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清洗”的文化透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1:22:54
]“大清洗”的文化透析
文章提交者：义和团退役 加帖在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1725657
闻一
在普遍告密现象遍及全国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极端错位。文化教养、道德规范和教育程度不再是一种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帷幄策划、暗中编排、秘密勾结、由上而下的严密监视成了生活中的一根准绳，抓住这根准绳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生活成了许多人生命的维系所在。
在这种严密监视下，求生意识和活的本能控制了人的一切行为。于是，怀疑、告密就发展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那种在字纸篓里寻找“反革命标语”，在厕所里搜罗“反领袖罪证”的闹剧、丑剧就层出不穷。1937年8月，有人告密，一家制造厂生产的榨油机叶片“酷似法西斯的‘ ’字标记”。这事惊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的重工业组经查明此事“属实”，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该案件的所有人员将面临最终裁决，不得上诉。仅仅一个莫须有的“酷似”，就使难以计数的人被卷入内务部的审讯、裁决和镇压之中！而在苏联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告密者和审讯者又人为罗织了多少个“酷似”呢？像酷似法西斯‘ ’字叶片这样在荒诞告密基础上形成的案件又有多少呢？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周而复始运转的镇压机制就是历史无法躲开的命运了。1937―1938年的这种镇压运转机制就是：普遍告密——大规模搜查和逮捕——内务部人员罗织罪名——刑讯——殃及亲人的镇压（其中包括极刑、监禁、劳改营、放逐）——欢呼镇压“人民之敌”的胜利——更大规模的告密——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7月30日，叶若夫草拟了一份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他俨然以一种庞然大物的神态写道：“我命令，从1937年8月5日起，在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开展镇压前富农分子、积极的反苏维埃分子及刑事犯罪分子的战役”。在这份命令里，叶若夫的所谓镇压就是将已经判过刑的、刑满释放的、关在监狱中没有判过刑的、集中营里的劳改犯重新处理，人员涉及自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所有敌人：各种各样的前富农分子、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反对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前白匪军人、宪兵、官吏、讨伐队员、土匪、土匪帮凶、偷渡国境者、归国侨民、宗教积极分子、神职人员以及进行犯罪活动和与犯罪团伙有联系的刑事犯罪分子。叶若夫的镇压只有两项，一是枪毙（第一类），二是送劳改营或监狱长期关押（第二类）。
在这份命令里，有几项规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深重地并灾难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进程。一是，叶若夫强行规定了当时苏联50个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及州的必须镇压的人数，也就是说事先规定了杀人和关人的硬性计划指标。第一类，即应杀的人数是62，450名。第二类，即应送入劳改营和监狱长期关押的人数为180，500名。命令没有申述确定数额的依据，也同时强调地方无权增加镇压的人数，但却允许地方可以“减少数额，以及将属于第一类要镇压的人转入第二类，或者相反，将第二类转入第一类”，这实际上也就给了地方生杀予夺的便宜行事之权。二是，逮捕和枪毙之权不是属于检察院和法院，而是属于内务部特别成立的“三人小组”。审讯也要由“三人小组”来进行，并强调“审讯要从速从简”。这个速度就是打一场“战役”，就是命令里所写明的：“战役于1937年8月5日开始，在4个月期限内结束。”三是，命令里虽然写明“被判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的家属一般不予镇压”，但是却明确的规定：要对所有被镇压人员的家属“进行登记，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监视”；被镇压者的家属不能居住在边境地区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巴库等这样的城市。
7月31日，即叶若夫上报这份命令的第二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批准了这份命令，在这份会议记录上签字的是“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议：“从人民委员会后备基金中拨出7，500万卢布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作实施战役的作战费用。”
随着这一命令的实施，一场名副其实的战役在苏联的每一处角落里秋风扫落叶般展开。这场战役在1937年下半年和整个1938年达到了最炽烈的程度和狂暴的巅峰。这种炽烈和狂暴的标志就是杀人和关人。根据2005年刚出版的、俄罗斯总统直属下的“俄罗斯国家情报科学院”审定的《祖国史》中的材料，1936年逮捕了131，000人，而1937年的逮捕人数猛增至937，000人，是1936年的7倍，其中779，000人是因“反革命罪行”，根据刑法第58条逮捕的。1938年逮捕的人数继续居高不下，为639，000人，其中593，000人为“反革命罪犯”。根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材料，在1921―1953年期间，被枪毙的“反革命和国事犯”总计786，000人，而在其中的87%，即682，000人被枪杀于1937―1938年。除了极刑，在1937―1938年间，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的为634，800人，被放逐的为18，200人，遭受其他惩罚的为10，200人。三项相加，在1937―1938年间，在叶若夫的战役中，遭受镇压的总人数为945，200人。
