“那时候，我什么经验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举动，如果以后钱还不上，我家的房子也就没了。”陆弘亮笑着回忆道。
“那时，孙正义没有房子，我有，但是我没有拿这个房子和孙正义讨价还价，也没有谈股份的事情。”
陆弘亮说：“既然我决定创业，就不怕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服务于这个集体。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将事业做好、做大。”
有一天，孙正义说：“hong，我给你公司的股份。”陆弘亮说：“你给我股份没用，你帮我加薪吧。”
后来，陆弘亮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来说，“那时候，刚刚从大学出来，什么都不懂。”
但孙正义很厚道，他对陆弘亮说：“你还是拿股份好。”
陆弘亮说：“那好吧。”
1980年年初，孙正义的父亲病了，孙正义对陆弘亮说：“我要回去帮他。”于是，孙正义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9月，孙正义创办了日本软库公司（Soft Bank）
1982年3月，孙正义被查出得了肝炎，当时医生曾经和他太太说，他可能活不到30岁。
孙正义心里很难受，就对陆弘亮说：“我不能够再去美国了，希望你把我的股票买下来。”
1983年，陆弘亮买下了Unison World公司。那时候，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0万美元。
孙正义被陆弘亮的宽厚大度所感动，称陆弘亮是值得他去托付生命的（Blood Brother）。
陆弘亮回忆起他和孙正义的这段创业经历，感慨颇多：“我们一起创办公司的时候，互相信任。合伙办企业就像打仗，后面的人一定要相信前面冲锋的人。要不然，子弹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与京瓷公司合资
1986年的一天，陆弘亮见到了京瓷公司董事长稻盛和夫，稻盛和夫邀请陆弘亮加盟他们公司。陆弘亮说：“我有自己的公司，要不你们来投一部分资，占一些股份？”
不久，京瓷公司往Unison World公司投了一笔钱，成了大股东，公司也改为Unison  Kyocera，成为京瓷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此时，陆弘亮在公司只剩下了20%的股份。
陆弘亮一心盼望着能将Unison  Kyocera上市，让自己积累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经验，但最终，公司上市没有成功，原因是Unison  Kocera只是京瓷的一个子公司，不能上市。
见上市无望，陆弘亮便全身而退。1990年年底，陆弘亮把自己在Unison  Kyocera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卖给了京瓷公司。
陆弘亮说，虽然Kyocera Unison公司最终没有做起来，但这段经历对他个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陆弘亮对京瓷董事长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印象极为深刻。
正当陆弘亮为经营自己的公司努力奋斗时，大洋彼岸的吴鹰放弃优雅的大学讲师生活，也来到了美国。
动荡的童年
吴鹰(Ying wu)1959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家中有两个孩子：吴鹰和她姐姐。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吴鹰开始读小学，那时物资虽然短缺，但大学教师的收入还算稳定，一家的生活是舒适安逸的，但这种生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被迫终止了。
身为大学教师的双亲成了“臭老九”。1969年，当吴鹰10岁时，被迫随着父母下放到河南的一个偏远山区。
“那时在农村住的都是那种茅草房，我们一家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庙里，外面要下大雨，里面就下中雨，不过小孩子也不觉得有多苦，玩累了找个旮旯蜷着就睡了。”
生活上的苦对于年少的吴鹰倒没有什么，但红卫兵小将对父亲的批斗，却让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悲凉。作为黑五类的孩子，他经常挨欺负。“有些大孩子老欺负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小孩儿。”挨了打的吴鹰捏紧小拳头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持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但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每天走十几里路去上学，他也不觉得有多苦，这样一直坚持到返城。
返城前，他有了一次“报仇雪恨”的机会。“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把那个经常欺负我的大男孩打趴下了，骑在他身上猛擂拳头，一边哭一边喊，周围的人都看着，居然还都很同情我，那时就挺有成就感。”现在再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吴鹰的怨恨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吴鹰自己讲，他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但有一位小学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他清楚地记得老师对他说：“上了中学，更多地要靠自己。”
“有些人上中学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就属于这种人，从初二以后基本上就是班长了，还当过团支书。”
吴鹰在北京定福庄中学上学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学校动不动就停课，一年中有很多个月都要到农村去劳动。他在学农时从来不怜惜干活。“农村有句土话，大小伙子用劲长劲，我不怕吃苦，那时割麦子、割稻子割得很快的。”吴鹰回忆说。
