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慕尼黑的秘密-

王小慧

我在世界上游历多年,在德国生活了23年,认识了无数有意思的人物,他们当中许多特别的、传奇性的人物成了我的朋友。

比如被称为世界两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丽莎(LisaDelaCala),她在事业最高峰时为了残疾的女儿毅然告别舞台,现在她与丈夫陪伴女儿住在与世隔绝的古堡里,只是偶尔在阳台上向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粉丝招手示意。没有一个陌生人可以进入她的古堡,更不让媒体采访拍摄,但是她却破例地给我讲她的人生故事,甚至几十年来更加破例地让我拍照片和录像,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大艺术家汉斯(HansJoergVoth),他大部分时间孤独一人生活在南非的沙漠中,他甚至不用发电机,宁愿用汽灯、蜡烛,因为发电机的声音破坏了他所寻求的绝对寂静,会影响他的思维。他早已功成名就,随便画一张草图都可以在艺术市场上卖很多钱,他可以在大城市里住,拥有很多助手,但他宁愿一个人生活,甚至不要太太陪伴。在那里,他一切自己动手,过着几个世纪以前的“简单生活”,为他的精神世界辟出最大的空间而远离尘世的一切浮华与喧闹。

还有著名女作家、女权主义者安娜(AnneRoseKatz),60岁时,比她更著名的演员丈夫去世后,她不顾全社会的一片哗然,与一个小她一半年龄的青年电影导演热恋后结婚,写下了获得德国当年文学奖的爱情诗集。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讲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说她一辈子没写过诗,更不要说是爱情诗了,但爱情使她获得新生。她不需要钱,所以把奖金捐给社会,但她需要社会认可她的爱情。在无数电视访谈节目中,她勇敢地向保守的德国社会宣称,为什么老男人娶年轻女子社会认可而反过来却不行?为什么爱情一定要建立在肉体而不在精神基础之上?她为女人争取同等权利而身体力行。

曾经有出版家朋友建议我把我这些朋友的故事写成一本书,那会很有意思。

可是,在所有这些朋友中,我最想写的、有最多故事可写的、最不同寻常的一对夫妇就是克里斯蒂安·吾德和爱迪特·冯·威尔瑟·吾德,他们的故事怎么看都更像是个传奇,可以写成小说,拍成电影,但虚构小说和电影中许多细节恐怕不及真实的故事那么精彩,这就是生活,他们的生活。

在与这对夫妇相遇之前,他们生活经历迥然不同。

她是海军军官的女儿,总是居无定所,到处搬家,幼时经历过战争的纷乱,也尝过偏远地区的闭塞之苦。她在严厉粗暴、毫无温暖、亲情的家庭里长大。而他出生时战争已经结束。他的父母是编辑和翻译家,住在慕尼黑市中心艺术家聚集的施瓦宾区,父亲为迎接他的出生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他在充满艺术与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展开梦想的翅膀。

她作为女儿,在半个世纪以前,勇敢地怂恿母亲离开父亲,提出“你为什么不离婚”,而且终于与母亲离开那个专制的冷冰冰的家。而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九岁时就编辑出版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报纸”,他认为他编报纸就像农民的孩子种庄稼那样自然而然。

还在上中学时她就怀孕了。那时的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双胞胎孩子藏起来,而且躲到乡间去,否则孩子的父亲将被禁止参加高考。而他九岁时就立志当市长,在学生时代就成为活跃的青年政治活动家。

他们初次相遇在1968年,见面的地方很特别:慕尼黑市政府的大会议厅,他作为记者要采访那个著名女议员。而她当时根本没把这个毛头小伙看在眼里,他俩压根没想到,这个会议厅将成为他们以后几十年里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五年后,在施瓦宾区狂欢节的夜晚,他们再次相遇。这一次爱情迸发了火花。他坚信,他爱上了她,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女人。而她也在稍稍踟蹰之后爱上了他。

但是,那时的她已经结过两次婚,有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比他大整整八岁。而他只是个25岁的法学系学生,和同学住在集体宿舍里。

他们的决定是戏剧性的:在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法国旅行后,两人在分别时抱头大哭,因为他们不知如何面对她第二任丈夫,他是个好人。

当他鼓足勇气与她丈夫谈话时,没想到迎来的不是“决斗”,而是徐志摩式的奇迹,她的丈夫成全了他俩的爱情,只是希望她继续照顾孩子。

因此,近十年里她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白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晚上到男友那里去。

