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如何表达自己？

　—— 专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中国应该如何表达自己？

作者：徐 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8-01  浏览：105 显示全文  
　　—— 专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赵启正，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任上海副市长时曾兼任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届主任，被称为“浦东赵”。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通过各种传媒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家政策，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新闻官”、“公关总领”。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则活跃在公共外交的舞台上。日前，赵启正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表达中国应当注意效果
　　 《南风窗》：6月30日，11家中央部委的新闻发言人亮相中央外宣办的记者见面会，有媒体注意到，见面会的背景板由“国务院新闻办”换成了“中央外宣办”，外宣这个词好像并不被国外媒体看好。
　　赵启正：外宣这个词对外翻译已经不用Propaganda（宣传）了，Propaganda在西方的语境中确实带有贬义，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用“宣传”，这就是我们在交流中语言不同的障碍。外宣办我去之前就用的这个名称。任何改革都要考虑到继承性和渐进性，什么都想改，最后可能会一事无成，为这个名称都可能争起来。
　　 《南风窗》：您怎么评价我们外宣的现状？
　　赵启正：在明显的进步中。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使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由10年前的10∶1 缩小到现在的4∶1。我们的对外传播网络有60多种语言，硬件明显进步，软件也在进步。央视有英语、中文国际、法语和西班牙语等频道，海外用户超过1亿。中国大型海外文化活动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有38种外文报纸、3000多个海外听众俱乐部等，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新体系。
　　《南风窗》：您认为中国转型时期应该用怎样崭新的语言表达自己？
　　赵启正：我觉得外国人和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也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学什么左右了他们的词汇表，和我们接受的词汇表一部分一样，一部分不一样，并且有些定义也不一样，比如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认识，分歧甚至很大。所以我们在表达中国的时候应当注意效果，不能够用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去跟外国人交流，对外演说、写给外国人看的文章要明确地意识到是与外国人在沟通，比如我们常说的一些词汇，他们可能从来就没学过，完全不解。所以对外国人讲的时候要从ABC讲起。
　　此外，要用中国的实际发展、中国实际的历史，给外国人讲，不能够只讲原则。如果我们要表达的内容是维生素C的话，就要放在苹果里，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即由外国人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就给他们一个消化和体会的余地，而不要由我们去告诉他们维生素C是什么，更不可口号式地做成一个维生素片给他们吃，那不好吃，也不好消化，效果也不好。
　　那么，在对外传播中我们的困难是什么？首先是跨越语言障碍的困难，因为汉语和外国语言差异很大，不仅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所以在对外表达时我们需要在语言表达上迁就他们，在内容上以我为主，要从他们有兴趣的，我们又愿意表达的地方开始，这样才能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同时，我们并不要求对方听了我们的演说、读了我们的文章态度马上有转变，只要求他说“喔，我知道了，原来如此”足已。这是目标，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南风窗》：您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上海世博园内美国馆用简洁的方式传递了美国价值——多元化、创造性、乐观主义精神。而在此前，我因为要参加复旦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沙龙，通读了我们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我发现要记住它们很困难。这是否表明既有的官方话语体系有所不足？
　　赵启正：我觉得我们价值观的表达在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时间去提炼，那么，谁去提炼呢？人民去提炼。认识任何事情都是从复杂到简练，简练是一种美，提炼是一种过程，现在提炼不出来，过几年就提炼出来了，不必操之过急。
　　 《南风窗》：您认为政府在对外传播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赵启正：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国家的媒体，有对外表达的任务，应该对外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当然要表达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对我们的缺点也不要回避。真实的中国容易被理解，容易被信任，对不足的表达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些不足的方面、缺点，意味着我们想解决。如果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进步了、解决了，这又成为我们新的表达内容。但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我们也应该有所表达，如果我们表达不了，就给自己提出了严峻的问题，有必要改进。
　　 《南风窗》：您非常强调表达真实的中国，可我们的媒体在进行批评报道的时候常常会面临阻力。比如对于世博的一些不足的报道，我们可以从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西方媒体上看到，但我们自己的媒体很难刊出，那么如果只有正面报道，可不可能表达全面真实的中国？
　　赵启正：我觉得负面的表达针对的是有水平的读者，如果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读者，他可能只会读到消极的东西。中国文化的自省是需要负面报道的，但是看你表达的方式，是一棍子把中国打死，说得一无是处呢，还是认为这只是少数问题。比如世博会有1500张轮椅供残障者使用走绿色通道，现在确实有健康的人冒充残障者走了绿色通道，但即使达到1/10，也只有150人钻了这个空子，相比于每天40万的游客，这一数字依然是很小的。如果不这样看，我们就会很伤心，当然，虽然是少数，我们也要克服。我想，与其在舆论上进行批评报道，不如志愿者现场提醒。
　　 《南风窗》：“两会”新闻发言人制度被认为是向境内外媒体传播中国的很好的制度安排，您作为政协的新闻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一角色对于向世界说明中国所起的作用？
　　赵启正：“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都是现场直播，并且都有英语翻译，所以“两会”是强大的传播平台，并且一年才一次，对这种会议，我们极其重视，准备也相对充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些预测，当然，现场还是会有些问题是没有准备到的。
　　我也想强调一点，记者提的问题非常重要，问题非常鲜明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问题，如果问题不够好，回答就会很疲软，所以我们很希望记者提出好的问题。
　　
　　中国缺少公共外交的力量
　　 《南风窗》：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西方媒体直指中国代表团表现傲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指责最强有力的回应来自2010年3月的温家宝总理“两会”答记者问。我们常常在遭受西方媒体质疑和攻击之后，才进行澄清和解释，这往往并不利于扭转西方对于中国的误导和偏见。我们到底该建立怎样的传播体系主动传播我们的信息、观点和价值？中国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作用？
　　赵启正：你不讲故事，别人就会讲故事。别人讲假故事，你再讲真故事，就会被动。当时在哥本哈根会议现场我就说了，中国缺少公共外交的力量，当时说这事的主要是传媒，是民间组织通过传媒在发出声音。政府表达是很严肃的事情，需要调查清楚才能表达，而且只字都不能差。而公共外交就相对宽松很多，只是代表公众，而且不是全部公众，仅代表说话人的立场。由于我们缺乏公共外交的力量，缺乏这样的说话人，该表达的时候没有及时表达。如果我们当时有民众的代表在会议现场并及时发言的话，我们不会只听到西方媒体的一面之词。而我本人在2010年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就进行了充分说明，但是由于没有媒体在场，我的说明没有被公众看到。所以，公共外交中媒体的作用很重要。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公共外交的作用和影响就会相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