搭上统考班车
1977年，吴鹰已经18岁了。这一年的10月12日，在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主张下，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做出了一个影响了吴鹰这代年轻人一生命运的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的那场高考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在冬天举行，这也是我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冬试。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成千上万的青年欣喜若狂。他们从田间地头、从工厂车间走出来，拿起了书本，在校生也跃跃欲试，报名应考。现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常小兵、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总裁张春江、四川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建都是在这一年参加的高考，他们考取的是南京邮电学院。
10年没有高考，一下子这么多人报名，很多部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所以1977年冬天的这场考试，没有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而是由各省市自已出题。
官方的统计是570万人参加了这场考试，民间统计（应包括初试）的数字则是1200万人。最后全国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27.3万人。据说，当年实际准备录取的人数比最后招的人数要多，但因为文革期间，很多年轻人知识出现了断层，一些新兴学科没有多少人敢报。
按官方计算，1977年大学的录取比例是1／29。广东省有107万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1万多，真可谓是百里挑一。
1977年恢复高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重要意义。它开创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纪元。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的“臭老九”。
这场著名的考试过后，各部门各就各位，积极为第二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做准备。
1978年3月18日，当北京仍处在春寒料峭之时，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了。
“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页)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讲话让吴鹰为父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这次大会宣告了“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久违了的对科学、对人才的尊重重新回到了人们身边。
因为这场盛会，1978年的春天被喻为了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风吹拂着年轻人喜悦的脸颊，他们对夏天即将举行的统一考试跃跃欲试，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与向往让他们激动不已。
1978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仍然很多，为了多给大龄考生一些机会，很多学校在招生时采用了针对在线生和社会考生的两个不同的分数线。
吴鹰作为应届考生，经过紧张的准备，顺利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除了吴鹰，现任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也是恢复高考政策的受益者，这一年他从农场直接考入了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
让吴鹰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和他一起创业的薛村禾、周韶宁和黄晓庆也都是在这一年上的大学。
走近那时的大学，你就会发现一年级新生大的大，小的小，大的近四十岁，小的才十五六岁，有的甚至出现了父子同校就读的场面。
文革后首批以统考方式迈进大学校门的这代大学生有什么样的特点？诗人汪国真作为78级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述：他们是历经磨难而又自强不息的一代，是饱经风雨而痴心不改的一代，是认准目标便义无反顾的一代。他们能忍耐，他们很坚强，他们特善良，他们有胸襟。他们目光远大，他们脚踏实地，他们承前启后，他们任重道远。在他们身上既流淌着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血液，又沐浴着世界最前沿科技文化的海风。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特别宝贵的财富…
如今，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社会的栋梁，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坚力量。
从学生干部到大学教师
大家深知，学业来之不易，所以吴鹰他们这批大学生上了大学后，学习都非常刻苦。
李东生的话也许能代表这代人的心声：“尽管在漫长的十年浩劫中几乎荒废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也许是为了把逝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们大家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基本上是四点一线，无暇顾及其它。”
