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模式谁主沉浮？

当今世界被公认为发展“模式”的不过有三：美国（即华盛顿共式）、西欧以及中国（即北京共识）。这三种模式有异有同。从经济的角度讲，三方都是市场经济。不同之在于美国注重（借债）消费，西欧突出（完善）福利，中国则是出口导向贡献更大。当然美国和西欧都是付债运转，中国则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从政治角度讲，美国和西欧都是民主国家，中国则是一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坐标，一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和西欧模式一直占居全球话语权。中国模式则经过了被否定、被质疑的阶段，真正被认可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情。转折点则在于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直到今天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中国则神奇的保持着一枝独秀。从全球视野来看，美国虽然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损失惨重，但相对于西欧，它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其在整个西方的地位不跌反升。但相对于中国，两国的实力对比则是中涨美落。
但如果从危机的角度解读，美国和西欧都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而是深层次的政治制度。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现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有一个共性：表面上是政府没有起到监管作用，但实际上都事先知情，刻意隐瞒不报，至到纸里包不住火，成为全面危机，才为世人所知。美国如此，希腊也如此。
原因则在于民主制度下，选票是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所以美国要让穷人买的起房，欧洲要建立几近完美的福利制度。而这些一但超过经济的承受力，风险便开始积聚。进而当问题出现时，政治人物首先考虑的又是“能让银行破产吗？能让穷人失去住房吗？”（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危机爆发后在国会作证时语）。在短期的政治利益面前，政治人物除了能拖就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
如果说上述情况可总结为“民主制造危机，民主不能发现危机”。那么民主制度另一个困境在于，当危机终于爆发，不得不进行改革时，这套制度再次起到阻碍的作用，这不妨称为“民主不能解决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出现后，欧盟各国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削减福利。但由于拥有选票的百姓早已视福利为天然权力，丝毫不想接受任何改革。于是罢工式的街头政治便一再上演，愈演愈烈。目前，整个西欧都处于博弈的胶着状态。这场博弈，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标志着西方模式的终结：如果是政府不顾民意，强行推行紧缩政策，就会直接影响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一旦开了先例，以后就有可能成为常态。如照此发展下去，将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如果是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下让步，倒退，或者民众在下一次选举中干脆将主张改革的政党选下台，则严重的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终将也会动摇整个西方制度体系。
相对于西欧，美国之所以表现略好，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没有建立西欧式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这一方面可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没有过于严重的包袱。二是美元的全球地位，美国由此拥有世界印钞权。三是美国已经将全球绑架，形成“美国垮、全球垮”的局面。致使各国不得不对美国进行救助。中国购卖了五千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如果美国崩溃，这些钱自然是石入泥海。但是两房债券是当初美国政府担保的，可称全球最为安全的金融产品。只要美国不倒，自然不会打水漂。而为了美国不倒，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不过，一个从政府到国民都超前消费的国家，一个严重依赖外债、每年至少要吸引全球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经济才能运转的国家，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中国模式有两重意义。对于西方，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种和它们不一样而且竟然成功的模式，打破了西方的唯一性。众所周知，政治就怕可替代性。一旦西方的模式被公认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主导全球的地位就受到威胁和冲击（其实经济也一样，如果美元不是唯一的世界货币，美国这种经济模式还能持续吗？）。对于发展中国家讲，中国没有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政治制度上移植西方，居然也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之路，实在令他们启发万分。
然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同样也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考验。不用讳言，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三十年的经济起飞中，出口居功至伟。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要高于其它国家（同样依赖出口的德国、日本也是如此）。因此当美国和西欧深陷经济危机之中时，中国受到了相当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升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2010年接连发生富士康“十三跳”悲剧、罢工频发的罕见现象。这些冲突都以资方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告以结束。随后中国发改委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久就有14个沿海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调整幅度超过了20%。预计到年底将有27个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最后，西方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减少贸易疗养，不断压迫人民币升值。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有人认为北京模式即将终结。
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一是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二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这和那些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导致国家混乱、内部纷争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至于各界质疑的出口导向，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使然，更是中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三要素：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是劳动力，扬长避短是自然的选择。然而，当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这个优势还能存在吗？这不妨从富士康计划将生产线内迁至河北、河南这一举措寻找答案。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由于地理因素，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梯次发展的规律。当沿海经济升级时，许多加工制造产业将转移至内地，进而内地转向西部。这不仅可以使中国保持相当长的增长期，还可以有效的减少沿海、内地和西部的差距。当然即使到那个时候，中国出口导向模式也未必就一定不可持续，今天的日本和德国就是明证。但中国和德国、日本不同的是，我们将形成从高端（沿海）到低端（中部和内地）的所有优势产业链。中国的出口恐怕更胜今夕（除非西方一蹶不振）。更何况随着收入的提高，中国一向表现不佳的消费将担当起拉动经济发展的新角色（即使万一出口拉动经济的作用下降，也照样可以弥补），中国模式反而更增添了新的增长动力。
但是不管怎样，今天中国出现的罢工或者富士康事件都只不过是经济不断发展和升级过程的正常经济现象。而且在现今制度空间和经济环境下得到了迅速、妥善的解决（工人提高工资，企业向内地转移）。这和美国、西欧遇到的“民主制造问题、不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体制性矛盾皆然不同。当然，西方这一套制度也经历过几百年的风雨，每次经过痛苦的调整都能成功度过危机。但这一次，至少到现在仍然没有看到隧道前的亮光。过去西方虽然也承认自己的问题，但总是强调自己的制度有解决问题的空间。但这一次有制度空间的是中国，而不再是西方。（宋鲁郑的个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