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戡 07-2 ：■江南丘陵农业

■江南丘陵农业
东南区的组成除上述江淮平原和吴越乎原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较低的山区和丘陵地，它包括了江南丘陵、闽浙丘陵和台湾丘陵，今依次分述各自的农业发展状况如下。
一 江南丘陵农业
江南丘陵通常是指长江以南，五岭以北，雪峰山以东，天目山与武夷山以西的大片低山丘陵地区。它的东、西、南三方都有山地环绕，总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境内山岭间存在若干规模不等的盆地。它包括今江苏省宁镇山脉以西和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全省和湖南省大部。鉴于湖南地区已不属东南，拟将它与湖北合一，另立荆楚专章。这里着重讨论皖赣丘陵地区的农业。
江苏宁镇山和大茅山以西是丘陵山地，自然状况与吴越平原有别，而与皖南多低山丘陵的景况颇为一致。苏南的秦淮河与皖南的青弋江、水阳河同样，北流入江。故将这一地区与
皖南合在一块，连同多丘陵山地的今江西省地域一块进行讨论。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山丘地形不很突出，从较广泛意义上说，也可将它纳入平原范畴。学术界所称长江中下游平原，便是如此处理。因而，有的学者将皖南归入太湖区域立论，也就不足为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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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一)秦汉时期
皖赣地区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二国的属地，战国时属楚。秦代为九江郡治，汉代是丹阳郡、豫章郡所治。丹阳郡是汉武帝以秦代鄣郡改名，郡土包括了宁镇山地在内。所在生产事业，远比长江以北的庐江、九江等郡落后。郡辖十六七县。史籍极少存在有关生产的具体记录。《汉书》卷15上《王子侯表》记丹阳哀侯刘敢，元朔元年(前128年)十二月封，六年后，元狩元年(前122年)死，无后。封地在芜湖，它是丹阳郡属县之一。当地农业生产未见留存文字记载。东汉初，昆阳侯傅俊死，其子傅昌，徙封芜湖侯。他在汉明帝时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1]按《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爵第十九级关内侯。“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傅昌宁愿朝廷给予少量的钱，自己在中原内地营生，而不愿去芜湖，很可反映两汉时芜湖地区的落后窘境。
汉光武儿子楚王英被控谋反，废黜。“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其后，马援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子孙“马防及马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2]汉代丹阳郡治宛陵，即今宣州市，是当时罪臣贬逐安置的落后场所。
[1]《后汉书》卷22《傅俊传》，782页。
[2]《后汉书》卷12《楚王英传》，1429页；又卷24《马防传》，858页。
上述芜湖、丹阳等事例足以反映出位于水阳江与青弋江畔的地区在汉代尚是如此不发展，自然是火耕水耨式的耕作地区。其经济状况与同时期长江以北的江淮平原地区相比，已是相形见绌，若与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生产状况相比，更显示瞠乎其后了。
《太平御览》卷916《羽族部·鹤》，引李尊《太元真人茅君内传》，记“父老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在一山头，佳雨灌旱稻，陆田亦复周，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此诗歌据考证为东汉末年人所作[1]。如果所言无误，则说明江南宁镇丘陵地在东汉后期的生产已有了一定水平，大致仍归属火耕水耨耕作方式行列。
东汉时，皖南生产状况是在逐步发生变化。两汉之际，许昌人李宪拥众十余万，据庐江称王称帝。建武四年(28年)，汉政府以马成为扬武将军，征发丹阳、会稽、九江、六安四郡兵讨伐李宪。六年，斩宪，江淮平定。上述四郡中，长江南、北各有二郡。就丹阳郡而言，西汉辖十七县，十万七千户，四十万五千人；东汉为十六县，十三万六千户，六十三万人。东汉县数减少而编户增加，值得注意。建武六年(30年)，李忠任丹阳太守。大力进行改革：“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38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2]清楚说明李忠进行的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招怀流民，在籍户口大增；开垦荒田，促进生产较快发展。《后汉书》卷5记安帝永初七年(113年)九月，调丹阳、豫章、会稽等郡租米赈给长江以北庐江、九江等郡的受灾饥民。据此可知，皖南、江西等江南地区已有若干租粮储存，反映所在粮食生产有了明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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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8《时人为三茅君谣》，22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后汉书》卷12《李宪传》，500页；又卷22《马成传》，778页；又卷2l《李忠传》，756页。
《李忠传》所提“越俗”，有必要作点解说。越族是居于江南广阔地区的古老族群。分布于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乃至湖南、两广等处，史称夷越、于越、扬越、百越等等[1]。就丹阳越族而言，东汉质帝永嘉元年(145年)四月，“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很可能这是丹阳越人的首次攻城。丹阳人抗徐是汉桓帝时名将，“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2]。从山野移居宣城附近严加控制的“鸟语之人”即是越人。扬雄《方言》和袁康《越绝书》所记越人言语，与汉人有别．他们剪发文身，习俗与汉人不同。《淮南鸿烈集解》卷l《原道训》云：“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缔。”高诱注：“缔，细葛也。”前面提到越国产葛布，正是越人在生产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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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汉朝官府加强对越人的控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被汉军击败。胡三省注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其后，孙吴悉取其地，以民为兵，遂为王土。”[3]这些依阻山险的山越人原先并不交纳王租，既被强制迁至县城附近后，很可能失去了不交租税的自由，因而被迫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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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40《楚世家》，周惠王命楚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1697页。周夷王时，楚熊渠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1692页。《汉书》卷28下《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669页。颜师古曰：“勾吴，亦犹越为于越也。”1667页。参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4《余干》、《于越》条，30—31页。关于臣瓒，唐颜师古《汉书叙例》称：“臣瓒，不知姓氏及郡县。”可是，《水经注》一书中，多次称之为薛瓒。郦道元如此称引，应有依据。
[2]《后汉书》卷6《质帝纪》，278页，又卷38《度尚传》，1286页。
[3]《后汉书》卷8《灵帝纪》，330页，《通鉴》卷56建宁二年九月，胡注，1817页。
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汉朝派扬州刺史臧曼率丹阳太守陈夤领兵征讨。至三年十一月，才取胜。这次起兵于勾章(浙江余姚)的会稽许生，或称“妖贼”。“攻破城邑，众以万数”，“许生自称阳明皇帝”[1]。在今浙江宁绍平原余姚一带发生的反汉武装起义，人数多达万人以上。他们自称越王，甚至称帝，揭示了越人群体对汉政权的严重不满。造成武装对抗的原因，未见明文记录，汉朝政府从会稽邻郡丹阳调遣太守协同作战，当因丹阳太守在两年前已迅速成功地击败本地山越人的反抗，饶有战斗经验。实践确是表明，丹阳太守协同扬州刺史出战，以越人被打败而告终。
现今江西省地区，西汉初，正式从秦代九江郡地，分划出独立的行政区豫章郡．它位于武夷山以西，南岭以北，幕阜山与罗霄山以东。西汉时，郡辖十八县，六万七千四百万户，三十五万二千万人；东汉时为二十一县，四十万六千万户，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县与户口都显著增加。石阳(吉水北)、临汝(临川市)、建昌(宜丰北)三县，大致是东汉中年增置。《续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引《豫章记》云：“新吴、上蔡、永修县，并中平中立．豫章县，建安立。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就是说，东汉末年，江西地区继续增置四县，它们所在地理方位：新吴在今奉新县西，上蔡今名上高县，永修仍旧名，豫章今南昌市。上蔡县名主要是因居民多来自中原上蔡。上述东汉中叶以后所置七县，除临汝县位于抚水(盱江)中流而外，其余六县均分布于赣水中流诸河谷地带，清楚显示赣江沿岸的农垦区在迅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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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8《灵帝纪》，334页，336页；又卷58《臧洪传》，1884页。《通鉴》卷57熹平元年(172年)十一月，1831—1833页。
中．它和考古发掘所表明白新石器以至春秋战国时，鄱阳和赣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已有一定稻作与种植麻类情况是相应的[1]
豫章郡居民也有不少越人。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谏阻朝廷出兵讨伐闽越，他说：“越，方外之地，……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韦昭注解说：余干，“越邑，今鄱阳县也”。可见西汉盛世，江西东北余干地区，尚属闽越。越人在那里积蓄粮食，生产如何进行，虽无明文记述，应是很落后的粗放耕作。
也是汉武帝时，严助清楚地指出：“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2]由此看来，西汉时，闽越兵力已自闽、浙深入今江西地区，企图重振古越雄风。直到汉军击败闽越后，江西地区才由长安政府正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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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那时，豫章郡土，远未开发。山地林木众多，是良好的造船素材。汉朝为此在寻阳置备了不少楼船．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受命率水师自豫章沿赣水南下，越岭，以平定吕嘉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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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博物馆彭适凡《江西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2期，103 114页。
[2]《汉书》卷64上《严助传》，2787页，2781页。
[3]许怀林《汉代江西的农业》，《农业考古》1987年2期，53--59页。
[4] 参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后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密度》，26—27页。
有位学者撰文称述汉代江西农业。从“人口大增”，“粮食增多”和“饭稻羹鱼”三方面立论[3]。所言似有一定道理。但说东汉豫章郡户口在扬州诸郡中为第一，在全国为第二。他不具体考察诸郡面积大小，简单地以郡与郡的户口数进行比较，貌似合理，而实际尺度是大不相同。即使同在扬州，吴郡面积不过豫章郡五分之一[4]。笔者认为如此比较，说服力差。揆之实际，东汉江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显然比太湖地区落后。说“汉墓散及江西全境”，“汉代江西农业已普遍使用铁器，牛耕也应该是推广了”，估计未免过高。两汉长达四百年，在地域和时间方面，都没有提出真凭实据的具体资料可资证明，且已承认“江西目前还没有铁犁出土”，那么，牛耕推广等说，难道不是太渺茫了吗?