吴鹰所在的无线电系，当时在北工大被称为三系，1978年共招了两个班：一个是无线电通信专业、另一个是半导体物理及器件专业。大一的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有一天，三系两个班的学生在一起刚刚上完化学课，准备上物理课。课间休息时，有位同学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这位同学赶紧把收音机的声音旋钮调至最大。
中美开始建交了！同学们一片欢呼。
冰冻了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复苏，这将意味着什么？吴鹰陷入了思考。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还在吴鹰的耳边回响：“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既使我们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止，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邓小平的话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很快，政府作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决定。对于这项具体措施，国内外反响十分强烈。当时国外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称这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信号”。
“我在上学时也想过要去留学，但当时规定无直系亲属在国外，必须在国内工作2-3年，所以只好先踏踏实实把大学念完。”吴鹰说。
在大学里，吴鹰的管理才能很快显现了出来。他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在系团委也担任了职务。
“当学生干部对以后从事管理工作有些帮助，毕竟和人打交道多一些。”吴鹰说。
除了做这些社会工作，吴鹰对体育项目也非常喜欢，他的长跑成绩很不错，因此被选入了学校田径队。
该学第二外语了，吴鹰选修了德语。有一次去上德语课，吴鹰认识了本校环保系的一个女孩子，俩人很谈得来，不久，确定了恋爱关系。
1982年，吴鹰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经历过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百废待兴，师资青黄不接，正亟待着优秀的新生力量加盟。当时，北工大有两个职位让吴鹰选择：一是做团的工作，二是留在系里的教研室搞研发。吴鹰选择了后者。
谈到当时为什么做出那个选择，吴鹰的理由是“在北京工业大学做单板机研发，这个机会比较少。要知道北工大是中国的计算机之父。单板机是以后个人电脑的萌芽。”
在北工大，吴鹰主要从事十六位计算机设计的应用研究和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当时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给买设备的人做培训。
吴鹰对计算机技术的兴趣很快被激发了起来。十六位计算机设计属计算机设计的尖端科学，在国内的推广和应用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吴鹰于是努力去看书、查找资料。此时，他再次记起了“大小伙子用劲长劲”那句话。“那时干活很玩命，凌晨1点以后睡觉是经常事。”据吴鹰讲，教学楼晚上11点就锁门，他老得跳楼。有一次，他刚从窗户里跳出来，就让保卫处的人给抓住了，愣被逼着写了份检查。
吴鹰的努力为学校挣得了荣誉。他参与设计的系统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后来他还搞过别的科研项目，为学校赚了不少钱。
学校也没有亏待吴鹰。“我们所在北工大待遇是最好的，当时有很多项目，有时一个项目能给三四万块钱，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做奖金，当时的收入挺高的。”
在做研发的过程中，吴鹰感到国内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开始查阅英文资料，他发现中国和美国信息科学的差距非常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计算机已经步入了商用轨道，早在1974年冬天，爱德华?罗伯茨就组装出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牛郎星8800”，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则在1975年创办了微软公司，开发出了第一代实用的编程语言工具，还有的年轻人开始创办处理器公司。而此时的我们还在以阶段斗争为纲，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197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已经推出了“先进移动电话服务系统”（AMPS），并于1979年7月在芝加哥进行了实验，这个系统在实验时可供2500个用户使用，它第一次公开宣告蜂窝式移动电话正式投入服务。到了80年代初，电话在美国已经相当普及。而此时的中国，普通家庭能用上固定电话的都还寥寥无几。
吴鹰迫切地感到，美国的微电子、计算机、通信等信息科学非常发达，他应该到那里去学习、提高，曾经搁置的留学愿望再次被激发了出来。
1984年9月，吴鹰女朋友先他一步，去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女朋友走后不久，吴鹰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学校让他脱产五个月去学习口语，这次学习为他后来到美国上学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我在北工大的这3年相当于别人6年或更长的时间，我玩命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说，这三年，我一点也不亏。”吴鹰自己评价说。
留学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怀揣27美元闯美国
