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展现灾难？

　　    - 访谈动机

　　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很多人擦着眼泪走出影院，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对得起灾难”的电影，也有人批评“揭民族伤疤发国难财”、情节像电视剧、价值观腐朽等等。

　　影片好坏见仁见智，却提供了一次讨论“如何记忆和展现灾难”的契机：多难的中国，我们以什么理由记忆灾难，以什么方式展现灾难？

　　展现的理由 记住灾难是重建第一步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将以人的生命为沉痛代价的真实事件拍成电影，让大家或观赏体验或煽情流泪，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会揭开经历过灾难的人的伤疤。也有观点认为，灾难理应被人类记忆和展示，忘记灾难才是最可怕的。你怎么看？

　　张闳：遗忘是一种生存本能。逝者不能复生。通过遗忘灾难，能够减缓悲痛给生者造成的心理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的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如果说遗忘是本能，那么，记忆则需要良知。良知要求我们记忆，记住那些死难的同胞，记住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记忆又唤醒良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珍惜亲情和尊重生命的情感。

　　由于缺乏对灾难记忆的珍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有效地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机制和能力。当灾难来临之际，每一次我们都像是第一次遇见一样惊慌失措。同样，当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又总是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安之若素。在健忘的废墟上重建一切，看上去焕然一新，但却是一种虚假的乐观。

　　记住灾难，是灾后精神重建的第一步。只有记住，而不是遗忘，才能够克服和超越。记住，并保护那些在对抗灾难的过程中萌生的社会新精神，保持那些脆弱的核心价值不至于重新在遗忘和麻木中沦落。

　　新京报：我们应该怎样记忆和展现灾难，灾难对我们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从中获得什么？

　　张闳：灾难也是人类生存经验中的一部分。古代人将天灾看成是来自某种神秘力量的警示和惩戒。天灾是一种偶然的、不可预知和无法克服的变故，这一点，提醒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生命的脆弱性的认知。灾难记忆构成了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尤其是深层的无意识部分。

　　灾难记忆固然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但灾难记忆除表达对受难的亲人和同胞的追思和哀悼之外，同时也在强化人类珍惜和敬重生命，对大自然和某种超验事物心存敬畏。这种敬畏之心，是人类向善的精神驱动力。

　　而且，面对灾难，人类体味着生存的苦痛，同时也选择了担当。哀伤与坚强、绝望与希望、畏惧与勇气，这些悖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人类精神特质，在此刻却一同呈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到人的脆弱和强大、卑微和崇高、渺小和伟大的并存状态。

　　在生存的艰难中，选择更有价值的生活，追求生命的至善境界，这就像是悲剧艺术一样。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悲伤的情感，却能唤起人们生存的勇气，净化人的心灵。

　　展现的形式 微观视角更能打动人心

　　新京报：电影《唐山大地震》和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我以为会是一个对灾难全景式、史诗性的展示，但实际上影片讲述了一个震后家庭母女心灵重建的故事，灾难本身的展示只占开头很小的篇幅。客观地说，讲故事可能更打动人心。你觉得这种小切口介入是不是展现灾难的好方法？

　　张闳：灾难片在现代电影中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类型片，但即使是好莱坞的灾难片，也很难说就是一成不变的。

　　电影艺术并无定法。艺术的震撼力，未必来自题材上和场面规模上的巨大。

　　微观视角进入灾难叙事，在艺术上更容易把握，也更容易做到细微、精致，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让故事进入到一个更为内在的情感世界当中。

　　新京报：关注地震后人的心灵震荡、痛苦和重建，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影片中有台词，说房子可以重建起来，心却可能一直活在废墟里。关注人心，是不是中国影片的一次进步？

　　张闳：是的。国内影片一度热衷于模仿好莱坞大片的思路，好大喜功，虚夸空洞。这种思路在拍其他题材的片子时尚无大碍，但拍唐山大地震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如果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性效果的话，就有点儿不道德了。

　　艺术作品关注灾难中的人，关注具体的人的内心情感，应该看做是一种进步。

　　新京报：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尽管讲述情感故事更触动人心，但这样的故事可以移植到任何一场灾难中去，甚至一次普通的车祸也可以作为背景来展开。这种对灾难的展示会不会陷入离题太远的麻烦？