笔者现在所知豫章郡粮食生产的惟一历史资料，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和七年(113年)，先后二次从豫章等江南郡县调运租米去黄淮地区，赈给受灾贫民。从西汉立国至此已越三百余年，江西地区既罕见任何农田水利工程，也缺乏有关农作的记事，实在很难说江西地区的经济已是有多大进步。怎能不承认《史记>>和《汉书》所说火耕水耨是西汉时江南豫昌郡客观存在的现实呢?笔者所知，西汉宣帝时，封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今永修县北)侯，食邑四千户。……贺就国豫章”。数年后，扬州刺史揭露了刘贺阴私，险遭逮捕。“制曰：削户三千。”按秦、西汉爵制，“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1]。刘贺由王降为列侯，就国于当时生产落后的豫章郡属县海昏，不久又削户、被逼至死，这也是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不景气的后果。
《汉书·地理志》记全国有四十多县设置铁官。而江南会稽、丹阳、豫章诸郡，无一县设置铁官。现存史籍也看不出西汉时上述三郡农业生产有多大进步，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1964年，江四修水县出土新莽时期铁农具铲、锄、锸、钁，而以锸为多[2]，表明西汉末年，位于修水河谷的农民确已使用铁农具从事农作。我们注意到东汉时，南昌人徐穉“家贫，常
[1]《汉书》卷63《武五子传》，2769--2770页。《续汉书·百官志五》，3630页。
[2] 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乐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5年6期，265—267页。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另二位南昌人程曾、唐檀都曾去京师游学，再还乡教授数百人。人们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是难以去洛阳游学的。宜春人陈重与鄱阳人雷义，都学习儒家经典，互相推让，具有优良品德”[1]。类似事例，颇能反映彭蠡泽和赣江两岸的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方有可能促使学术文化获得较好发展。也只有生产获得了进步，安帝时，豫章郡才可能有租粮外运。
两汉之际，豫章郡生产在发展，但进展是缓慢和相当艰难的。上面提到东汉初，丹阳太守李忠成绩卓著，建武十四年(38年)，调任豫章太守，十九年卒。《东观汉纪》云：“病湿痹，免。”表明豫章地区湿瘴很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纵使是郡府高官也是很难克服。《后汉书》卷22记明帝怀念功臣，所开列三十二人中，便有豫章太守李忠，可知他在豫章任内是有良好业绩，因而在死后受到表彰。汉桓帝时，尚书令陈蕃推荐上述“常自耕稼”的南昌人徐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很可反映时人对豫章地域经济水准评价不高。东汉末年，庐江太守刘勋在皖城缺粮，“遣从弟偕告籴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2]。这一记事，清楚说明豫章郡素少谷。无粮出粜给他人。转而派人向上缭(今永修县)的宗帅求助。宗帅、宗部乃是越人的社会组织。经过反复交涉，所求数万斛只能有数千斛，展示着山越人的农业生产水平自是不高。
综上所述，秦、西汉时，皖赣大地尚是洪荒初开，生产相当落后。两汉之际以后，生产有了明显长进，发展趋势与东邻吴越平原生产相若，具体发展水平尚稍次于太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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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卷53(徐穉传》，1746页；又卷79下《程曾传》，2581页；又卷82下《唐檀传》，2729页，又卷81《陈重、雷义传》，2686—2688页。
[2](三国志)卷46《孙簧传》注引《江表传》，1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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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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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好意思．．．．．
由于篇目过长造成您的阅读不便．．
对此．．向阅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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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道人氏  2005-10-22 22:4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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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二)六朝时期
六朝时，继续沿用秦汉开创的郡县行政建制，进一步具体划分较细。孙吴将扬州管内皖南地区分置丹阳、新都二郡。西晋再析为丹阳、宣城、新安三郡。东晋以后，于正州郡县外，侨置日多，分合不定，极难究明。《宋书》卷36记南豫州始置于东晋，初治芜湖，刘宋治姑熟(当涂)。《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州，“东晋或理芜湖，或理姑熟，或理赭圻(铜陵北)，隋开皇九年平陈，改郡为宣州，移于今理”。说明东晋以来，宣城郡治并不常在宛陵(宣城)。姑熟是丹阳属县，当为寄治。赭圻则是郡属春谷县(芜湖市西南)所在。
汉代扬州豫章郡，孙吴析为鄱阳、临川、庐陵诸郡。西晋初，自庐陵分出南康郡．《宋书》卷36，记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初置江州，统辖十郡，分布在江西境内只有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五郡。东晋以后，析置纷繁，难以细述。隋统一南北，大力并省州县。皖南地区分置蒋州、宣州；江西境内，建置江、饶、抚、吉、虔、袁、洪等州。
秣陵地处宁镇丘陵，是汉代丹阳郡属县之一，当时未见有任何特色。汉末建安中，孙权于此建都[1]，改称建业。随着政治地位提高，相应设施跟上，生产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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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53《张纺传》注引《江表传》曰：“纮谓权日：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1246页。
《建康实录》卷2，记孙权在城内置苑仓(仓城)．开凿运渎，派陈勋率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称为破岗渎，上下十四埭．其后，梁朝在句容县东再开上容渎。二渎联系建康与三吴地区，沟通太湖区域，有利于宁镇丘陵地的开发与灌溉。
《宋书》卷35记丹阳尹领八县．溧阳(溧水)，汉旧县，“吴省为屯田”。湖熟(江宁县东南)，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二地在晋初都恢复为县。南琅邪郡之江乘县(勾容北)，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晋太康元年，复立”。淮南郡之于湖县(当涂县南)，“晋太康二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这都是孙吴在京畿附近开拓荒地，进行屯田。
另外，孙吴“赤乌中(238—250年)，诸郡出部伍，新都(歙县南)都尉陈表，……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1]。在吴越平原毗陵进行的屯田，不少劳动力却是来自皖南丘陵。
《太平寰宇记》卷90记江宁县西北之玄武湖，“周回四十里，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灌田百顷”。徐爰说是晋太兴中所创。宋元嘉末，改名玄武湖。江宁县西之“大桑浦，可溉田，在蔡洲，通大江”。县东南有娄湖，是孙吴时张昭所创，“灌田二十余顷。……水通秦淮”[2]。说明江宁地区在六朝时颇有良好的农田水利。江宁以东句容县，《文苑英华》卷813樊殉《绛岩湖记》称，县西南有赤山，“山外周流，厥有湖塘旧址，考于前志，则曰吴人创之，梁人通之矣”。这就是唐高宗和代宗时先后复修的绛岩湖。所说“梁人通之”，实是《梁书》卷53所记，齐明帝时，沈玛所筑赤山塘。据此可知，孙吴和南朝时都曾在此兴修了农田水利。南朝刘宋高官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广开田园之业”。是六朝江南著名大族地主已在江宁附近垦殖湖田。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5《江河门》引《南徐记》记迎担湖，苏峻湖(白石陂)、半阳湖等，分别溉田三十顷多少不等，半阳湖畔，“民种稻则溉热水，一年再熟”。显示所在注意兴修水利有助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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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注引《吴书》，1236页。
[2]《元和郡县志》卷25《润州·上元县》：“娄湖，县东南五里，吴张昭所创。溉田数十顷，周回七里。昭封娄侯，故谓之娄湖。”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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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太平御览》卷46《地部》，引“山谦之《丹阳记》曰：《永世记》云：县南百余里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山出铁，扬州今鼓铸之”．《元和郡县志》卷25记润州句容县北有铜冶山，“出铜铅，历代采铸”。永世、句容均为丹阳郡属县。孙吴永安三年(260年)秋，曾采纳都尉严密建议，调集兵民“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1]。全部工程虽未能毕功，但筑塘，引水溉田，仍值得重视。六朝在江南设置冶铸铁、铜基地，制造工具，有利推动生产前进，这是两汉时所未有的。
汉末建安五年(200年)，孙权初接掌孙策权位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未从”，主要指山越未服。黄盖“迁丹阳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诸葛恪认为：“丹阳山险，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险，莫能禽尽。”人们也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嘉禾三年(234年)八月，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征讨山越，他指令部众掌握时机，“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山民饥穷，渐出降首”。行此计谋，至嘉禾六年(237年)，山越终被击败[2]。业师唐长孺已曾指出，三国时山越固然有古代越人后裔，更多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之人，所言极是。东汉时，越人已“依阻山险，不纳王租”。孙吴丹阳山越既是铸铜铁为兵，并广泛种植谷物，极有可能铸造了铁制农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率虽不高，但他们开拓耕地，发展生产的贡献同样不可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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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48《孙休传》，1158页，又卷64《濮阳兴传》，1451页。参卷6l《陆凯传》，1403页。浦里塘具体地址待考。