1985年5月18日，吴鹰怀揣30美元踏上了飞机，赶赴大洋彼岸的新泽西州理工学院电机系留学。
为什么只带30美元？吴鹰说：“当时按规定在银行只能换30美元，我也没有别的路子换外汇，所以只好带这些。”
在飞机上，吴鹰要了一瓶啤酒，花去了1美元。当他拎着行李准备走出旧金山机场时，一个美国女孩拦住了他：先生，请您献上一份爱心，救救非洲儿童吧。这位女孩儿向他展示了一张瘦骨伶仃的黑人儿童的照片，吴鹰被打动了，他很爽快地掏出几十美分，没想到，这位女孩儿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募捐的最低标准是2美元。”说完，她便转身离去，一边走一边说：“原来你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啊。”
吴鹰被深深地刺痛了，他觉得尊严受到了打击。他追上女孩，掏出2美元投入募捐箱。对她说：“不错，我是中国人，但中国人更有爱心。”
等吴鹰走出机场时，身上就只剩下了这27美元。
吴鹰赶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放假了，开学要等到9月份。
80年代初的留学生不像现在的留学生，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那时几乎每个留学生都面临着生存难题，吴鹰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维持生活，吴鹰赶紧到处找工作。
为了节省开支，到美国一周后，吴鹰决定和女朋友结婚。“当时我们还是比较守旧的，认为先结婚才能住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能省点钱。”吴鹰说自己当时结婚的费用是60美分，即他们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领取结婚证时所交的手续费。
“我在结婚这件事上比较欠太太，没举行大的婚礼，就请了几个朋友，从中国城买了点菜，回家简单庆祝了一下。”吴鹰说。
结完婚，蜜月也没有去度，吴鹰又开始四处找工作。他发现工作似乎不那么好找，餐馆的工作都被占满了。吴鹰的太太开始联络同学，看能不能帮上忙。恰巧有位同学的叔叔开了一个给餐馆供货的仓库，需要一位搬运工，主要工作就是搬运米、面、盐和蔬菜等。
在太太同学的介绍下，吴鹰就去应征这个工作。老板看到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个子不高，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心里就不太愿意要。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吴鹰：“你在大陆是干什么的？”
吴鹰骄傲地回答：“大学教师。”
结果这位老板来了一句：“手无缚鸡之力。”
吴鹰马上说：“我在学校田径队呆过。”吴鹰的真诚加上老板侄子的大力举荐，这位老板最后同意让吴鹰留下来做做试试。就这样，吴鹰开始做起了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当时一袋面是100磅，我能扛200磅。”做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老板在楼上看到吴鹰光着大膀子扛着两袋大包儿干得挺欢，就对他喊了一句：“小吴，你的身体很壮嘛。”
吴鹰清楚地记得，那会儿每天扛八、九个小时的大包，一天下来也不觉得累。
据吴鹰讲，搬运的过程中，有时候袋子破了，米洒了，因为重量不够了，就不能再卖给别人。老板心眼比较好，知道留学生没钱，就让吴鹰他们拿回去吃。吴鹰就拿着大纸袋去装，一袋只能装二三十磅。有一次，他拎着两个袋子在街头走的时候，纸袋一下子破了，米洒了一地，他就把米从尖儿上捧起来，想拿走，这时旁边有一个店的服务员看他那着急的样子，就跑过来递给他两个塑料袋。“都是挺好的米，刚到美国时，我用人民币一合，米怎么这么贵？当然舍不得扔。”吴鹰说。
新去的人自然什么活都要干。除了当搬运工，吴鹰还捡过死老鼠。因为仓库里有米有面，经常有老鼠出没，所以老板就让伙计们沿着犄角旮旯洒一些鼠胶，老鼠一跑就粘住了。粘久了，老鼠就臭了，很恶心。吴鹰就一个一个去捡，有时侯还得钻到货架后面去捡，然后再换上新的胶。
在捡死老鼠时，吴鹰心里边想，自己到美国怎么会来干这个？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毕竟不会长久干这个，只是暂时的，吴鹰这样安慰自己。
同兼三份职
扛了两个多月大包，到8月份，学校快开学了，吴鹰就辞了这份重体力活，另外找了一家餐馆，给人送外买，除了挣钱，也想再练练口语。
吴鹰在出国前集中练了5个月的口语，自己觉得水平还不错，但在这家餐馆打工时，还是出了一次差错。
有一次，吴鹰接到一个电话，他听成是某个医院叫送外卖，他赶紧给送过去，这家医院离餐馆很远，吴鹰走了很久。后来一家诊所的老板急得跑到店里来，问外买给送到哪去了？原来，吴鹰把这家诊所听成了那家医院。“诊所就在我们餐馆旁边，走路一分钟都用不了。”吴鹰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来都想笑。
这份送外卖的工作直到开学后，吴鹰一直都坚持做。
此外，吴鹰还兼了另外两份职。一个是在学校当助教。拿到这个工作，过程挺曲折的。
开学前一周，吴鹰太太听说某个系需要一位助教，就请自己的教授帮帮吴鹰的忙。那位教授就向那位系主任举荐吴鹰说：“我学生的先生需要一份工作，你试试看，他水平还不错的。”
这位系主任是韩国人，他对吴鹰说：“有一本书，我们正准备讲某一章节，你来试讲吧。”
“我那天准备得还不错，讲课时没出什么问题。但快到结束时，这位系主任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他让我再解一道题，这不是他给我提供的那一章里的内容，是一个电工学的问题。我在学校后两年学的是专业课，又工作了三年，这么一算，有五年没碰这方面的题了。中国的教育还算比较扎实的，当时，我在黑板上就给解出来了，这位系主任对我挺满意的。”吴鹰说。
吴鹰后来了解到，这位系主任对中国人一直有过节，他说自己一生的奇耻大辱是17岁时在南朝鲜被一位14岁的中国志愿军俘虏过。当时有很多人竞争这个职位，经过几轮筛选取得报考资格的还有30个。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没什么希望，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听这位教授的经历，索性便决定退出。