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或者在这炽烈和狂暴的巅峰前期，镇压这个词所包含的准确意义就是：枪毙、劳改营监禁和放逐。在俄语词汇里，镇压从来没有单纯是指枪毙。因此，在过去的史书上，所谓30年代的镇压事实上包括双重含义，一是这个镇压不只是指1937―1938年的“大清洗”，而是要包括整个30年代，二是所镇压的人数不仅仅是指被枪毙的人，而且包括受到劳改营监禁和放逐的人员。在整个30年代，即从1930年至1939年，被苏维埃当局镇压的人根据官方的数字是2，799，900人，其中被枪毙的为727，360人。有人认为说“大清洗”镇压了数百万之众是扩大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污蔑，他们认为最多杀了也不过60多万。他们还坚持认为，这个60万之数是他们实事求是考证出来的，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学术贡献。如果不说这是无稽之谈的话，也应说是有目的地哗众取宠了。被镇压的人数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陆续见诸于苏联的报端，而从50年代起苏联安全部门所公布的被镇压的数字，到俄罗斯90年代所订正的数字，及至俄罗斯国家情报科学院2005年所列的权威数字，大体上都没有差异。
人们对“大清洗”和3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指责和批判持续了许多年，其中的原因恐怕不完全在于被杀了多少人这个简单的问题上。在30年代，普通老百姓，直至高官大员都视“大清洗”和实施“大清洗”的内务部机构为洪水猛兽，都心怀畏惧、整日战战兢兢。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遭受过“大清洗”或者镇压的伤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到了50年代以及在其后的年代，人们才积极支持对那些被镇压者的平反。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一度地受到支持和欢呼也正是由于对“大清洗”的批判和对被镇压者的大规模恢复名誉。而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民众对斯大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评价，但在重新审视30年代的镇压，尤其是“大清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他们的趋向心理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向斯大林回归。现在，在俄罗斯的各个档案馆中来寻觅和清查在30年代失踪的亲人的人仍络绎不绝。这不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现象吗？
社会主义是要镇压反对自己的人的，甚至是要枪毙敌人的。重新认识30年代的镇压和“大清洗”并不是要探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该不该进行镇压，该不该杀人。问题的提出应该是：苏联30年代那样“预防杀人”、以硬性指标地来杀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是不是今日该用肯定“大清洗”的标准来重新评价斯大林和他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问题。在1937―1938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旗子更高地飘扬，在这大旗上所书写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民之敌”。于是，镇压的战役愈扩展和深入，告密也就愈兴盛和炽烈；镇压愈广泛和无情，文化也就愈贬值和堕落，并最终导致了民心的丧失，离它所许诺的民众生活康乐富足、安定稳定的社会主义愈来愈远。这也成了导致苏联走向解体的极重要因素之一。
文章提交者：义和团退役 加帖在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1725657
闻一
在普遍告密现象遍及全国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极端错位。文化教养、道德规范和教育程度不再是一种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帷幄策划、暗中编排、秘密勾结、由上而下的严密监视成了生活中的一根准绳，抓住这根准绳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生活成了许多人生命的维系所在。
在这种严密监视下，求生意识和活的本能控制了人的一切行为。于是，怀疑、告密就发展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那种在字纸篓里寻找“反革命标语”，在厕所里搜罗“反领袖罪证”的闹剧、丑剧就层出不穷。1937年8月，有人告密，一家制造厂生产的榨油机叶片“酷似法西斯的‘ ’字标记”。这事惊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的重工业组经查明此事“属实”，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当时最可怕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该案件的所有人员将面临最终裁决，不得上诉。仅仅一个莫须有的“酷似”，就使难以计数的人被卷入内务部的审讯、裁决和镇压之中！而在苏联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告密者和审讯者又人为罗织了多少个“酷似”呢？像酷似法西斯‘ ’字叶片这样在荒诞告密基础上形成的案件又有多少呢？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周而复始运转的镇压机制就是历史无法躲开的命运了。1937―1938年的这种镇压运转机制就是：普遍告密——大规模搜查和逮捕——内务部人员罗织罪名——刑讯——殃及亲人的镇压（其中包括极刑、监禁、劳改营、放逐）——欢呼镇压“人民之敌”的胜利——更大规模的告密——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7月30日，叶若夫草拟了一份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他俨然以一种庞然大物的神态写道：“我命令，从1937年8月5日起，在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开展镇压前富农分子、积极的反苏维埃分子及刑事犯罪分子的战役”。在这份命令里，叶若夫的所谓镇压就是将已经判过刑的、刑满释放的、关在监狱中没有判过刑的、集中营里的劳改犯重新处理，人员涉及自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所有敌人：各种各样的前富农分子、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反对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前白匪军人、宪兵、官吏、讨伐队员、土匪、土匪帮凶、偷渡国境者、归国侨民、宗教积极分子、神职人员以及进行犯罪活动和与犯罪团伙有联系的刑事犯罪分子。叶若夫的镇压只有两项，一是枪毙（第一类），二是送劳改营或监狱长期关押（第二类）。