一早她又要赶回家为孩子穿衣洗漱做早饭送他们上学。所幸的是,她受到媒体的“保护”。虽然在当时,作为有夫之妇与一个小她八岁的男人有“婚外情”,照理是为社会尤其是以保守著称的巴伐利亚州所不容的,更不要说是一个议员,甚至还是一个女性。但民众爱戴他们也接受他们的爱情,因为他们十几年来一直积极地为社会为民众服务。

经过十年的“地下状态”后,他们终于结婚,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大家庭”。虽然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婚姻,但他的父母理解他。当时让他感到惟一遗憾的是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但多年之后他把这些孩子看成“上帝给他的礼物”,他坚信,只要你给他们爱,他们就回报以爱。他成为这些孩子们的“爸爸兼朋友”。

1990年他当选为慕尼黑常务副市长,1993年接任市长,以后连任四届,成为德国政坛上惟一连任时间最长的市长。在以保守著称的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能成就他那样的事业,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他是个“反潮流英雄”:

在全德国最守旧的巴伐利亚州,他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人士；在全州基民盟党执政的一统天下里,他作为社民党领袖被选为首府慕尼黑市长,包括反对党人也投他的票；在天主教城市,他是一名新教教徒；在著名的“单身汉大都市”,他却与15个家庭成员住在同一屋檐下；在热衷于啤酒和足球的全城,他宣称更爱喝的是红葡萄酒,人生中“最不能放弃的是文学和猫”；当所有人都在追捧实力更强、战绩更佳的拜仁慕尼黑足球队时,他却不畏指责,坦言自己是实力弱、战绩略逊一筹的“慕尼黑1860”的支持者；作为宝马总部所在城市的市长,他却公开说自己是自行车爱好者,每年夏天带领普通市民骑车观赏城中名胜古迹,当义务讲解员；他支持几年前仍被保守派猛烈抨击的同性恋……尽管他如此与当地社会潮流格格不入,但他创造了德国政坛的历史纪录,一次次参选,票数越来越高,甚至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

她不把自己局限在“第一夫人”这个位子上,在吾德当选市长后,爱迪特主动退出政坛,做她喜欢的摄影师职业,她出版了许多画册,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从事各种慈善活动,同时,她以她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验,成为他最重要也是最亲密的顾问。

2005年,他被选为超过5000座城市、5000万居民的德国城市协会的主席。而她自2007年起,开始主持一档电视烹饪节目,并在节目中介绍由她邀请的有趣的名人嘉宾,我有幸成为这个节目第一期首播的嘉宾,没想到这节目后来大受欢迎,不断重播,甚至一天重播两次。

2009年,她庆祝自己七十大寿时,巴伐利亚州媒体写道:吾德家热闹得“像个王宫”。可见他们夫妇在慕尼黑受到怎样的尊敬和欢迎。

我与他们夫妇认识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年了,那年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慕尼黑的摄影集《观察与体验》,市长主持的文化论坛邀我做嘉宾,他向所有论坛的参加者介绍我和我拍的那些照片,这对那时的我是极大的荣誉,是他把我这个外国留学生正式介绍到德国公众面前,介绍到德国主流社会和媒体面前,那件事是安娜促成的,因为她特别喜欢我的摄影,还请我为她那本爱情诗集拍摄封面作品,她后来选中的是我拍的抽象人体。

从此之后,我与吾德夫妇成为好友。当时作为摄影家的爱迪特说特别喜欢我的一张照片时,我还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若干年后她甚至对别人说她是我摄影作品的粉丝,这更让我感到担当不起。

后来,我成为爱迪特在家中办的“女人沙龙”的成员,那是定期在她家的周末自助早餐会。虽然我没有很多时间每次到场,但每去一次都会感到很开心,而且也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她的那些女客人不像中国人想象中的“名媛”,而是有创意、有个性、有意思的一群名女人,其中不乏演员、作家、艺术家、学者,兴到浓处那些歌唱家或者喜剧演员会即兴表演一段。

