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第四代执政者新共识

尹冬华
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的各项举措，回顾五年来最高层的各种声音，不难发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已成为第四代执政者的共识。而生态、民生、和谐、责任、公开、民意等六大关键词，则成为这一新型政绩观的重要内涵。
与往年儿童节不同的是，今年的六一，高层将目光移向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郊区与儿童过节，温家宝总理去陕西看望留守儿童。中南海对2000万留守儿童的关注，是中央执政理念转变的又一例证。
十六大以来，中国高层政治理念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口号之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和谐社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成为流行的政治话语。
理念应现实之需而变。众所周知，在经受了阶级斗争造成的物质贫瘠后，中国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强调GDP优先的发展战略，虽然缓解了生存压力，使国人从总体上步入了小康，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加剧等“发展性问题”。为此，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
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改变以往只强调GDP和财政收入的做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进现代化。按照十六大报告的描述，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小康是一个统率性的执政纲领。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高层开始了一系列理念与行为的转型。先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接着是构建和谐社会设想，继而是强调社会公平和民生。这些重大举措出台的背后，是中央施政以人为本的政绩观的重大体现。
政绩观是对执政者而言的，通俗地说，就是如何出政绩，为谁出政绩，怎样考核政绩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温家宝总理说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对以人为本政绩观的最好概括。
2005年，中组部选择内蒙古、浙江和四川三地开展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改革试点。时隔一年，中央在试点基础上中颁发了新的政绩考核办法——《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
在过去以经济指标、特别是以人均GDP为主要内容的考核体系下，官员政绩往往由人均GDP说了算。而新考核评价体系在经济发展之外，增加了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城镇就业、能源消耗、社会保障等内容，并细化出若干具体指标，比如，空气、水、森林质量等。毫无疑问，这样一套新的政绩考核方式，必将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五年来中央的施政举措，我们不难从中梳理出若干关键词。透过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以人为本政绩观的丰富内涵。
生态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生态和环保一直是高层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提出单位GDP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国家环保总局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生态文明。从绿色GDP在部分省市的试点，到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干部环保政绩考核，足见环保总局施政力度之大；从重大环境事件中环保总局的积极作为，到经常性挂牌督办环境案件，可以看出环保总局决心之坚定。国家统计总局也表示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以推动增长的转型。虽然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但绿色中国显然已成为高层的执政共识。
民生
亲民，是第四代领导人的公认形象。而关注民生，则是亲民品质的政策体现。中国老百姓不难发现，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成为高层施政的主题，“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在围绕“民生”展开。
对农民来说，农业税费的免除和粮食直补是国家给予他们的最大实惠。对于数亿寻常百姓，中央开始直面他们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难题，逐渐履行福利政府的职能。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法律出台，个人所得税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近年来高层关注民生的另一个证明，它表明国家在从制度建设上思考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梳理五年来的政治局会议，可以发现其议题涵盖了三农问题、收入分配、公共卫生、青少年体育等诸多民生领域；回顾近年来省部级高官的言论，可以看出“民”是他们的共同施政取向。
和谐
2002年秋季，“和谐社会”首次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中；今天，它成了人们每天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汇。这前后的转变，足以说明高层对这一政治价值的偏爱程度和传播力度。
和谐，是执政党对社会矛盾凸显的回应。改革开放以来，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堆积，群体性事件剧增，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摆在了执政者面前。面对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的现实，高层没有回避，而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和谐社会就是第四代领导人协调利益矛盾的尝试。十六大，党把和谐社会作为为之奋斗的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党进一步把它概括为“构建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此后的两年里，最高层把这一渐趋成型的理念传达渗透给高级党政官员，包括2005年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2006年的五中全会和2006年的六中全会。在对外领域，中央也试图用“和谐世界”的理念来解决日益增多的国际争端，重塑中国的和平外交形象。
责任
责任是政府执政为民的应有之义，也是政绩观转变的一个侧面。2003年非典期间，包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在内的一批要员被免职，开启了建立责任政府的序幕。随后，中央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2004年，在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和川东钻探公司特大井喷事故中又有一批官员因失职而丢官。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重视不够，对后果估计不足而引咎辞职。观察者认为，这一连串事件表明问责制已成为中国政治常态。在各种政治报告和文件中，党中央多次表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实行问责制”。
有权必有责，最高层力图用责任政府的观念改变官员们的用权方式，让“太平官”成为历史。辽宁省副省长因孙家湾矿难被国务院停职，国土资源部推行用地管理问责制，公安部规定基层领导失职引发严重群体事件须辞职，节能减排也将推行问责制……这一切无不昭示，中国已步入了责任政府的轨道。
公开
5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见证了高层建立透明政府的努力。
开通中国政府网、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邀请普通民众走进中南海“议政”……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政务公开的步伐。
温家宝总理说，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高层开始了自我革命——将权力运行过程置于阳光之下，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今年全国“两会”的一系列细节之变就是政务公开的一个缩影：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首次对外公布各个代表团驻地的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首次公布统一发放的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电话号码，首次网络直播代表团团组审议，首次向境外媒体开放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专家指出，与过去政务公开仅局限于简单地将政府部门已经决定好的政策和文件向公众公开相比，现在的政务公开，更多的是转向了决策过程的公开。
民意
总理在“两会”新闻发布会前通过网络征集意见，似乎已成为不成文的政治惯例。
在网民达1.3亿的今天，网络舆论毫无疑问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一种重要渠道。据悉，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天会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供领导人参考。
除网络外，高层还通过外出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民意。不少媒体纷纷认为，民意已成为影响高层决策的重要因素。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随即废除了《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舆论大潮，导致最高法院回收死刑复核权。最近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也是顺应了民众惩治腐败的呼声。
观察者指出，中国的立法也越来越体现民意。在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过程中，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了听证会，这在国家立法中属于首次。今年通过的物权法，也是经过多次征求公众意见、数次修改草案才最终提交审议的。
不难理解高层这样做的用意：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民意是其施政的依据，也是衡量其政绩的根本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