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谁主沉浮？

2009年，中美之间仿佛“闺密”一般“无话不谈”：中美两国元首3次正式会晤、4次通电话、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两国议长实现了互访；内阁部长交流频繁，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已建成的62个对话碰面机制上，又建立了一个更高层面的对话平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开始用“平视”眼光看待中国！对于美国突如其来的过度热情，中国似乎“受宠若惊”，并且报之以同样的热情和殷切的期待。

当北京还沉浸在找回尊严和被尊重的无限荣光之中时，中美之间却又风波再起！2010年1月29日，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65亿美元的军售；2月4日，奥巴马公开宣称，他将会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2月18日，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室会见达赖；2月24日，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的钢管征收约12%的反补贴关税；3月23日，持续数月的谷歌风波以谷歌搜索引擎退出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而落幕，整个事件中美国政府和国会一直替谷歌撑腰鼓劲，对中国横加指责。

接二连三的矛盾和摩擦之后，已将近跌至谷底的中美关系又峰回路转。4月3号，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突然宣布：原定4月15号发布的主要美国贸易国经济和汇率状况报告将推迟发表。个中原因很明显——美国不希望把中美关系弄得太僵以至于没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三个月中美两国以及有关国家将举行一系列高层经济议题会议，美国担心中国会拒绝参加。既然美国放下架子，中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同意支持美国的立场，参加制裁伊朗执意推行核计划的讨论；胡锦涛于4月12日抵达美国出席核安全峰会。

观察以上一系列的波折，我们不难看出，在中美的外交过招中谁更处于主导地位。“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对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已经再明显不过，但美国却不惜触动中国敏感神经，显然既有中美两国价值观不同的原因，也是美国国内政的压力使然。在这两个因素对美国执政当局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即使奥巴马总统和他的中国顾问团队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烂熟于心也不能不对中国的立场表示反对或者显示轻蔑。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巨大，双方不能让步都因为国内问题作祟。奥巴马总统必须对美国的工会的压力表示认可，虽然人民币升值不绝对不能让美国的制造业重整旗鼓；胡锦涛主席必须顶住美国的压力，因为人民币甚至不仅影响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它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将远远超出美国人的想象。因此，中国领导人再三强调坚决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但事实上也有人猜测中国已准备在汇率方面采取行动。因为，如果美国果真立法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他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将不可估量。在中美的交锋中，中国似乎更多的是忙于应付来自美国的刺激，这里的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国很少能够在美国的核心利益上对美国有重大的威慑；二，中国政府有很多难言之隐，常常把具体的利益之争用道德话语装扮起来。

中国被主导的原因？

两国综合实力对比，中国处于弱势是中美刺激——反应模式的根本原因。“和美国相比，中国还处在幼儿园阶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查尔斯·弗里曼说，“美国的产出占全球25%～28%，而中国不到7%。有人说中国是我们的银行家，持有我们所有的债务。但实际上，中国只持有不到10%的美国债务。而我们有能力通过陆地或海洋投送军事力量——中国之弱不值一提。”虽然听起来觉得美国人有点狂妄，但是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与美国相比，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说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一点也不过分。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够依靠自身实力有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二是其他国家无法形成合力对其行动构成阻碍。无论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还是从文化、教育、卫生、制度和价值观的影响力等软实力上来说，美国的在冷战后所确立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挑战，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更多地是暂时性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正如刘亚伟先生所说的中国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崛起，美国也没有开始衰落，断言“美国已经衰落”过于草率。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哈尔珀 (Stefan Halper)认为 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因此北京共识的提出才备受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中国国情的产物，它不具有直接移植到其他不同国家的可复制性。更何况，虽然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领域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民主法治和保护个人自由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

 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过去以“台海必有一战”的预言著称，最近又“一鸣惊人”地提出中美关系具有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矛盾，中美不可以、也不可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敌大于友’的战略关系定位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美两国关系”。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冷战式的思维。我们应该采取更实际的态度，中美之间必须超越这种“非敌即友”的关系。