吴鹰的泰然自若、出色的口语加上他扎实的基本功，感动了这位对中国人不怎么感冒的系主任，最后把助教的工作给了他。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份工作，拿到它，吴鹰在校的学费就全免了。一个学期有7000-8000美元，此外，每个月还给500美元助教奖学金，这样生活费就没问题了。
但给餐馆送外卖的那份工作吴鹰还在做，而且是和太太一起做，这时的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我们大部分钱都寄给一个朋友，他在华盛顿读MBA，我们学工科再念工科就很轻松，他去念MBA就有点难。我们给他一些资助。”吴鹰说。
开学后，吴鹰在北工大三年所积累的扎实的工作经验派上了用场。他选了很多计算机方面的课，那些课听起来很轻松，上课可以和老师直接交流。当时台湾的学生这样评价吴鹰：那位大陆来的同学水准很高。
吴鹰兼的第三个职是在一家名叫Net Lab的通信公司任技术主管。吴鹰说，那是很好的一份工作，把时间小时做够了就行，一小时给10美元。吴鹰在这家公司学了很多东西，他主管硬件和软件设计，当时公司主攻自动读表系统，即在煤气表、水表、电表上各安装一个传感器，把数读下来，通过电话线系统，做成一个自动系统，再传到公司去。
当时，美国一个读表工人一小时的工资是70美元，设计这个系统总共才花了100多美元。如果上了这个系统，很多人要失业，后来因为工会出面干涉，这个系统最后没有投入使用，但这些设计让吴鹰很早就接触了通信系统。
吴鹰在这家公司除了主管设计，还是办公室主任，又兼管采购，跟人讨价还价，到外面让人家加工，有时还要到现场去做试验。
有好几个月，吴鹰每天从新泽西州开车到费城去。有一次，他碰到车祸，车被毁掉了。吴鹰开的是用公司的钱租来的车，为了省钱，他没有买保险。怎么办？吴鹰去找公司老板说：“我是为公司办事出的车祸，你们应该负责赔偿。”但老板说：“公司给你出钱租车但并不是让你出车祸。”
老板就让吴鹰和汽车租赁公司讨价还价，最后，达成这样的妥协：吴鹰共赔偿1200美元，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每个月支付100美元，一年付清。这次事故让吴鹰因祸得福：分期付款让他建立了比较好的信誉，让他对美国社会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学习，在他买新车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信用史，对他是一个肯定。
在Net Lab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让吴鹰初步了解了企业是怎么运行的。
这些难得的人生经历，磨砺、丰富了他，使他在以后创业过程中，不再觉得有太难的事。以至于在小灵通以后的发展每每遇到挫折，他总爱说：“天塌不下来”、“凡事都有解。”
留学生的异乡生活简单而热闹。吴鹰结婚早，逢年过节，这些留学生就到他们家去包饺子。当时吴鹰和太太租别人的房子住。房东是美国人，房东太太是香港人，有一年春节，房东夫妇到香港过年去了。“我们就跑到人家房里边折腾，结果把人家的古董椅子给坐坏了，把我们吓坏了。当时一大帮人，有二三十个，很热闹，大家相互介绍，有些人慢慢就好上了。”吴鹰说。
兼了这么多职，吴鹰的积蓄增长得就很快了。
1987年1月，吴鹰买了一个Town House即联排别墅，不到180平米，这是他在美国买的第一幢房子，也是当地留学生中第一个买房子的。吴鹰说，买房子用去了自己这两年的积蓄，又和亲戚朋友借了点钱，把首付款付掉后，银行里的存款就只剩下200块钱了。
此时的吴鹰已经从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毕业并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加入美国AT＆T贝尔实验室。
没过多久，吴鹰又花8700美元买了第一辆新车，是韩国的现代。之所以买这部车，吴鹰说，因为当时他们的广告做得好：平均的车的质量，价格是第一平均的价格。
一周以后，吴鹰的大儿子出生了。
1987年成了吴鹰的幸运年。
进入“R&D象牙之塔”
到贝尔实验室工作后，吴鹰就不再兼职了。吴鹰刚去的时候，听说这里培养出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感到很是震撼。初看起来，贝尔实验室简直是他所能梦想到的做科研的最好工作环境。“在这里工作只比上帝差一点（Next To The God），福利待遇特别好，公司给上各种保险，甚至连老丈母娘的保险都给你考虑到了。在这里还有各种学习机会，做研究的条件特别好。”
吴鹰的话没有半点虚假。贝尔实验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机构，为何能如此吸引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以致于UT斯达康管理层中的其他几位留学生当年毕业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基于这一原因以及贝尔实验室与后来分掌中国小灵通市场三分天下的朗讯公司有着隶属关系，在此我们想多费一些笔墨，将贝尔实验室的由来做一个详细介绍。
贝尔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原名贝尔电话实验室，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和贝尔发明电话的事迹息息相关。
据阎康年在他的专著《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摇篮》中介绍，1847年3月3日出生于苏格兰的A.G.贝尔由于母亲和妻子都是聋子，从小就对教聋哑人说话有着浓厚的兴趣。1874年贝尔开始研究电话原理，1875年2月27日他和两位朋友组成了“贝尔专利联合会”，目的是今后要把专利转化成生产力。1875年6月3日，贝尔初步解决了电话的基本原理问题，而且用简单的仪器听到了说话的声音。1876年3月7日，他接到了电话发明专利书。1877年7月9日，“贝尔专利联合会”改称贝尔电话公司。1879年1月，贝尔电话公司改称为国家贝尔电话公司。
经过几年的耕耘，电话已经扩展到美国全国，甚至出现了地方性电话公司。为了能发展长途电话，限于美国特殊法的规定，贝尔电话公司不得不进行重组，1885年2月28日重组得到了批准，一家在通信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企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就这样诞生了。
