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

（2010-08-02）

　　由于企业通常有高度多元化的经营结构和松散的附属企业网络及供应链，中国企业家因此能够迅速转变经营战略和生产设备，以更短的生产时间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例如，中国手机制造商推出3G手机的时间远比美国同行早。在得知中国农村多人共用一部手机后，他们立即研发一机多号的手机，从而增添了数千万名新用户。

　　在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后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人们一般将这归功于中国得天独厚的人口、地理和广泛的文化优势。但较不为人理解的是，中国的成功也有赖其企业家，及他们根深蒂固的商业活动形式。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两大特点。从传统上来讲，成功的中国商人在履行承诺（信用）时强调信任与可靠性、逐步培养与顾客和供应商的联系（感情）、和建立一般以同源或亲属为根本的人脉（关系）的能力。他们也强调必须勇敢无畏、勤俭节约和争取成功，并善于应对变化无常的市场情况。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但上述特点却更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当然，勇敢无畏与适应能力的说法的确符合了熊彼特强调建立新组合与创新经营方式的理念。

　　例如，传统行业像纺织品批发、银行和采盐业等，在业务进一步扩展或形成全国连锁经销规模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业者、商业伙伴和员工之间复杂的利润分享关系。

　　在19世纪末，当纺织制造和百货公司等新兴商业形式从西方进入中国后，中国商人马上采用并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进。以较近的例子来说，中国的经理人在获得麦当劳专营权后，都会进行多方面的业务改革来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与习惯。　　

制度形式上的特点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第二项特点体现在制度形式与管理风格上。通过对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多个蒸蒸日上的中国企业的研究，我发现它们似乎都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均为中、小型企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　企业所有权多为家族和亲属，或通过亲属和家族友人之间的合作共同拥有；

　　　决策统一制定并严格执行；

　　　个人与家族人脉提供业务多样化机会，业务拓展超越地区与国家界限；

　　　与附属企业合作以降低采购、获取资本与合同的交易成本；

　　　策略适应度高。

　　这些结构特征非常适合中国商人，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企业因规模过于庞大而引起官方的注意。事实上，成功的商人能够通过拥有或入股多个企业而积累大量财富。中国从未建立起长嗣继承制（primogeniture），这意味着这些商人过世后，每个儿子都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意。　　

依赖文化价值观

　　同样的，因为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系经常是不可靠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功能严重依赖于文化价值观。企业的控制与管理大多由家族成员和亲属实施，并得到可靠人脉的支持。

　　要理解中国今天的企业家，这段历史与演化过程至关重要。当然，官员后代是当前的一个特殊团体。他们的父辈上至手握重权的国家党内领袖，下至当地利用家族人脉谋取私利的有势力人物。　　       然而，官员的后代通常无法成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举例来说，他们之中无人跻身《福布斯》年度中国十大富人榜。1980年至2005年间约有2400万个人进入商界，但他们多为寻常百姓，拥有的资金很少——一般是通过家族成员或友人的储蓄来集资。
　有人开了小商店，有人在繁忙的人行道上摆货摊，出售特定货品或提供某些服务。最后，只有约300万个企业取得了足够的规模与组织，成为能够发行股票的有限责任公司。而那些年利润不低于100万美元的企业，似乎都需要党内官员的某种支持，因为他们掌管了各种形式的许可证、采购与融资活动。

　　此类管制近年已有所放宽，疏通掌权官员的必要性也有所减少。但是，建立人脉与党内联系依然至关重要。　　

把握新兴市场趋势

　　除了少数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实际上是公私合营的政府企业外，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依然由家族拥有或支配。有些企业的规模已经日益庞大，但也只是达到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效竞争的程度。与日本经连会（keiretsu）或韩国财阀（chaebol）相比，即使是少数规模已经壮大的国企还是相形失色。

　　在市场潮流日新月异和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的形势下，今日的中国企业家特别善于把握新兴的市场趋势。较小的企业规模与有效的决策过程，让它们能够保持灵巧并快速反应。

　　此外，由于企业通常有高度多元化的经营结构和松散的附属企业网络及供应链，中国企业家因此能够迅速转变经营战略和生产设备，以更短的生产时间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例如，中国手机制造商推出3G手机的时间远比美国同行早。在得知中国农村多人共用一部手机后，他们立即研发一机多号的手机，从而增添了数千万名新用户。

　　尽管专制政权的政治限制依然存在，但邓小平所取得的成功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