[2]《三国志》卷47(孙权传)，1115—1116页，1140—1142页；又卷55《黄盖传》，)285页：又卷64《诸葛恪传》，1431页。
左思《吴都赋》云：“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人们往往据此认为三国时期的建康地区，水稻已是复种，蚕丝一年八熟。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左思虽以吴都命题作赋，所述内容实是概述孙吴全国优胜之处，正如他所作《蜀都赋》、《魏都赋》，是对蜀、魏二国政经状况作全面论述，《吴都赋》展示了孙吴时，江南和岭南各地的生产是有新发展，联系赋内所述其他诸社会情况，可以判断再熟稻和八蚕丝，实在并非是建康和吴越平原的业绩。
西晋末年，华北大乱。建武元年(317年)三月，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明年三月称帝．随着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局。每逢休假日，过江名士聚饮新亭(南京西南)，周顗慨叹“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王导非常严肃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那时，众多来自北方的侨民多居徐、扬二州，东晋侨立南琅邪郡于江乘(句容北)。太兴三年(320年)七月诏：“琅邪国人在此(建康)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1]《晋书》卷15《地理志》云：“咸康四年(338年)，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由此可知，众多居于建康附近的侨民是来自河北、山东地区。许多“寄寓迁流，迄无定托”的居民，经过东晋近百年内(326—413年)的四次土断，《宋书》卷2《武帝纪》云：“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大批北来流民和南方土著共同的努力，将建康附近及江南不少无人耕作地逐渐垦殖为良田，这是不可磨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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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卷65《王导传》，1747页；又卷6《元帝纪》，153页．《宋书》卷35《州郡志》，1039页。
大贡献。《晋书》卷28《五行志》记太和末(371年)童谣：“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及海西公被废，百姓耕其门以种小麦。”同卷又记：“王恭镇京口，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白麸．”都可看到建康等地已多种麦．南齐永明四年(486年)四月，“临沂麦不登，刈为马刍，至夏更苗秀”。这个临沂县，即在今南京市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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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建康作为六朝首都，至南朝已获得很大发展。南齐谢跳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记》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今清凉山)，东至倪塘(江宁方山北)，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今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2]，显示了它的极盛。难怪唐人一再说金陵百万户[3]，可谓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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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齐书》卷3《武帝纪》，52页；又卷14《州郡志》，临沂，是南琅邪郡属县．247页。
[2]《昭明文选》卷28谢玄晖(脁)《鼓吹曲》，13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太平寰宇记》卷90《江南东道·升州》引，3页上。《通鉴》卷162太清三年(549)五月，胡注引，5018页。
[3]《全唐诗》卷18l李白《金陵》，1847页；又卷26l魏万《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2905页。
需要指出，那时宁镇丘陵的开拓是初步的。南齐初，直侍殿中的周颐在钟山西设有隐舍，每休假，便归隐舍．有人问他生活如何?《南齐书》卷41本传载他回答说：“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赤米是耐旱早熟稻谷，通常是高阜山田所产。透视这位亦官亦隐人士的物质生活，反映所在生产发展，尚处于不甚发展水平。
还要指出，建康地区生产发展的成果，通常为贵族官僚所占有。东晋宰相王导受赐的大批良田，经历二百年后，其六世孙王骞还拥有赐田八十余顷。前已提到刘宋大将沈庆之，在娄湖占有大量田园。梁武帝弟萧宏，聚敛非一，“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武帝养子萧正德“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间室并以为仓。自征虏亭(南京西北江边)至于方山(江宁县东南)，悉略为墅，蓄奴僮数百”。梁、陈之际的武将韦载“有田十余顷，在江乘县之白山”。如此等等。不能不给生产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南齐书》卷40记建元三年(481年)，丹阳尹萧子良表称：“京尹虽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几将千里，……旧遏(堰)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他派人至邻近诸县查核，“得丹阳、溧阳、永世(今溧阳县南)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如果说在刘宋元嘉盛世，《宋书》卷5所记曾“起湖熟(江宁县)废田千顷”，是浚淮(秦淮河)的成果。按南齐初年萧子良所述，京畿附近新产生的熟荒田以及没有维修而败坏的农田水利，实是为数不少。府尹据以拟定的修复荒废田方案，最终成为泡影。已荒废农田当然不会再出产粮食。梁末侯景之乱对建康地区破坏很大，“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1]再往后二十余年，陈宣帝诏云：“姑熟(当涂)饶旷，……梁末兵灾，凋残略尽，比虽务优宽，犹未克复，咫尺封畿，宜须殷阜。……莱荒垦辟，亦停租税。”[2]当涂位于建康西南，比邻京畿，理应经济繁荣，现实是凋残损耗。宣帝想以优惠待遇，使退役士兵垦殖旷土，也未产生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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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书》卷26《徐孝克传》，337页。《南史》卷80《侯景传》，2009页。
[2]《陈书》卷5(宣帝纪)，82页。
前面提到芜湖在两汉时是贫穷之地，汉、魏之际，孙权曾在芜湖推行军屯。曹魏镇南将军曹休领兵在江北击败吴兵于历阳（和县），“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吴将蒋钦死后，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1]。前者明显是孙吴在芜湖进行的军屯，是士兵家属随营居住；烧毁了数千家，推知参加屯垦人数过万人。
皖南诸地，山越人多，孙盛为芜湖县令，也曾征讨临城(青阳县)山越。《吕岱传》载孙权诏称，“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三国志·吴志》诸列传中可看到众多将领都以征讨山越立功，兵员由是得到补充，民户也是由此相应增加。上述以芜湖民户和田地奖给蒋钦妻子，旨在壮大大族权贵们的土地占有和依附关系，唐长孺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对此有中肯的论述。就芜湖地区来说，汉人和越人一道努力开发沃野为良田，表明孙吴时芜湖地区农作是有了重要发展。《宋书》卷35《州郡志》记晋代，“上党民南过江，立侨郡县，寄治芜湖．……属淮南”。华北流民有不少过江，在芜湖建置了侨郡县，很有利促进芜湖地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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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宣城郡是从丹阳郡分立，始置于晋太康二年(282年)。由于《三国志》的《周泰传》和《太史慈传》，都提到了汉代有宣城县，洪亮吉“疑吴时复立”县。《宋书·州郡志》记宣城郡辖十县，怀安、宁国、安吴、临城四县为吴立，广德县“疑是吴所立”。显示厂孙吴在皖南的开拓成果。皖南多低山丘陵，黄山、九华山非常有名，地方官员常利用山区多山货的特点，征调入力设屯制作器物，以谋私利。“宣城多山县”，《宋书》卷47记晋末，宣城内史刘敬宣到郡，“悉罢私屯，……亡叛者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唐师曾指出，北方地主南来，设法占有山泽，以屯邸别墅等形式利用依附农民进行开垦，对江南农业发展起了重要积极作用。《南齐书》卷14记南豫州刺史曾治于宣城，那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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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9《曹休传》，279页；又卷55《蒋钦传》，1287页。
齐武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成(青阳)、定陵(铜陵东)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用以谋利，受到顾宪之的谏阻。封略山湖，制作器物，是官员垄断性专利生产。齐明帝时，谢跳任宣城太守，所撰《郡内登望诗》云：“寒城一以跳，平楚正苍．然。……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1]他在郡内所见桑柘满山丘。可能是民间所植。经过漫长发展，《隋书·地理志》称宣城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盛况是前所未有。