在贝尔发明电话50年后，即1925年，AT&T宣布成立贝尔电话实验室。这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个以企业名义成立的最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目的是产生基础科学知识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技术和应用。
AT&T的发展得益于贝尔实验室源源不断的在科技上的创造性贡献，AT&T强大的实力则为贝尔实验室提供了充足的科研经费，一般为年销售额的11%左右。
到了1978年，贝尔实验室已经有7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数最多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晶体管、UNIX系统、C++语言、移动电话这些影响整个信息社会进程的至关重要的技术从这里像泉水一样涌出，贝尔实验室成为了美国和世界的“R&D象牙之塔”。
1983年，AT&T公司已经拥有1600亿美元资产，雇员达到了100万，占了美国电话市场80%的份额，AT&T成了通信行业无与伦比的巨无霸。这种垄断无疑会妨碍自由竞争，而没有了自由竞争，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就缺少了重要的推动力。最终美国司法部和联邦政府实施反垄断法，下令将AT&T公司分解。
1984年1月1日，AT&T分解完毕。新AT&T公司保留了西方电气公司、长线部和国际公司。原来的22个地区性运营公司与AT&T完全脱离关系，重新组成7个地区组织，由贝尔研究院（Bellcore）负责研发工作。这些运营公司曾是AT&T的主要收入来源。分离后，新的AT&T公司只剩下了420多亿美元的资产，贝尔实验室的研发费用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在这次分解中，从贝尔实验室调出了近三分之一约8000名研发人员。
分解完成后，AT&T负责为贝尔实验室提供研发费用，西方电气公司支持仪器和设备的发展与设计费用，也从政府和军事部门得到部分研发经费。
吴鹰1987年到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已经是AT&T被分解后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贝尔实验室的年度预算在24.7亿美元之间，它的研发经费比分解之前增加了很多，但人员却减少了三分之一。
分解造成了技术、专利的大量外泄，竞争空前地激烈起来，加上80年代中后期，日本、德国从二战的失利重撞中走出，经济得到复苏，对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威逼与抢夺之势。
在这种压力下，贝尔实验室总裁洛斯提出贝尔实验室的六种战略技术：光导纤维、光子技术、材料、软件、系统工程和质量/产品现实化过程。洛斯执掌下的贝尔实验室的研发战略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把技术发展而不是科学研究放在首位来考虑，换言之，就是要以赢利为主。
吴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贝尔实验室的。
在贝尔实验室干了几个月后，吴鹰去了为7个运营公司提供服务的贝尔研究院Bellcore，在那里，他担任了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主要负责两个大的项目：一个是多媒体通信的研究。第二个是PCS，即个人通信服务。
初识黄晓庆
转眼到了1989年春天，有一次，吴鹰在纽约街头参加一个许多留美青年都参加的活动时，听到后面有个人一直在说话，心想，这人挺能侃，于是就和那个人聊了起来。“他说他叫黄晓庆(Bill Huang)，当时刘晓庆很红，我一下就记住了，互相还留下了电话。”（黄晓庆现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研究院院长）
虽是萍水相逢，但年龄相仿，又同是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形势时刻关注、都想更有作为，这些共性，使俩人一见如故，初此见面就聊得火热。在交谈中，吴鹰了解到，黄晓庆是重庆人，和自己同一年考上的大学。1982年黄晓庆从华中理工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于当年来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初见黄晓庆的人，都会被他那张英俊爽朗、充满自信、五官端正的脸所吸引，当时二十几岁的黄晓庆用“阳光男孩”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黄晓庆毕业后，曾在多家电信公司担任工程和管理方面的职务。先后参与了许多重要通信技术的开发工作，其中包括模拟调制解调器、帧中继等。
在和吴鹰认识时，黄晓庆正在一个台湾人投资的公司做事。后来曾拉吴鹰去他的公司，吴鹰没去，这家公司最终也没有做起来。
starcom公司成立
1991年1月，正在工作的吴鹰接到一个叫薛村禾(Chaucey Shey，现为软库中国控股公司总裁)的人打来的电话，薛村禾在电话那头对吴鹰说：“是柴先生推荐我来找你的。我想找你一起创业。”
读者可能会问，这个薛村禾是何许人也？薛村禾也是从内地去的留学生，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机专业。1982年毕业，毕业后工作了两年。1984年去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留学。1986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了一家公司做工程师，1990年下半年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当薛村禾给吴鹰打电话时，他已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近半年。
“柴先生是谁？”有一次采访时，我问薛村禾。
“是贝尔实验室里一个很有威望的华人。这个人现在是美国一个城市的市长，他是当时华人圈子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活动家。”
“你以前认识吴鹰吗？”我问薛村禾。
薛村禾摇了摇头说：“根本就不认识。”
“我听说，你在给吴鹰打电话前，还还特意调查过他？”
薛村禾笑了：“不是调查，只是找人聊聊天，了解一下。”