　　张闳：确实如此。灾难就是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灾难，无论大小，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但面对某一特定的灾难，如唐山大地震，究竟应该如何来表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认为，不能要求一部作品解决所有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去尝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手法，来表现这种重大的题材。这样或许会更合适一些。

　　新京报：国外有专门的灾难类型片，比如《泰坦尼克号》，里面展示的人性打动了很多人，他们是否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好的展示灾难的套路？

　　张闳：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其实也被拍过许多次，风格和主题均有所不同。最新拍摄的一部，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很成功，影响更大一些，以致一般公众以为只有这么一部《泰坦尼克号》。但我觉得，它只是灾难主题的影片的模式之一。

　　当然，揭示人性，打动人心是这一类影片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要不然它也不可能获得全球性的成功。

　　　　展现的内容

　　　　不能过分渲染“感恩”

　　新京报：有学者谈到，过去我们对灾难的展示，往往是这样一个模式“灾害发生———获救———感恩”，“报道和叙述的重点不是‘灾害’，而是‘救灾’”。而汶川地震，我们的媒体直接将镜头对准了灾难本身，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得到展示，打动了更多人的心，也赢得了更多的支援。这种转变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是什么？

　　张闳：我不知道那些渲染“感恩”的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理。他们似乎很喜欢天灾降临，好像早就盼着出点什么事，好让他们上演“感恩”的喜剧？

　　汶川地震后，就出现了王兆山这样的人，面对亡灵无耻地唱着赞歌。但每一次大灾过后，都会有寡廉鲜耻的“文奴”出来表演。大众媒体相对来说则要好一些。

　　公众关注灾难，首先希望了解的是灾难的真相，是现场的实情。救援，是社会的每一分子应尽的义务，不是为了“感恩”而去的。只有面对灾难本身，救援才是必要的，才真正显示出救援的意义，才会打动人心。否则，救援就容易变成一场表演。过分渲染“感恩”，只能令人反感，好像是要从灾难中捞取什么似的。

　　新京报：客观地说，救援过程确实有震撼人心的故事，军队、政府和志愿者争分夺秒的救援可歌可泣，这个部分要不要展示？在好莱坞灾难片中，拯救历来是拿手好戏，主人公的救世主形象正是借此得以塑造。

　　张闳：我想，每一个参与救援的人，无论是官方组织的还是民间自愿的，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逞英雄，不是为了自我表现，不是为了日后被“感恩”而去的。天然的同情心、责任感和生命博爱，应该是普世性的。表现救援，如果偏离了这一原则，而过分将救援者英雄化，这等于是喧宾夺主，就很不好了。

　　至于说到灾难片模式，前面已经说过，好莱坞也并不是生产千篇一律的灾难片。有一些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片子，灾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借灾难来营造视觉(和听觉)的震撼效果，比如较早引进中国的好莱坞大片《龙卷风》。还有一类灾难片，是探索人性或表达某种特殊的自然观和伦理观的，如《大白鲨》、《异形》等。这些影片虚构性较强，商业色彩也很重，表达手段也相对较自由。

　　而对《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有一定程度的纪实性的电影来说，这些模式就不怎么合适了。

　　新京报：电影《唐山大地震》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位真实的幸存者站在刻着死难者名字的纪念墙下，深情凝视。将所有死难者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是近年来才有的。你怎么评价这个做法？人们对它的肯定说明了什么？

　　张闳：这个结尾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应该说，它传达了主创人员的良好愿景。据我所知，很多灾难中，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死后，只是一串模糊的数字，缺乏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关注，记忆也等于遗忘。正因为如此，影片的这个结尾，毋宁说是一种呼吁，一种对真实、具体的生命至上原则的呼吁。

　　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所以，要反抗遗忘，有意的或无意的遗忘。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透明的资讯是对记忆的保护。理性的反思则是对记忆的强化，甚至是对灾难记忆的更进一步的治疗，是为社会建构健全、有机的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生命价值至上，则是社会精神的价值核心，确立这一价值核心，重建的空间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