新安郡(歙县)位于宣城郡南，汉末孙权分丹阳郡建新都郡，置于新安江上游，统辖六县，其中有四县是新置[2]，那是清查山越人出山的成果。晋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所在多山险，人民贫困。《晋书》卷78，记西晋末，会稽人孔瑜避地入新安山谷中，以稼穑读书为业，信著乡里。可证歙州山地已有不少垦殖。东晋南朝时，新安郡地邻京畿，开拓随之加速。梁武帝时，郡守任防为官清廉，停止过去专供太守所采蜜与杨梅，颇受民人好评。他死时，“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3]。桃花米即赤米，是耐旱早熟稻。《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县条，记桃花米，“今(指：宋初)休宁县犹为饭香软”。《艺文类聚》卷9《水部·溪》引任防《落日泛舟东溪》云：“黝黝桑柘繁，芃艽麻麦盛。”可证山丘不少地方已是栽种桑麻，旱地种麦，水田种植稻谷，皖南山地处于日趋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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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卷47《刘敬宣传》，1412页。《梁书》卷52《顾宪之传》，759页。《昭明文选》卷30谢玄晖(脁)《郡内登望》，1409—1410页。《艺文类聚》卷6《郡部·宣城郡》引齐谢脁《宣城郡内登望诗》，119页。参《南齐书》卷47《谢跳传》，826页．
[2]《三国志》卷47《孙权传》，1117页；又卷60《贺齐传》，1377—1379页。新建四县是始新、新定、黎阳、海阳，另外二县歙、黟是汉代旧县，《元和郡县志》卷25《睦州》，606页。参《宋书》卷35《州郡志》，1037页。
[3]《晋书》卷78《孔瑜传》，2051页。《南史》卷59《任防传》，1454页。参《宋书》卷83《吴喜传》，2114页。
江西地区，孙吴在汉代豫章郡内，分置鄱阳、庐陵、临川等郡，所在山谷深隘，多为山越人聚居。《太史慈传》记慈对孙策说，“鄱阳民别立宗部，阻兵守界。……近自海昏(永修东)有上缭壁，有五六干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可见境内众多山居土著民众已向官府交纳租布。种稻、植麻在鄱阳地区颇有成就。《周鲂传》记鲂为鄱阳太守，设法诱杀“负阻劫钞”的山贼董嗣，将这批人移出平地，从事农作。《贺齐传》记齐讨平豫章东部民万余人的反叛，“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也就是使山民服兵役，并从事农作。
《吕蒙传》记建安中，吕蒙出兵征讨反叛的庐陵山民，“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吕岱传》记孙权褒奖吕岱讨斩庐陵贼李桓等功，“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陆逊传》记“豫章、庐陵宿恶民”响应鄱阳郡民，进行武装反叛，均被陆逊压服，“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这些事例表明，江西南北各地的土著山民和避役的逃户很不少。经过孙吴政权的多方进袭，迫使他们为兵为民，提供赋役，从事受官府管辖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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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晋惠帝分荆、扬二州地置江州[1]，这是孙吴开拓江南大有成效的结果。江西地区由是摆脱了扬州的统属。州治长期在豫章与寻阳间迁徙无定。江州辖地还包括了今福建地区在内。《太平御览》卷170《江州》引《晋地道记》云：“寻阳陆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亦一都会也。”揭示了它在交通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晋怀帝、愍帝时，巴蜀不少流民在荆、湘间受困，一时俱反，波及江州。王鉴上疏，劝元帝派兵征讨。他说：“蛮蜀狼顾于湘汉，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2]很可以看出两晋之际，社会动乱给江西主要地区带来了社会残破，饥荒频仍，仓库空虚，生产形势相当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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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4《惠帝纪》，9l页；又卷15《地理志》，462页。《宋书》卷36《州郡志》，1086页。《元和郡县志》卷28江州，675页．
[2]《晋书》卷71《王鉴传》，1889页。参卷58《周访传》，1579页。《通鉴》卷 89建兴三年二月．2819页。
江西所处地理位置并非流民南下重点区域，但也并非没有流民，《晋书》卷81《刘胤传》云：成帝时(326—342年)，“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宋书》卷36江州寻阳郡，“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安帝省为松滋县。寻阳又有弘农县流寓。元嘉十八年，省并松滋”。由于外来的流民不是很多，江西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土著居民的努力垦种。
豫章郡位于江州北部，既是大郡，又是州内生产最发展的地区．王导以王棱“宜守大郡，乃出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王凝之说：“豫章郡，居此州之半。”雷次宗《豫章记》云：“地方千里，水陆四通，风土爽垲，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人食鱼、稻，多尚黄老清静之教。”又曰：“郡江之西岸有盘石，下多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澈于器中．”[1]所言虽难免夸扬，鄱阳平原农作大有发展，实是跃然纸上．《晋书》卷95《幸灵传》记建昌(永修)县内种稻甚多，林木丰厚，那是很实在的．
庐陵郡，春秋时吴地，战国时属楚，汉属豫章郡．汉末建郡。“庐陵巴邱人文晁，世以田作为业。年常田数十顷，家渐富。晋太元中，秋收已过．刈获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初．即便更获，所获盈仓。于此遂为巨富。”[2]这则小说家言，《太平御览》两次引用，其本事不见于史，所记稻苗再生是有可能的，后世也存在类似现象。《宋史》卷64《五行志>>，记元丰六年(1083年)，“洪州七县稻已获，再生皆实”，即是一例。但庐陵郡地的开拓仍很初步的。《宋书》卷82，记孝武帝时，周朗任庐陵内史，“郡后荒芜，颇有野兽，母薛氏欲见猎，朗乃合围纵火，令母观之”。他在郡工作期间，“虎食三人，虫鼠犯稼”。实可概见当地荒闲未辟，野物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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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卷76《王稜传》，2012页；又卷75《范宁传》，1988页。《太平寰宇记》106《江南西道·洪州》引，3页下．《太平御览》卷821《资产部·田》引，3658页，又卷170《州郡部·洪州》，830页。
[2] 汪绍楹校注，陶潜撰《搜神后记》卷3，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按，此书或称《续搜神纪》，《搜神续记，。《太平御览》卷472《人事部·富》引，2168页，又卷839《百谷部·禾》引，3748页，均有异字。
临川郡亦置于孙吴时，《补三国疆域志》卷下，记它领十县，内有八县为孙吴时所立，均未见有重要农事记载。东晋时，家于临川的隐士郭翻，“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不论渔猎为生，或是开垦荒田，都可曲折反映抚江岸的临川大地尚是洪荒未辟。宋文帝元嘉时，陈留尉氏人阮长之“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1]。这固然有南北社会生活习俗的不同，也与江南临川大地开拓未盛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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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东晋南朝时，江西地区农业生产正在逐步发展，北部鄱阳湖平原地区较为突出。晋孝武帝时，桓伊在江州宽恤为政，“上疏以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他在寻阳等地认真拯抚，让百姓有所受益。豫章太守范宁力主并合荒小郡县，减轻赋役，且注意兴办教育，“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因遭诬陷免官，致使较好形势未能保持多久。安帝时，建康政府面临孙恩起义军的严重打击，江西虽非重点战区，仍有较多波及。加以桓玄曾自楚东下去建康夺权，江州也大受破坏。江州都督刘毅表称：“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驱蹙残败，……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属县凋散，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2]他们如此前后一致主张合并小县，在于江州地广人稀，显示所在生产形势和发展速度都比吴越平原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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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卷94《郭翻传》，2446页。《宋书》卷92《阮长之传》，2269页。
[2]《晋书》卷81《桓伊传》，2119页；又卷75《范宁传》，1985—1988页；又卷85《刘毅传》，2208—2209页。《宋书》卷52《庾悦传》，1490—1491页，亦记刘毅表奏。
《太平寰宇记》卷109袁州宜春县昌山，引顾野王《舆地记》云：“晋永嘉四年(310年)，罗子鲁于山峡堰断为陂，从此灌田四百余顷。梁大同二年(536年)废。”在江西丘陵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也并不多见，此陂引袁江水能延续二百余年，对当地生产必有裨益。晋、宋之际，义熙元年(405年)，寻阳柴桑人陶潜为彭泽县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即是多种粘稻，少种秈稻。据其所撰《归去来兮序》云，自免去职，在官只八十余日。《晋诗》卷16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怀良辰以孤往，或柱杖而耘耔。”逼真地描述他去官后，曾亲自耕作，以足耘田。所撰《和刘柴桑》诗，说自己住在茅舍，耕作田地，“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他对此已很满足。《庚戌岁(410年)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将江西九月收稻称为早稻。另有《丙辰岁(416年)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记八月收稻，亦应是早稻[1]。他在公元410年和416年，于寻阳收获早稻，反映赣北地区广泛种稻。前引雷次宗《豫章记》，载良田亩产二十斛，显示单产量很高。梁武帝大同八年(542年)三月，“于江州新蔡(九江西)、高塘(皖南香口)立颂平屯，垦作蛮田”，乃是在沿江低洼地进行垦殖。其时，鄱阳郡民鲜于琛诛杀广晋(景德镇西北)县令王筠。安城郡(安福县)民刘敬躬据郡，攻庐陵，取豫章，都是穷苦大众被迫掀起的反抗。梁末，江州刺史侯填发兵攻打豫章太守余孝顷，久而不克，“尽收其禾稼”．《陈书》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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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6，977—978页；又卷17，996—99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陈宣帝太建六年(574年)诏，鉴于自然灾害严重，减征豫章等郡田租。凡此等等，反映赣北地域种稻已是十分广泛[1]。