薛村禾找到柴先生，问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推荐，刚一张口，柴先生就对薛村禾说：“你只是随便问问还是真想做点事？”
薛村禾说：“都行啊。”
柴先生于是向薛村禾推荐了吴鹰。
“很多留学生都说和吴鹰非常熟，吴鹰的人缘很不错的。”薛村禾对我说。
薛村禾于是下定决心去说服吴鹰，他在电话中对吴鹰说：“我看中了一个机会：贝尔实验室常有项目需要聘请临时工程师，我们担任中介，不需要什么成本就可以赚取差价。”
“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见面聊聊。”吴鹰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两天后，薛村禾来到吴鹰家里。“他家的房子不太大，是一个Town House，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谈公司的业务，怎么做及股份怎么定。”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业想法？有一次，我在从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巧遇薛村禾，问了他这个问题。薛村禾是这么说的：“那时美国大公司里面常常有些项目，任务紧，来不及培训，要从外面请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做，他们把这些临时的工程师叫做顾问。我们负责招募并储备顾问，等大公司需要时，派进去。平时，我们负责顾问们的福利，赚取顾问费和顾问工资之间的差价。”
“主意是薛村禾出的，又是人家主动找的我，应该让薛村禾占的股份多一点，但薛村禾提出我们两人各占一半。”吴鹰说。
说干就干，薛村禾和吴鹰迅速行动，在1991年2月创办了斯达康顾问公司。
“当时没花多少钱，我们各投了2000美元，主要买了一些小机器。”薛村禾告诉我。
“在中国做事，没有见面几乎不可能。美国却不是这样。”据吴鹰讲，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雇员是巴基斯坦人，但薛村禾说是南美人，这个人有一个很好听的西班牙语名字。这位雇员从进公司到最后离开，几年间给公司挣了不少钱，吴鹰却始终没有和他见过面。
吴鹰回忆说，当时他了解到，贝尔实验室需要某一方面的工程师，就去找。找到背景接近的人，吴鹰在电话中和他聊聊，又通过电话面试，觉得可以，就帮他和贝尔实验室约好什么时候见面。把贝尔实验室给斯达康公司的价钱谈好，再和雇员的工资谈好，就行了。
没多久，已跳槽到英国雷克通讯公司做研发的黄晓庆也被吴鹰拉到了公司。“黄晓庆当时不知道他是第二个雇员，以为公司中有很多人呢。”吴鹰笑着说。
“刚开始，我是在薛村禾家里上班的。薛村禾当时还在贝尔实验室上班，他太太在纽约上班，很早就走，所以我和他岳母很熟，她老给我做吃的。”。吴鹰对我说。
“有了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还在贝尔实验室上班？”我问薛村禾。
“顾问公司不需要那么多人，有一个人出来就够了，吴鹰也是过了一阵才从贝尔研究院出来的，我留在里边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到贝尔实验室对顾问的需求。”薛村禾说。
“一开始，吴鹰在我家‘地下室’下班。”薛村禾说。
“那时候，你们家住地下室啊。”我没听太清楚，又问了一遍薛村禾。
“不是，所谓的地下室指的是我们家的二楼。”薛村禾大笑。
黄晓庆受雇于斯达康公司后，在吴鹰的帮助下，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在软件总体设计研究院从事有关ATM(异步传输)的研究。
在薛村禾家上了半年班以后，公司收入多了一点，吴鹰就和薛村禾就到外面租了一个不到9平米的小办公室。这间房子在楼层的中间，没有窗户，所以房租最便宜。屋内只有一个书架、一把椅子和一部电话。1992年时，斯达康公司已有上百万美元的营业额，赚了有10万美元的利润，吴鹰就想回国。
让吴鹰下定决心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25日的一次讲话。
这一天，已经退休,87岁高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珠海市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情真意切的谈话：“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就是号召留学生回国的动员令。国家教委据此基调对留学生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明确“来去自由”，“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重”。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解决了留学生们担心的很多实际问题，打开了他们的心结。于是，留学生可以从容地、务实地做出选择：国内如果没有适当的位置，可以保留在国外的工作，定期回来讲学、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拿了绿卡的，也可以在中国办厂开业。
邓小平的这番南巡讲话在海外学子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吴鹰更是深受鼓舞。
1992年，吴鹰回到了中国。走在阔别7年的北京街道上，吴鹰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很多地方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的思想，人们都想赚钱了。”吴鹰说。
吴鹰看中了这个刚刚引入改革开放的巨大市场。当时中国电话普及率只有1.7%，美国是76%。吴鹰算了一笔账：中国发展到50%的普及率，就是一个6亿人的市场，是美国的4倍。
“这样大的市场，我学的东西又可以得到发挥，我又知道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吴鹰从这个角度，深深理解了邓小平所说的“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的含义。
刚开始回来时，吴鹰先办讲座，在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浙江等地，吴鹰给听众们讲个人通信服务。“在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1.7%的时候，大讲个人通信，设想将来每人一部无线电话。我现在想起来，也挺可笑的，但最后一步一步都实现了。”