历史上大国的崛起过程使人们得出一个表面看似有道理的结论：即崛起的大国一定会挑战既有的霸权国家，谋求主导国际秩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大，已经将她推上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而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如何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持其霸主地位是它最关切的问题。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和一个既有的霸权国家，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美的一举一动上。中国经济规模的庞大以及中美两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正在崛起的中国被美国看成是潜在的最大威胁。

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到底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如何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因为“韬光养晦”就对自己是否正在崛起有所讳言。对于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的许多国家来说，我们越是遮遮掩掩，他们就越是怀疑。中国崛起以后，到底要干什么？国内矛盾呈不断激化状态，再加上外交政策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崛起的中国想让别人不恐惧也很难。如何让美国觉得“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会是一个好事”？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后，政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不仅是政治改革的应有内容，而且也是消释外国对中国存在疑虑的最好方式。

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不外乎以下四点：综合国力对比，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共同威胁大小多寡，价值观念认同或接受度。中国人口基数大，总量上的优势如果人均化，与美国差距不小，再加上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社会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国内各种矛盾日渐突出，政府对于国内问题都照顾不全，更不用说在国际社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意愿和动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利益交集会越来越广泛，去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全球反恐，防止核扩散，处理地区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方面，美国借助中国的时候日益增多。在价值观念认同方面，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认可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是普世价值，只是落实和遵守这些价值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中美关系过去波动、现在波动、今后还会继续波动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作为一个国力相对削弱的国家和一个发展如日中天的国家相互间的猜忌和怀疑不可避免；其次，中美政治制度不同，政治文化迥异，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大相径庭，因此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会有很多美国与其他盟国相处时不存在的因素；第三，美国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不一样，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步调一致；最后，中国还有一个国家统一的历史包袱，台湾问题和达赖问题往往使本来可以合作的事项也被一风吹。不过，对“中国似乎醉心于强调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存在“核心利益”，而忘记了在贸易、发展和“和平”环境上的“更广泛的”利益”的观点我们也应该给予更多的考虑。

让美元“疲软”，让人民币“坚挺”

人民币汇率成了中美关系是否可以顺利发展、保证双边关系更加有利益两国繁荣和富强的关键因素可能是北京和华盛顿都始料不及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被双方的国内的利益集团政治化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艰难。

中方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人民币汇率没有被低估，寄希望于人民币大幅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完全不符合基本事实。”（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促使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武器，本来是经济的事情，也变味为政治问题，这给中美关系增添了许多变数。”（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人民币汇率与美失业率没关系”《中国经济周刊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黃育川）。英国《金融时报》史蒂芬•罗奇在《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替罪羊?》也认为“储蓄不足的美国事实上相当幸运，因为它拥有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等等。

美方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认为：“人民币显然已经被低估”，“中国政府明显大量介入市场来保持人民币的低价值，”“人民币升值是减少全球不平衡进程的一部分，”英国《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同时也是一种保护主义，相当于一种统一关税和出口补贴”。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则认为“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符合中国利益”。

两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并且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无可厚非。但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中美两国交往的时候，应该坚持波折不怕，但要管住的态度。如果相互之间能换位思考，而不是横加指责或动辄威胁制裁，问题的解决会相对简化。“人民必有没有被低估”？“中国政府有没有操纵汇率”？“中国人民币该如何升值？”这些问题的裁定不是比较在“口舌之战”中谁的声音更响亮，货币的估价只能通过市场来衡量。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和交流解决问题，既然已经认识到人民升值是币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过程，那中国可以适当减少过剩的储蓄、刺激国内个人消费，采取措施增加美国产品的进口，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美国则可以通过减少逆差，提高个人储蓄，扩大对华出口，尤其是尽快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中美关系的改善重在自身改革

美国国务卿希拉·克林顿在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这些言论都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标志，但中国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美国除了肯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增长，是否还有另一层深意呢？也许王缉思教授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与其说美国人“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是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而励志。奥巴马今年的国情咨文正面提到中国，意在激励本国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转型，而不能让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愿意仰人鼻息，就连依赖美国大兵保证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阿富汗总统还在内阁会议上大骂美国“横行霸道，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夜郎自大的盲目会导致怎样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以自己的真正实力在中美之间的较量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们应该矢志不渝的目标。“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软实力，这些才是扭转中美之间“刺激——被动反应模式”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