那时，赣南山地开发相当滞后。东晋末年，徐道覆受卢循命为始兴太守，派人伐木，于南康造船，“赣石水急，出船甚难”，致使船板大积。很可看出赣南山林幽广，交通不便，生产发展困难很大。《太平寰宇记》卷108虔州云：西晋灭吴，始改庐陵郡南部置南康郡，所属于都县，《南康记》云：县东之樟潭山，有大樟树，以造龙舟。县东南梓潭山有大梓树，伐造龙舟，“而牵引不动”。县西南宵山，多杉松，下有筅笋，这都是开发未深的表现。陈宣帝太建六年(574年)三月诏：去年大灾，官租未征，豫章等六郡的田租，可延至今秋征收。“南康一郡，岭下应接，民间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修垦无废，岁取方实”。同在江西，官府征租时，加以区别宽待，实因赣南垦植更为落后。
梁、陈之际，江西地区若干土豪，利用侯景之乱极大削弱梁政权的机会，纷纷进行地方割据。如临川人周敷、周续、周迪“为郡豪族”。南昌人熊昙朗“世为郡著姓”和“南川豪帅”。“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在这批人中，周迪表现较为独特。他将所部众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顿时颇得民心。在梁末激烈政治斗争中，他与闽中土豪陈宝应等勾结，被官府打败后，得以暂时藏匿山谷中。陈寅恪先生所说“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侯景之乱)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2]，即是就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豪长们的活动立论。这批豪酋是随着地域开发而堀起，并逐步壮大其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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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卷24《食货志》记南朝仓粮除建康外，“在外有豫章仓(南昌)、钓矶仓(星子县)、钱塘仓(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674—675页．表明赣北地区积粮甚多，自是生产发展的反映．
[2]《舍明馆从稿初编》内，《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10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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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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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好意思．．．．．
由于篇目过长造成您的阅读不便．．
对此．．向阅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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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三)隋唐时期
隋灭陈，“金陵王气黯然收”。《隋书》卷3l《丹阳郡》称：“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建康不再具有六朝时那样的特殊地位。隋大业时，丹阳郡辖地包括了当涂、江宁、溧水三县。唐初，以延陵、句容、白下(金陵)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旧唐书》卷40记“至德二年(757年)二月，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年)，于江宁置升州”．三年后废罢，故《元和郡县志》无升州名。唐末，徐温掌握扬吴实权，派遣养子知诰经营升州。《通鉴》卷269贞明三年(917年)“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于是移驻其地。南唐建国，又定都于金陵。宋灭南唐，再置升州，《太平寰宇记》卷90，记升州辖八县(江宁、上元、溧阳、溧水、句容、当涂、芜湖、繁昌)。自是宋初社会现实状况。
《新唐书·地理志》记升州勾容有绛岩湖，宣城有德政陂，南陵有大农陂、永丰陂。这些陂湖水利，如绛岩湖虽创修于六朝，但真正发挥重大农田水利作用是在唐中叶以后。唐人樊询《绛岩湖记》说：湖塘“开田万顷，赡户九乡”，盛产鱼、稻[1]。《元和郡县志》卷28，溧水县南百里有固城湖，“周回九十里。多蒲鱼之利”。《全唐诗》卷189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称：“鱼盐滨海利，姜蔗傍湖田。”是知唐代溧水一带，不仅耕垦湖田，田傍且植姜、蔗，又多鱼、盐之利，农副业相当发达。
宣州南陵县之大农陂，唐人韦瓘说，“斩莽辟芜，拨腐曝淤，……辟荒梗数万亩”，陂水溉田千顷[2]。权德舆说，代宗大历时，李条为宣城令，“县鄙之南，水泉委汇，每暑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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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445《绛岩湖记》，4540页．参《新唐书》卷4l《地理志》，1057页。
[2] 《全唐文》卷695《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7140页
潦，辄伤大田，公乃峻为之防，……稼皆登成”[1]，此皆地方性的农田水利。宣州地处江南，气候温暖，宜农日较华北多。李频说：“万家闾井俱家寝，千里农桑兢起耕。”农村趁早耕作，粮桑并重。在泾县，“绕郭看秧稻，寻街听茧缫”。许浑说，冬日宣城，“露茗山厨焙，霜炕野碓舂”[2]。春初开耕种桑，随后稻苗分秧，蚕缫丝，以至焙茶舂稻，年年农事繁忙。《太平寰宇记》卷103《宣州·旌德县》，“山谷深邃，舟车莫通”。宪宗元和初，宣歙观察使卢坦已注意开垦河渚间小块渚田，发展生产。旱年粮贵，重视商货流通，反对片面压低粮价。理由是“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3]。实施他的主张，商旅来者增多，粮价迅速下跌，人们较易渡过了难关。
歙州初置于隋，所在山多水急，交通不便。例如《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县苦溪，“乱石厂磺残，洪港斗折，淙流腾激，其急如箭”。祁门县阊门滩，“怪石丛峙，迅川奔注，溪险石蹙，跳彼激射，摧舻碎舳，商旅经此，十败七八”。唐元和时，歙州“民山处，输租者苦之，下令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歙州刺史崔玄亮为免农民长途跋涉运输，下令允许编户交钱代粮。歙民所养马、牛等所生子畜，以往都由官府设籍登记，吏员藉此舞弊害民，玄亮于是焚毁官籍，以利民众安心生产，发展饲养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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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502权德舆《李公墓志铭》，5113页．
[2]《全唐诗》卷587李频《宣州献从叔大夫》。6811页；又卷588《送许棠归泾县作尉》，6823页；又卷537许浑《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6129页．
[3]《通鉴》卷237元和三年(808》七月，7653页。《全唐文》卷497权德舆《卢公神道碑铭》，5068页；又卷640李翱《东川节度使卢公传》，6462—6465页。
[4]《白居易集》卷70《崔玄亮墓志铭》。1470页。《新唐书》卷164《崔玄亮传》，5051页。
歙州地处山谷间，吕温说它“地杂瓯骆，号为难理”。李翱指出，歙州“富豪并贫民之产而不税”[1]，社会现象，复杂万分，包括居民族姓有不同，以及贫富阶级的差异与对立。唐初，汪华据歙地称吴王。中唐时，歙人杀刺史，方清保据歙州等地山险经年，战斗都相当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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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3l吕温《崔公(浞)行状》，6367页；又卷639李翱《李府君(则)墓志铭》．6455页。
歙州种植业，水田多种秈稻，不甚宜秔。山地产粟、麦。《全唐诗》卷690，记歙人汪极欢呼家乡种麦，“塍畦交茂绿，苗实际清和”。宋人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云，“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于江西，仰其米自给”，所言自是赵宋情况．同书卷2《叙贡赋》，谈到歙地租挈重，并非宋代首创，“特起于唐末伪刺史陶雅之所增异”。歙地山多梯田，“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刀耕而火种之”。耕种梯田，史书未见有任何农田水利工程。《新安志》所说，“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坏与禾荡然一空”。当然，这也不是宋代所特有的，上述卢坦在歙州发展商运，吸引外地粮食运进，即是良好旁证。
作者： 西道人氏  2005-10-22 22: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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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池州(贵池市)位于长江南岸和九华山以北，唐初置州。贞观时废归宣州，代宗时复置，所辖四县，其中三县分别为玄、肃、代三朝所置。表明唐代中叶，该州正处在迅速开拓中。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莲花削成，改称九华山。山地多旱作，如德宗贞元时，释普愿于山上建寺，“斫山畲田，种食以饶”，由是三十年也不下山。元和进士池州人费冠卿说，隐居九华山，“外户凭云掩，中厨课水舂，……畲田一片净，谷树万株浓”。长庆进士茅山隐士顾非熊寄诗费冠卿，“石室和云住，山田引烧开”。[1]可证九华山多旱作畲田、山田。赵璘《因话录》卷4《角部》记代宗、德宗时，刘彦范的朋友在九华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拾之以归”。显示九华山田已多种麦。《全唐诗》卷656罗隐《别池阳所居》云：“黄尘初起此留连，火耨刀耕六七年，……却是九华山有意，列行相送到江边。”池州人杜荀鹤有诗数首谈及九华山，如卷692《献池州牧诗》云：“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池州产麦多和畲田密切关联。同卷《又自江西归九华》云：“他乡终日忆吾乡，乃到吾乡值乱荒，……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可见社会动乱对农作与百姓生活影响至深且大。罗隐所说“火耨刀耕”，即是普愿和尚的“斫山畲田”。唐以前皖南山地早已存在水、旱种植，但很难见到具体记录。陶渊明《和刘柴桑诗》称，“新畴变应畲”，畲是动词，似难与畲田等同。前引《盐铁论·通有》记汉文学言：“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也就是“火耨刀耕”。它和“砍山畲田”一样，都要使用工具。历史上刀耕火种为时已久，各有其时代特色，唐朝情况与汉代“文学”所言不能完全等同。《全唐诗》卷429白居易《归田诗》：“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苗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明确说是春日修整好农具，等到有下雨迹象时，亲自督率耕夫，大力进行垦荒耕耘．畲田是旱田、山田，原则上不种水稻。通过畲田方式，皖南山地正在迅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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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高僧传》卷11《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25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全唐诗》卷495。费冠卿《答萧建问九华山》，5612—5613页；按，“谷树万株浓”之“谷”疑为“榖”，“谷”、“榖”形近而误，“谷”简作谷；“榖”，落叶乔木，又名构树或楮树，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又卷509，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溃》．5783页。