说到这，吴鹰记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时，薛村禾太太得知吴鹰想回中国去发展，就对他说中国其实最需要无声电话，吴鹰心想，电话无声怎么弄？这也太怪了。后来他想了半天，噢，是无绳电话。
并不懂电信的薛村禾太太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却给了吴鹰很大的启发。回国后，吴鹰把斯达康的业务重心转向了北京，通过给摩托罗拉、AT&T做代理，靠代理无绳电话等电信设备贸易获取了第一桶金。“大家没有分一分钱，马上去投入，开发智能平台，做智能网软件设计，公司也改名为斯达康网络系统公司（Starcom Network Systems）。
Unitech Telecom公司成立
在斯达康转向北京发展时，早他们一年，即1991年6月，陆弘亮和朋友薛满子在北京创立Unitech Telecom（简称UT）公司。他俩早就认识，都在孙正义的公司做过。当年，在陆弘亮和孙正义做有声翻译机时，薛满子负责做中文翻译机。据吴鹰讲，薛满子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主要经营房地产，最早在他们这些人中是最有钱的。
当时一个名叫王祖光(Peter Wang)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的浙江电信器材一厂成立了一家叫宇通的合资公司，经营得不太好。王祖光就去找薛满子，薛满子找到了陆弘亮，两人就把这家公司买了下来。
成立Unitech公司时，薛满子投了25万美元，只投资不介入运营。
管运营的陆弘亮自身也不懂电信，于是他开始四处招贤纳士。这时，王祖光向陆弘亮介绍了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黄晓庆。
黄晓庆年轻直率，陆弘亮坦诚宽厚，志趣相投的他们很快成为好友。当时Unitech是一家刚刚创业的企业，陆弘亮很想让黄晓庆加入他的公司，但一想到自己的实力，便半开玩笑地对黄晓庆说：“我很想聘请你为我们公司服务，但是我无法付给你高昂的薪金，可是我仍然很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公司。这样好了，我出机票，你先回国去看看，再做决定应不应该加入。”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个笑话，但事实的确如此。
1993年，阔别中国11年的黄晓庆回国了。此时的中国，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开启了新的思想解放的大门，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黄晓庆一路去了深圳、杭州、北京。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黄晓庆感到了震惊。“我看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只要不服输，就有希望。同时我看到了太大的机会，美国开发西部时称西部为野蛮的西部，而那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几乎被人们称为‘野蛮的东方’（Wild Wild East）。”
如此多的机会让黄晓庆经过简单的思考就迅速下定了决心。
回到美国后，黄晓庆主动找到陆弘亮说，不但不要对方发工资，自己还要拿出部分积蓄为新开创的事业注资，这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回忆当年的做法，黄晓庆笑称：“这是自己给自己做的100%的风险投资，连退路都堵死了，因此，不成功，便成仁。”
1994年2月，黄晓庆冒着失败的风险做出了一个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选择：加入陆弘亮的Unitech公司。
“当时黄晓庆的太太都觉得他疯了。”陆弘亮有一次在公司的大会上这样说。
黄晓庆并非心血来潮。后来UT斯达康公司市场部资讯经理李兢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黄晓庆自己总结的性格特征：思而不行，行而不思。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做可行性论证，一定要想透。想明白后，一旦决定做，就坚持到底，绝不半途而费。
黄晓庆透露，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他这种性格特点也非常明显，如果他认为孩子的要求不合理，他会“坚持原则到底，一点也不心慈手软。”以至于儿子的要求最容易在妈妈处得到满足，在他这儿常碰壁。为此，太太有时埋怨他太固执。几岁的儿子也会在他刚从中国出差回来踏进美国家门的时刻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还走？”。说到这个细节，黄晓庆为儿子表达抗议所展现的机智而大笑。
促使黄晓庆下定决心的，还有陆弘亮的人格：当时陆弘亮在Unitech并不拿一分薪水，反而把积蓄往里投；在公司里，每天是第一个上班的人。当时陆弘亮的太太不解地问：“Hong，你什么时候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离开贝尔实验室加盟生产数字环路设备的Unitech，黄晓庆自己调侃说这是“从高科技走向了低科技”。
随着事业的发展，黄晓庆在想，怎样使公司发展地快些，并把公司做大？资金是第一个要迈的难关。
陆弘亮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1994年，陆弘亮去日本找过孙正义一次，当时孙正义答应给他3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陆弘亮没有要。后来他从其他渠道私募了一些钱，Unitech的资金算起来有500万美元左右，但公司规模仍然很小，利润不足百万。
陆弘亮不久又在杭州成立了尤尼泰克公司，由黄晓庆担任总经理。（后来，尤尼泰克将宇通公司合并）两人忙得团团转，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公司都急需善于市场开拓的人加盟。陆弘亮就问黄晓庆有没有人可以合作，黄晓庆想起了他以前受雇的斯达康公司的老板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