在这份命令里，有几项规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深重地并灾难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进程。一是，叶若夫强行规定了当时苏联50个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及州的必须镇压的人数，也就是说事先规定了杀人和关人的硬性计划指标。第一类，即应杀的人数是62，450名。第二类，即应送入劳改营和监狱长期关押的人数为180，500名。命令没有申述确定数额的依据，也同时强调地方无权增加镇压的人数，但却允许地方可以“减少数额，以及将属于第一类要镇压的人转入第二类，或者相反，将第二类转入第一类”，这实际上也就给了地方生杀予夺的便宜行事之权。二是，逮捕和枪毙之权不是属于检察院和法院，而是属于内务部特别成立的“三人小组”。审讯也要由“三人小组”来进行，并强调“审讯要从速从简”。这个速度就是打一场“战役”，就是命令里所写明的：“战役于1937年8月5日开始，在4个月期限内结束。”三是，命令里虽然写明“被判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的家属一般不予镇压”，但是却明确的规定：要对所有被镇压人员的家属“进行登记，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监视”；被镇压者的家属不能居住在边境地区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巴库等这样的城市。
7月31日，即叶若夫上报这份命令的第二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批准了这份命令，在这份会议记录上签字的是“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议：“从人民委员会后备基金中拨出7，500万卢布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作实施战役的作战费用。”
随着这一命令的实施，一场名副其实的战役在苏联的每一处角落里秋风扫落叶般展开。这场战役在1937年下半年和整个1938年达到了最炽烈的程度和狂暴的巅峰。这种炽烈和狂暴的标志就是杀人和关人。根据2005年刚出版的、俄罗斯总统直属下的“俄罗斯国家情报科学院”审定的《祖国史》中的材料，1936年逮捕了131，000人，而1937年的逮捕人数猛增至937，000人，是1936年的7倍，其中779，000人是因“反革命罪行”，根据刑法第58条逮捕的。1938年逮捕的人数继续居高不下，为639，000人，其中593，000人为“反革命罪犯”。根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材料，在1921―1953年期间，被枪毙的“反革命和国事犯”总计786，000人，而在其中的87%，即682，000人被枪杀于1937―1938年。除了极刑，在1937―1938年间，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的为634，800人，被放逐的为18，200人，遭受其他惩罚的为10，200人。三项相加，在1937―1938年间，在叶若夫的战役中，遭受镇压的总人数为945，200人。
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或者在这炽烈和狂暴的巅峰前期，镇压这个词所包含的准确意义就是：枪毙、劳改营监禁和放逐。在俄语词汇里，镇压从来没有单纯是指枪毙。因此，在过去的史书上，所谓30年代的镇压事实上包括双重含义，一是这个镇压不只是指1937―1938年的“大清洗”，而是要包括整个30年代，二是所镇压的人数不仅仅是指被枪毙的人，而且包括受到劳改营监禁和放逐的人员。在整个30年代，即从1930年至1939年，被苏维埃当局镇压的人根据官方的数字是2，799，900人，其中被枪毙的为727，360人。有人认为说“大清洗”镇压了数百万之众是扩大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污蔑，他们认为最多杀了也不过60多万。他们还坚持认为，这个60万之数是他们实事求是考证出来的，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学术贡献。如果不说这是无稽之谈的话，也应说是有目的地哗众取宠了。被镇压的人数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陆续见诸于苏联的报端，而从50年代起苏联安全部门所公布的被镇压的数字，到俄罗斯90年代所订正的数字，及至俄罗斯国家情报科学院2005年所列的权威数字，大体上都没有差异。
人们对“大清洗”和30年代大规模镇压的指责和批判持续了许多年，其中的原因恐怕不完全在于被杀了多少人这个简单的问题上。在30年代，普通老百姓，直至高官大员都视“大清洗”和实施“大清洗”的内务部机构为洪水猛兽，都心怀畏惧、整日战战兢兢。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遭受过“大清洗”或者镇压的伤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到了50年代以及在其后的年代，人们才积极支持对那些被镇压者的平反。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一度地受到支持和欢呼也正是由于对“大清洗”的批判和对被镇压者的大规模恢复名誉。而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民众对斯大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评价，但在重新审视30年代的镇压，尤其是“大清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他们的趋向心理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向斯大林回归。现在，在俄罗斯的各个档案馆中来寻觅和清查在30年代失踪的亲人的人仍络绎不绝。这不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现象吗？
社会主义是要镇压反对自己的人的，甚至是要枪毙敌人的。重新认识30年代的镇压和“大清洗”并不是要探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该不该进行镇压，该不该杀人。问题的提出应该是：苏联30年代那样“预防杀人”、以硬性指标地来杀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是不是今日该用肯定“大清洗”的标准来重新评价斯大林和他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问题。在1937―1938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旗子更高地飘扬，在这大旗上所书写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民之敌”。于是，镇压的战役愈扩展和深入，告密也就愈兴盛和炽烈；镇压愈广泛和无情，文化也就愈贬值和堕落，并最终导致了民心的丧失，离它所许诺的民众生活康乐富足、安定稳定的社会主义愈来愈远。这也成了导致苏联走向解体的极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