另一方面，九华山地区确实种有水稻。《全唐诗》卷707殷文圭《九华贺雨吟》云：“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池州人喜逢及时雨，欢呼它对稻田耕作有重要作用。《宋人集·丙编》收录宋、元之际九华山人陈岩撰《九华诗集·化城寺诗》，自注云：“寺起于齐、梁，逮唐建中中，金地藏依止禅众，有平田数千亩，种黄粒稻．……结实香美。皆自新罗移植。”《黄粒稻诗》云：“紫芒金粒动秋风，三月腰镰卷地空，农事倦时天与力，机舂相继便论功。”注：“寺前有碓。”诗下原注：“稻出九华山。相传金地藏自新罗携种至此种之，其芒颖，其粒肥。其色殷，其味香软。与凡稻异。”[1]如果宋人所记无误，九华山稻种是中唐时自新罗传人，经唐至宋，种植几百年而未衰。可惜唐代九华山的具体种稻方式，今已不明。但却证明当地已不是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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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赞宁《宋高僧传》卷20《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支属，“振锡允方，遐逅至池阳，堵九子山焉。……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清甘，岩栖耕汲，趣尔度日．……其山多冒云雾，罕曾露顶欤”。515页。本传记地藏死于贞元十九年．九十九岁。
皖南山地宜茶，歙州祁门县所产尤有名。《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称，该县五千四百户，“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置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茶“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外地茶商来此购买。此外，宣州宁国、太平、广德诸县，亦以产茶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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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皖南诸地盛产麻与绢，名闻全国．《唐六典》卷20记宣州产火麻布，质量为全国第一等。《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州、歙州，均以麻布为贡品。白居易《红线毯》称：“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这是说，德宗贞元中，宣州进贡宽阔质量高的加丝毯。《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记长庆元年 (821年)，宣州观察使元锡一次“进助军绢绫一万匹”，足见当地丝织业已是相当发达。
皖南水面多，盛产水物。当涂、芜湖等地的鲥鱼，泾县鲤鱼，均很著名。顾野王《舆地志》记梁昭明太子以池阳水出鱼美，因改其地名贵池。
《全唐文》卷872薛文美《泾县小厅记》载南唐保大时，泾县厅柱颓毁，风雨不散。拟兴工采木重修，“洪水漂出巨材，久在溪燸”。取而用之，栋梁宏壮。“复于厅后盖廊屋三间，重梁续柱，架险飞空。”山洪暴发，冲出如许巨木，足见宋代《新安志》所说外运木材以换粮之事诚为不虚，是为时久矣。
综上所述，清晰地看出唐代皖南山地获得了重大发展。其行政建制，歙州属江南东道，宣州属江南西道。中唐后，往往宣、歙并称。《旧唐书》卷162，记元和时，王遂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陆惨出刺歙州，“歙，大州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杜牧《吕温墓志铭》记武宗时，温“复以御史大夫出为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公急恶宽穷，……自至大治”。杜牧撰《李君(景业)墓志铭》记文宗时，池州刺史李景业，创造新的籍簿，按品级高低，分别不同等次征发徭役，在税收上也设法减轻贫弱民户的征税，“凡裁减蠹民者十余事”。由此可见，囊括宣、歙、池三州的皖南地区社会面貌，确是比两汉、六朝时大为改观了。
皖南“赋多口众，最于江南”，言之凿凿。今开列宣、歙、池三州户口，制表见下页。
依表所记，宣州天宝时十二万户，八十八万余人。户口数在同一时期江南东、西二道总共三十多州中居第一位。宣、歙、池二州，以宣州为重。它是宣歙观察使的治所；所在经济也最发达，人多赋多。代、德以后，不少宣州刺史即担任宣歙池观察使。代
| 贞观中 | 开元 | 天 宝 | 中唐后 |元 和
| 户 | 口 | 户 | 户 | 口 | 户 | 口 | 户
宣州|22537|95753| 87231①|
109790②|121204|884985|———|———|57350
歙州| 6021|26617| 31961①
38320②| 38320|269109|———|———|16754
池州|—— |—— | 24600②|———|———| 19000| 87967|17591
①代表《元和郡县志》所记开元户口数．
②代表《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口数。但《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数，与《元和郡县志》所记，差异甚大，不知何故?《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歙、池三州都管户91706户，681页．宣、歙二州所列户已达119192户，已超越所记三州总户数，未知何故。《太平寰宇记》卷105记有池州开元户数，9页下。但当时并无池州，户数依据不明．池州中唐后的户口，据《旧唐书》卷40，其年代不明。1603页．宗永泰二年(766年)九月，宣州刺史李佚坐赃二十四万贯，被朝廷处决，并籍设其家。宪宗为了征讨叛藩，所需费用多．元和十一年(816年)，以司农卿王遂为宣州宣歙池观察使。十三年七月，再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新唐书》卷52称为“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很可以看出宣歙地区在唐后期财政上所占重要地位。韩愈说，江南赋出，居全国十分之九，首先是从宣歙地区情况发出议论的。说江南经济发展，是不宜只强调吴越太湖地区，而忽视皖南宣歙地区。宋代于宣歙池地区置江南东路，也是与两浙路并驾驰名。
江西地区在隋唐时获得了重大发展。那时，于其地分置江、洪、饶、抚、吉、袁、虔等州。《隋书》卷31《地理志》概述江西诸地情况云：“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小人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它说明江西全境习俗重农，纺织业也有重要成就．《白居易集》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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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云：“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约略概述唐代江西地区的经济地位有了重要变化，今择要稍作介绍如次．
江州位于赣北彭蠡湖入江口，地居交通要冲。唐代江州辖地远比东晋南朝时缩小。《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三县，有水利工程四处。一在都昌县，三处在浔阳县，彭泽县没有水利记事。武周天授时，彭泽县令狄仁杰疏称：“彭泽七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1]靠天吃饭，天不雨便要失收，虽居长江滨，亦无助于农业创收。
《旧唐书》卷171《李渤传》记长庆元年(822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时上疏，该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当年大旱，一千九百顷失收。按《元和郡县志》卷28记江州开元时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五户，元和时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五户。准此计算。开元时户均垦田十亩半，元和时为十二亩半。可知江州户均垦田数，与州内山峻少田的彭泽县相若，显示州内可垦田地不够多。当然，平均数并不等于现实均平。《全唐文》卷799皮日休《惑雷刑》记：“彭泽县乡日黄花，有农户曰逢氏，田甚广。已牛不能备耕，尝僦他牛以兼其力，……得他牛，则昼役夕归，箠耕于烈景，笞耨于晦冥，未尝一夕容其殆忽。”这位逢氏拥有的田地，决不止是八亩、十亩。租牛耕地，役使极重。自是阶级对抗社会侧面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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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169狄仁杰《乞免民租疏》，1728页。《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记“邑人为置生祠”。4210页。
9世纪前期，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他在那里写了不少诗篇，记述了当地水、旱农作和社会习俗。《全唐诗》卷433《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云：“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江南水乡潮湿炎热，初夏农忙季节，水田种稻，旱田种粟。另一首《游湓水诗》云：“四月未全熟，麦凉江风秋。”夏历四月，江州湓水地区小麦正是日趋成熟。《赠友诗》描写荆江地产金银，不少人弃农事，披沙凿石，“畲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由于利益驱使，他们离开了农作，受当时社会条件制约，未能形成新的独立社会力量，最终仍要反归从事农作。
