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

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简介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背景一开始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的清洗，比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从1936年直到1953年这个名词的意义变化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开除党籍几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关押，甚至被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障党员会按照“民主专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他们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里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在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其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1936年）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来加速“革命正义”（1937年）

　　引入刑法第58条第14款（反革命破坏）（1937年） 莫斯科公审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和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被证实。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今天我们知道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我们知道获得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饶被告人的命，而且大多数他们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公审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审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莫斯科公审在其施行中就是为了要使得使得任何无知人相信它确证了事实。

　　虽然一般认罪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当事人承认了如此不可能的罪行，以至于委员会确信不论这些认罪是如何获得的，它们不是事实。”

　　托洛斯基从未指导任何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告的人与外国势力一起反对苏联，以及托洛斯基从未要求、计划或试图在苏联设立资本主义。

　　委员会总结说：“我们因此认为莫斯科公审是在做戏。”

　　当时一些相信莫斯科公审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认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实。比如这些打算挖苏联及其政府的墙脚的人承认可怀疑的事件来让人怀疑他们的审判的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员，他自己签署了死刑证，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很可疑。 军队内的清洗　据说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据说是纳粹间谍头目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据说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

　　但是这个传说不可信，因为按照传说这些文件被伪造时图哈切夫斯基集团中八个人中的两个已经被捕，而当这些文件按照这个传说到达斯大林手中时整个审判已经开始。但是审判中所列出的证据确实是伪造的供认。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八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有可能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作战。 社会上的清洗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当时对前党领导人的审判和处死只不过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原富农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针对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秘密警察针对少数民族的行动

　　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秘密警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

　　

东正教的完全摧毁

　　取缔东正教是列宁的遗愿，斯大林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活动，大清洗中，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10.6万人被枪决。 耶卓夫时期的结束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围认识到大清洗过头了。耶卓夫被解除秘密警察首领职务（一开始依然是水上运输委员长），后来自己被清洗。斯大林的同乡和新任者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继任秘密警察首脑。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贝利亚领导的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这是这场大清洗的结束。
　　虽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苏联依然发生大规模关押和流放的事件。 西方的反映虽然对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基本上是公开的，但是上十万其它关押和死刑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后来少数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幸存者逃到西方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西方记者不但没有能够报道这场大清洗，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尤其在法国，有人甚至企图置这些当事人的叙述于不可信。比如让-保罗·萨特认为应该忽视这些集中营的事实来使得法国无产阶级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还是证明这些当事人所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

　　1968年前共产党员、英国间谍和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传）的撰稿人罗伯特·康凯斯特发表了他的书《大恐怖》。康凯斯特认为许多西方观察家没有能够洞察整个公审中的作弊。他还阐明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尊随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但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是最持批评性观点的。

　　虽然西方对公审主要持悲观态度，虽然偶尔有对古拉格的报道，但是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依然持亲苏态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公开后一些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产党，但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始在西方共产党人被迫害，一些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脱离共产党。而且斯大林死后整个大清洗的现实和它的规模开始渐渐暴露。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全幅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文献得以被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最后在始终比较亲苏的法国发表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比。虽然如此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试图减少大清洗所带来的浩劫。 平反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赫鲁晓夫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赫鲁晓夫当时揭露这个事实可能出于政治需要，当时他正与苏联高级领导人中的竞争者夺权，而这些所谓的反党集团是参与了大清洗的人，因此揭露大清洗打击了这些人，帮助赫鲁晓夫当上部长会议主席。

　　早在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已经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许多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1991年发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档案：审问纪录、被害者的书信、照片。这些文件仔细地显示了这些做秀公审是如何产生的。

　　2008年适逢苏联大清洗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难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非具有破坏性的.......这样的悲剧曾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受害者数目　在准备苏共第20次党代会时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有人认为在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但对这个数据继续有争议。克格勃的老纪录现在逐渐被新的俄罗斯政府发表。
　　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发表的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中包含1,345,796个名字。 苏联调查委员会斯大林死后苏联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公审。第一个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其工作时间是1956年至1957年。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错误的，虽然它承认莫斯科公审中的“证据”是通过谎言、诬蔑和“人身影响措施”获得的，但是它没有平反莫斯科公审中的受害人。虽然对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显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的反苏维埃首领”，因此他们不能被平反。

　　第二个委员会是由尼古拉·施万尼克（Nikolay Shvernik）领导的，其工作期是从1961年到年，其结果综合在两份很厚的报告中。这两份报告细腻地记录了在针对布哈林等人的公审中的作弊。它结论主要基于对前秘密警察成员和受害者的询问和其它许多文件。委员会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达外所有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继续仔细审理，而雅戈达本人是一个在公审中假造证据的罪犯。委员会总结道：

　　“斯大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与斯大林一起对滥用法律和上千完全无辜的人的死负有责任……”

　　但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解冻”时期结束，三次公审的大多数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完全平反。 怀疑和否认一些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作家坚持大清洗的范围被夸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大清洗是一个必要措施。他们称今天的主流观点主要是斯大林后的苏联政策与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削弱苏联国内的政治敌人，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削弱整个苏联。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严格的新的学术研究似乎说明过去的一些估计数字（死亡人数、古拉格的统计）可能的确夸张了。由于目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档案的接触提高限制，有许多文件依然无法被研究。造成的后果“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