市长是这个沙龙惟一的男宾,虽然他很少有时间在家。我们的早餐常常吃到晚间甚至深夜,它比我在中国参加的很多表面奢华但浮光掠影的社交活动都来得有意思。

有一年我应杭州政府之邀,举办了“德国摄影家看杭州”活动,请了十位著名的德国摄影家包括爱迪特来拍摄杭州。起初大家对这位“第一夫人”有些距离感,但一件意外事故改变了大家的态度。那是临走前几天在上海,我们到我的朋友戴志康先生的“九间堂”晚餐,他在客厅里摆满了蜡烛,灯光幽暗、富有情调,爱迪特不小心一脚踏空,踩到看上去与黑大理石地面几乎一样的水池里,脚腕立刻肿得像个大馒头。(后来戴先生还特别把那片室内水池铺平了,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此后几天,她除了看病,只能躺在酒店里,同行的摄影师们每晚带了酒和小吃到她的房间去“陪她”,结果大家发现她一点架子也没有,后来都与她成为好友。发生这样的意外,她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此后她动过两次腿的手术,至今腿脚都不是十分灵便。为此我很自责,但她却一再说她很喜欢这次活动,很喜欢这帮朋友。有次我回慕尼黑,她还特地把这些朋友从各地邀来一起聚餐,欢迎我回来。

我特别感动的是吾德夫妇曾经两次专程飞到中国,参加我的活动开幕式。一次是我在同济大学的工作室成立仪式。

一次是天津市政府为我主办的大型回顾展。这两次活动都是他们利用一年中仅有的几天假期自费来中国。特别是我的工作室成立是个小小的活动,我给他们写邀请信时原想他们不会有空来出席,没想到他们一口答应。许多人很奇怪,慕尼黑市长这样重要的人物,怎么会专程来上海参加一个小小的工作室的成立晚会。其实,我了解他们,他们从来不看重什么规格和名分之类,他们看重友情而且率性。他们来中国总是把公务活动之外的时间交给我安排。这样常常会惹得有关部门不高兴,甚至责问我:市长这么重要的人物在华行程与活动为什么由你个人来安排?其实他们实在不了解市长夫妇。他们就喜欢无拘无束地在上海大街小巷闲逛,在小馆子里吃上海小吃,并不喜欢总是公务会见,前呼后拥。

那一年,我刚在上海成立工作室,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个落脚点,吾德市长和同济大学周家伦书记为我剪彩,吴启迪校长为我题词。我记得吾德在会上说,王小慧是慕尼黑的骄傲,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回到中国上海,但他相信我仍然会把慕尼黑当成自己的家。他们也会永远把我看成慕尼黑施瓦宾人。他那次说得很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吾德另一次为我的展览开幕讲话是在慕尼黑宝马展厅,他说他不是为宝马公司,而是为一位艺术家来的。那天慕尼黑电视台来录像,原来说好他只讲五分钟,也播5分钟,但他一口气讲了29分钟,他说要介绍六个不同的有意思的人物,分别是建筑师、作家、典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交流大使……当然更是一位艺术家,这六个人其实就是王小慧。因为他讲得太精彩,电视台无法剪辑,结果破例播了29分钟。后来我把这篇开幕词作为我的访谈录《双子座》的序言。

市长的讲演口才是全德国出名的,他的演讲甚至录制成光盘在书店里销售。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是热衷于类似周立波“海派清口”那样的卡巴莱小品,以他的幽默和口才,一个人常常可以撑起一个半小时的演出。

记得大约五六年前,我陪吾德夫妇去杭州,途中汽车上的情景令我感动:他俩手拉着手,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就这样好久一动不动。很少见到在一起生活这么久的夫妇还能这样亲密无间,于是我悄悄按下了快门。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谈起他们夫妇的爱情故事,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详细地叙述,包括许多感人细节,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说应当写出来,这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一位出版家朋友也鼓动他们写,而且承诺出版中文版。

她看来心动了。但他说,我实在没时间,等我这届市长卸任,退休了一定写。

我问他:你决定退休?

他说:是的。

我问:你退休后做什么?

他说:做“脱口秀”,还有写书。

他说你帮我在中国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来写这本书。

但是,他任期快到的时候,他的党团和选民一定要他再连任,虽然他已经连任了三届,而慕尼黑没有比他更合适更有威望的候选人。果然,他这次竞选的得票之高是创纪录的。

我听到他连任的消息,打电话祝贺他,开玩笑说,看来写书的事遥遥无期了。

他却认真了,说:这样吧,你来提问,我来回答。这样可以轻松些,我利用假期来写。

他真的认真了,排了时间表,每个假期都排了写作计划。

于是,我们前前后后花了一年时间,有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打开慕尼黑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