白居易《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草木冬犹绿。”江州初冬到了，农忙高峰期已过，人们利用空隙，持刀斫竹，“家家盖墙屋”。《食笋诗》说：“此州乃竹多，春笋满山谷。”不少人人山拔笋，在早市出售，“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价贱而又美食。嫩笋充食，伐竹盖房，自是江南村野特色。
江西不少地方产茶，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设置草堂，《全唐诗》卷430，说“架岩结茅宇，靳壑开茶园”，即是自置茶园，还开塘喂养红鲤、白连等鱼，一派怡然自得农家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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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唐末十国时，吴与南唐在江州析置德安县与湖口县，大力拓植水田，发展早、晚稻生产。
洪州位于江州以南，州辖七县，《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昌县有韦丹所开陂塘，建昌(永修)县有武宗和懿宗时所修水利工程各一处。洪州是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所．宪宗时，韦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白居易集》卷57《与韦丹诏》称：“又奏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莳粟、麦等事宜，具悉。……抑末业而移风，务兹菽、麦，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时宜，并依所奏。”可知地方官在辖区内推行旱作(粟、麦、菽等)和兴修水利，都要报请朝廷核准。《韩昌黎集》卷25《韦公墓志铭》云：“筑堤扦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1]很可以看出洪州是以稻作为重。长庆三年(824年)秋，洪州旱，螟、蝗害稼八万顷，自是指稻谷。《全唐诗》卷642，豫章人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糖庄》云：“雨余田水落方塘，……满耳在的逼真景象。《全唐诗》卷160，记孟浩然说，豫章是“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那里除水稻外，也有旱作。《太平广记》卷374引《录异记》载洪州胡某，有五子，务农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出售，显示洪州种麦也不少。
唐五代，洪州的行政建制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太平寰宇记》卷106记贞元时，析置分宁县。南唐升元时，靖安镇升格置县，又从南昌县析置奉新县。并在汉代建城县(高安市)基点上建置筠州，辖高安、万载、上高、清江四县，后面二县是南唐时新置。北宋初，再从高安析置新昌县。凡此等等，充分说明襟江带湖的豫章地区是在迅速发展中。
豫章据有“连巴控越”的地理优势，杜牧说是“控压平江十万家”。所在森林丰富，采伐和外运较易，隋唐时出产木材很有名。唐人张玄素说，隋修建洛阳乾元殿，“楹栋宏壮大木，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2]。唐太宗准备征辽，匠作大师阎立德“即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3]，就地取材，制造大船．《太平广记》卷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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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川文集》卷7《韦公遗爱碑》云：“筑堤三尺，长十二里，……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益劝桑苎，机织广狭，俗所未习，教劝成之。”113页．《文苑英华》卷870，4589—4590页。
[2]《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2640页。《贞观政要》卷2《纳谏》，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新唐书》卷100《阎立德传》，3941页。
引《纪闻》云：“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归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746年)，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所言固然夸大，亦可见巨木大得惊人。元和时，关中旱饥，“以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瓌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1]。如此等等，反映江南豫章等地森林丰富，为建筑与造船提供了良木。《稽神录》记“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又记“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油口场。……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至吴，当获善价”。[2]江西众多林木的逐步采伐，为商贸提供了廉价的木料，也为农作垦殖开辟了大批良田。
饶州位于鄱阳以东。《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饶州》引徐湛《鄱阳记》云：“北有尧山，尝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图经》云：以山川蕴物珍奇，故名为饶。”《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四县，有堤塘水利工程四处，均在鄱阳县境内。《全唐诗》卷496姚合《送饶州张使君》云：“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开元贡秔米、贮布．显示饶州所产秔稻质地好，故列为贡品。《全唐文》卷492权德舆说，鄱阳是汉代“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它邻近鄱阳湖，洪迈《容斋五笔》卷6《鄱阳七谈》记北宋余干进士都颉言，鄱阳“膏腴七万顷”，鱼、林、蔬、果、桑、蚕极为丰富．《太平寰宇记》卷107，记饶州余干县之余干水，“居人赖其膏泽之利，溉田一百二十顷”。这些事例说明，饶州境内稻田众多，它与洪州共同构筑了鄱阳平原的良田丰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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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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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90符载《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7073页。
[2]《太平广记》卷47l《宋氏》引《稽神录》，3878页；又卷354《徐彦成》引《稽神录》。2806—2807页。
饶州是茶叶著名产地。《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每驮茶的计量，今已难明，从当地茶税收入在全国占居很大比重，可推测产茶量很不少。《全唐诗》卷506记章孝标说：“饶州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白居易《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盛产茶，吸引了不少外地茶商来买。鄱阳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这是饶州本地人专营茶叶买卖。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刘津说：“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1]四县除祁门在皖南外，其余三县均在饶州境内，是江西境内名茶产地。
信州是唐肃宗时，析饶州南部上饶等地建置。辖五县。除弋阳县置于汉代外，其余四县上饶、玉山、永丰、贵溪，均为唐置。(其中永丰县，至元和六年，废并入上饶。南唐时，且从上饶析出铅山县)。《元和郡县志》卷28记信州元和户28711户，但《太平寰宇记》卷107引《唐元和十道要略》记信州2350户，此必有误。《文苑英华》卷895权德舆《裴倩神道碑》记大历中，倩为信州刺史，“复其庸亡五千室，辟其农耕二万亩”。代宗时，信州逃户归来的便有五千户。不可能在三十余年后，全州仅有二千余户，新增了垦田，受到朝廷嘉奖。《樊川文集》卷18，记唐宣宗敕称，信州“号为沃野，有厚赋”，厚赋的源泉是所在产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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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夷87l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9116页。按，乐乎县有银山。产银铜，唐置场监收税。至南唐时，始升监置德兴县。参《太平寰宇记》卷107《饶州》，13页下。
信州地区的具体农作状况，笔者所知甚少。《太平寰宇记》卷107载上饶县覆船山，“上有泉眼八十四，冬夏不竭，溉田万亩”．贵溪具“贵源山，广七十余里，内多良田，物产蕃庶”。唐人李郢说，信州初夏，“田苗映林合，牛犊傍村闲”。卢纶说，信州原野：“烹鱼绿岸烟浮草，摘桔青溪露湿衣。”[1]揭示信州田野不同季节里稻苗密布，烹鱼摘桔，呈现了一派农村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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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抚州临川郡，辖四县，二万四千户。史志不记有水利工程。《新唐书》卷145，记贞元时，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民岁争灌溉，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民间争水溉田，表明所在小型陂塘之类自是不少。地方长官按照中央制定水利法规精神，创建符合本地实情的均平节水之法，促使民心安定，田壤耕辟。另据懿宗时田户邹稜说，自唐肃宗、代宗以来，在抚州先后修有华陂、土塍陂，“寻亦废塞”。“贞元中，有若戴公，置冷泉陂，其迹荒”，戴叔伦在抚州工作三年(785—787年)，修建了冷泉陂，不久便荒废了。文宗时，刺史杜某修陂未成。懿宗咸通时，刺史皇甫氏、钟离氏先后设想修水利。咸通九年(868年)八月，新任抚州刺史李某亲自外出调查，很有感概地说：“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于民邪”。于是在冷泉陂故地兴工，置干金陂，《全唐文》卷805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称：千金陂，“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先是荒废陂水不入，仰天雨积潦而溉之，苟旱叹不雨，苗则尽槁，是临汝、长宁、长乐三乡之民固无望秋成，而输王之税，不减他户，穷民焦号’无所控诉，至有鬻妻佣女，其苦甚矣”。此渠建成于咸通十年(869年)夏。翌年六月，抚州兵曹参军柏虔冉记其事。它典型地揭示了丘陵山地靠天种地是不可能获得好收成的，必须因地制宜，兴修各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利及时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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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卷108《裴倩传》，4091页。《全唐文》卷500权载之《裴倩神道碑》，5090页．《樊川文集》卷18《陆绍除信州刺史制》，276页．《全唐诗》卷590李郢《夏日登信州北楼》，6847页，又卷280卢纶《送内弟韦宗仁归信州觐省》，3182—3183百
