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韩寒现象：按下葫芦起来瓢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上市，我想买一本瞧瞧，但它在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却并未现身，便只好去网上订购。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是希望这本杂志能把文学性与公共性结合起来的，不过我也知道，在今天要想做到这一点也委实有些难度。《独唱团》能否满足我的一些期待呢？过两天我就知道了。

既然没办法评论《独唱团》，我就谈一谈韩寒现象吧。随着韩寒的不断言说及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对韩寒的封号也越来越多。此前我已见到“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公民韩寒”(《南都周刊》)、“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香港《明报》)等媒体说法，近来我又看到一些学者对韩寒的判断或期许。比如，张鸣先生说：“就公共事务而言，别说官方，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的影响力》)而崔卫平女士则把韩寒定位于“公民人文主义者”(《韩寒——公民人文主义者》)。

估计许多人能够同意张鸣的判断和崔卫平的定位，本人也不例外。但我更想弄清楚韩寒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言说与我们这个时代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必须意识到，自由言说在今天是受到诸多限制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由于“把关人”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思想出位者、话语越轨者的声音便不大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尽数传递。虽然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之后，其言说经过种种“话语策略”的包装或删改也能面世，但那已是相对“安全”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界确实不如韩寒具有影响力，因为知识界主要还是通过传统媒体向社会发言，他们的言说事先已被不同程度消解。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媒体，知识界人士自身也需要负许多责任。张鸣说：“像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怕。怕什么呢？说不好，但就是怕。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偶尔火压不住了，话说得猛了点，就心里一阵悸动，后怕得要死。经过政治运动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也难怪。但是，作为80后的韩寒，显然没有这样的顾虑。”这是从年龄或政治恐惧症上考虑的结果。但除此之外，体制的“内”、“外”之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界人士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求生存，谋活路，这一点已无须多言。而经过20年左右的适应与磨炼，“学院派”或“学院知识分子”大都已被“招安”。他们或者忙活于跑点晋升，或者汲汲于课题申报，成天紧张，终年辛劳，指望着换来著作等身，赢得业内名气。不能说这种做法没有意义，但长此以往，也强化了他们的专业意识，消磨了他们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而其中虽然也不乏公共关怀者，但他们有的遵从“言多必失”的前现代古训，有的恭奉“怎么都行”的后现代理念，只在私下场合议论，不在公共平台发言。何以为之？说到底还是涉及到“饭碗”问题：倘若出言不慎，便会砸了自家饭碗。知识界汇聚的都是聪明人，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呢？

相比之下，韩寒的言说便显出了他的价值。迄今为止，韩寒的文章均在其博客发表，这就少了传统媒体的种种限制，也少了言说时的种种顾忌。虽然他的博文有时也会遭到屏蔽或删除，但新媒体毕竟比旧媒介具有传播优势。而更重要的是，韩寒是职业赛车手和职业写手，他靠比赛所得和版税收入养活自己，而不需要在体制内混饭，这又造就了他的放言无忌。众所周知，“敢说”与“会说”是韩寒言说的基本武器，但我一直以为，“会说”是一种才能，“敢说”则需要胆量。我相信，在当下中国，像韩寒般“会说”的知识界人士应该不在少数，但他们是否“敢说”，即使“敢说”，他们的言论在发表时是否会惨遭不测，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韩寒现象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因此，韩寒言说的成功表面上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与知识界人士的集体退场有关，也与他们的言说被装了“消音器”有关。我曾经在一篇长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中谈到过这一现象，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韩寒却拔地而起。他成为一个“代言者”——代知识分子发言，继而向社会进言。我想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起来瓢”的道理吧。

而由此思考一些知识界人士对韩寒的欣赏，其原因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在我看来，韩寒说了他们不敢说，不便说，不会说，懒得说或者说了也白说的话，他们因此而感到欣慰，也因此而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们既在“80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盟友，也通过韩寒在想象中进行了一次仿佛是自己的批判活动。

但我以为，我们固然可以欣赏韩寒，但仅有一个韩寒显然是不够的。而韩寒的孤傲高标与其言说的大红大紫，恰恰反衬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病象。龙应台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一个健康、开放、真正有创意的社会，里头应该有各形各状的韩寒，不同种类的韩寒，各种年龄层的韩寒。”又说：“如果我们希望的是这个社会真正走向健康、开阔、多元的话，我相信，到最后每一个人独立思想的空间都很大，每一个人独立发声的空间都很大的时候，反而会是一个比较难得有英雄的时代，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时代。”(《“老实说，我从来就不太相信大叙述”》，《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龙应台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单打独斗过，她那时候造成的震动应该不亚于今天的韩寒。而此番思考由她讲出，一方面估计是她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显然也值得大陆的知识界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