抚州位于抚河旁，西汉置县，孙吴立郡。唐人赞誉它：“人繁土沃，桑耕有秋。”“临川古为奥壤，……翳野农桑。”[1]所在粮食种植和桑树栽培都大有成效。地处旰江上流的南丰县，初置于孙吴时，隋、唐交替，屡有废兴。《太平寰宇记》卷110，记“开元七年(719年)，抚州刺史卢元敏奏：田地丰饶，川谷重深，时多剽劫，乃复置南丰县”。南丰县废而复置，是因所在田地丰饶，人口较多．唐开元时仅有二万户，宋初主、客户合计共达八万余户，可见唐、宋之际抚州是有较大发展。
袁州(宜春)以所在有袁山、袁水而得名。始置于隋，唐辖三县宜春、新喻、萍乡，山多田少。《全唐诗》卷600袁皓《重访宜春》称：“有村皆绩纺，无地不耕犁。”《全唐诗》卷276卢纶说到萍乡：“桔树当家僮，……田开野荻中。”耕地多是开山荒而成。南宋范成大在袁州仰山，看到层层而上的禾田，始称之为“梯田”。南宋初，知袁州张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叹。”他建议江西各地守令，在农闲时，组织劳力，“讲究池塘灌溉之利，以为耕种无穷之资”。[2]山区若不讲究水利，农作自必备受灾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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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819刁尚能《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创抚州南城县罗城记》，8623页；又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8626页。
[2]《宋会要·食货》七之四十六至四十七《水利》，4928—4929页。参《宋史》卷414《叶梦鼎传》，12433页。“袁山多而田少”。《全唐文》卷802刘骧《袁州城隍庙记》，咸通三年(862年)作，8427页。
袁州虽是山区，赋役也很繁重。《封氏闻见记》卷9记代宗时，阎伯璵先后任袁州、抚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户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州境大理”。逃往邻境的贫民自然仍以垦作为生，地方长吏招抚得宜，吸引了流民归复，很有助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山区内也同样存在巨富。《太平广记》卷401引王仁裕《玉堂闲话》记“宜春郡民章乙，数世不分异，……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江西郡内，富盛无比”。众多编户中，富户为数极少。南唐袁州刺史刘茂忠面对国都金陵失守，在决心降宋前，将州军的科敛文簿全部焚烧，只保留田税簿，以此颇受袁人怀念。由此可知，当时法外加税很重。南唐政府将万载场升格为县，又以高安县为基础建置筠州[1]。实可推知，袁州地区在矛盾运动中仍是继续获得发展。
作者： 西道人氏  2005-10-22 22: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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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吉州是汉末庐陵郡地，隋置州。位于著名吉太盆地中心。所属庐陵县，东通大山，“土地多稼，散粒荆杨”。“自江以南，吉为富州”[2]。新干县“地宜谷稻，肥美”，赣水两岸农作兴旺。《元和郡县志》卷28，吉州在开元时三万四千户，元和时，增至四万一千户。文宗大和中，江西道观察使裴谊奏，“破赤石、徐庄等洞贼，戮杀擒获共二百三十六人，收贼栅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3]。被称为“洞贼”、“洞蛮”的人们是逃窜在吉州山丘间，从事水田、旱地种植。显示境内仍有不少隐匿户口，正积极努力拓荒为生。
南唐元宗时，在吉州太和县龙泉乡置场，“采择材木”，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十七年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升场为县，开拓了不少农田。唐后主时，康仁杰知吉州，“抚量屯田”，稽查核实，按肥瘠区分高下[4]。减少了强迫命令的弊病，民多服其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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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袁州》，l0页下．《十国春秋》卷27《刘茂忠传》，393—394页。
[2]《全唐文》卷686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7028页；又《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7027页。
[3]《册府元龟》卷694《牧守部·武功》，8283页。参《通鉴》卷265天佑三年末，8665页。《太平寰宇记》卷109《吉州》，12页，记彭矸为赤石洞蛮事．
[4] 马令《南唐书》卷14《康仁杰传》，四部丛刊本，5页上。参《十国春秋》卷31《康仁杰传》．448页．
虔州位于大庾岭以北赣南地区。孙吴时，为庐陵南部都尉所在。白居易说虔州，“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贾岛说，南康地区，“版籍多迁客，封疆接洞田”[1]．居民少土著，多来自外地，耕地是开发山洞而成。州辖七县，未见有水利设施。《旧唐书》卷37，记元和七年(812年)五月，饶、信、抚、吉、虔五州大水，坏庐舍。虔州尤甚，水深四丈余，危害生命生产极大。
虔州位于赣水上流，西晋置南康郡，隋唐置虔州．自汉代以来即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水中多石不利通航。唐德宗贞元时，路应任刺史，“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2]，克服了以往船多败没的严重损失。僖宗时，岭南用兵，郑畋建议于岭南煮海为盐，“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3]。显而易见，唐末赣南地区已有粮食就近外运，反映当地生产有了初步发展。
虔州七县中，大庾、信丰二县是唐代新置。南唐时再增置瑞金、石城、上游，龙南四县；宋初，复增置兴国、会昌二县’充分显示唐、宋之际，虔州地区的开拓有了新进展。
虔州境内森林繁富，自六朝以至唐代都是如此．《太平寰宇记》卷108记赣县的“竹管峒，丛篁万顷，三十余里无杂殖”。“空山，多材木果实，……所出物，百倍于他山”。安远县的归美山，“山顶有杉枋数百片”。欣山多桔树异竹。于都县梓潭山，樟树众多，“宵山多杉松，下有莞笋”。大有开拓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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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郎贬虔州》，4897页；又卷572贾岛《送南康姚明府》，6643页。
[2]《韩昌黎集》卷26《路公(应)神道碑》：“选刺虔州……凿启滩石，以平赣梗。。(六)5页，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新唐书》卷138《路应传》，4624页．
[3]《新唐书》卷185《郑畋传》，5402页。
总之，江西全境在唐代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位于鄱阳平原的洪州、饶州和吉太盆地所在吉州，种植业尤为兴旺。将史志所载江西诸州在唐贞观、开元、天宝以至元和时的在籍户口数字作一综合比较，亦可恰当地得出如上结论。抚州、江州、袁州次之，虔州位居最末。粮食作物以稻谷最为突出。《陆宣公集》卷18记德宗贞元时，陆贽奏称，每年从江西、湖南、浙西等地运米至河阴。文宗大和时，派人巡察各地粮价，明确提到江西，湖南产粮众多。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唐宋运漕米数》称：“本朝(宋)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该书撰于绍兴年间，作者是江西临川人。其时，唐代的饶、信州地，宋代划入江南东路。宋代，江、抚、袁、筠、临江军诸地生产有新的发展，它大致与唐代江、洪、吉、抚诸州相埒。漕米数大增，即可概见江西地区在唐与南唐之后，生产上是迅速有新发展的。
粮食而外，江西各地在唐代还大量种茶，植麻，种葛，果类以柑橘为名产。桑蚕业虽然早已存在，《隋书·地理志》记豫章“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从总体来说，生产不够突出，虔州民甚且不识桑蚕[1]，亦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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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韩昌黎集》卷30《故河令张君(署)墓志铭》，(六)42页．
作者： 西道人氏  2005-10-22 22: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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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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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好意思．．．．．
由于篇目过长造成您的阅读不便．．
对此．．向阅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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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道人氏  2005-10-22 22: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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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复：■江南丘陵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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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泽咸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20 18:06:1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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