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老，孔对答]兼中西哲学文化观念探讨

评《老、孔对答》兼中西方哲学文化观念探讨
众所周知，老子与孔子生于同一个时代，只是岁数上有大小之分。
孔子到周室问礼于老子，老子即席作了回答。孔子怎么问的？不得而知。
但从老子的答话中突出的什么是君子以及老子所持的批评态度解义，可以推
知孔子的问句里包含着什么是君子当然也包含着关于礼的问语。
老子作了如下回答：”你所说的这种（礼仪）君子，其人连带骨头都早已
朽枯不复存在了。惟独这种君子的言论还在我耳边回响着（暗讽刺孔子的礼论
）。再说君子者，如果自己的抱负、思想、言行与时代相合，就进行广泛的传
布学说；如果自己的抱负与时代不相合，就蓬门操劳而做也无不可。我听说，
优秀的商人把四时的货物深藏而在其外在表现上总是显示出其虚缺的样子。作
为一个君子，容貌举止似象一个拙态憨诚者才是。请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的心
态吧，扔掉你的淫意与色态的情志吧。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你自身来说都是有害
无益的（这并不是君子的所仪所为）。我所能回答你的，只是如此而已。“
孔子回去后，对其弟子说：“鸟，我知道有飞翔的本领；鱼，我知道有游
梭的能耐；兽，我知道有捷奔的擅长。兽的捷奔擅长可用硬网捕获，鱼的游梭
能耐可用丝纶捞困，鸟的飞翔本领可用带绳的箭射落捕获。至于龙，我受惑于
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的机缘，我虽崇龙飞腾冲天的能耐，但备感不能治龙的无
奈。我今日见老子，他就酷象这样的一条龙啊！”
以上是在中华民族两个伟大圣人之间展开的一场问答及孔子心情的真实感
受。
在这场两个伟岸圣人的问答中，无庸讳言，不同世界观的人有不同的思想
感受或迷糊。其中寓意表达出的东西有很多，不在此详研，仅就个人的认识加
以浅析。
在孔子突兀似地遭遇了老子一阵令其怵惕又耳目一新、如雷贯耳似的抨击
式的话语领教后的自答自语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鸟、鱼、兽，
因对它们各自能飞、能游、能奔本领的掌握怡然自得而喜上眉梢。如果他话语
到此嘎然而止，后世的人们便会据此句段生想出许多风度翩翩的联想和解义，
从而能够推断、论证出伟人种种高尚的意境甚或伟岸的情操出来。但是，这时
孔子继续说了下去，而且直抒其胸中心志块垒。因我能够“治”它们（鸟、鱼、
兽）的自得意境，就用无忧无虑的心情去欣赏、亲近、玩弄、抚摩它们的那种
喜悦表态跃然于纸上；因我没有具备能够“治”龙的本领和手段，这时我除了
本能地感受到龙有一种瞬间飞冲云天的绝技外，最后心中只有、只是剩下一片
不知所措的伤感情结和凄凉似的哀愁；隐约感悟到了龙的不能够治而带来的畏
惧心情和怀其茫茫然、无奈何的惊拜意境，这一切刹那间赤裸裸地全盘托了出
来。
孔子的整个思想哲学体系，其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治”字上。他
因不能治而表现出的那种复杂无奈的惆怅心情，虽含有羡能成分，但更多的是
有所落魄，惭显自己因不能够“治”而处“下”的失意心态跃然于眼前。非但
如此，更暴露出孔子在其至高至深思想层面里一些平常难以窥视的思维心态及
其世界观的反映。
古老的中华民族受孔子伦理体系中潜蛰的这一中心观点的熏陶，已经潜移
默化了几千年。礼乐有加，治是根本。“上有封顶能治”是这一思想哲学体系
的重中之重，它相对于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的自然“守处”哲学有着根
本的不同。
相比较后来超前的西方世界而言，东方世界的社会政治文化哲学味道及其
执政理念也全都在“治”这一点上凝聚沉重了！相对而言，西方世界在他们的
社会政治文化哲学及其执政理念上，他们在其社会上部相对的开了个小天窗而
不是全部封顶。即“上有天窗能权秤”，权秤者，能权能秤也。既能衡量，变
通权变之意也就皆附着在其身了。
西方的“权秤”哲学与东方的“治下”哲学现在正发生着碰撞。东方世界
的“上有封顶能治”的重心观念，因其强调在“至上方面”尽可能的“封顶”，
尽可能的”上御治下”；在社会治理的表现上，在其死死的看管程度是否牢靠
以及可信度方面意义上而言，的确是西方世界所无法比拟的，能够使人放得下
心来。但正因在其”至上方面的封顶能治”，在社会发展的创新、发展、流动、
活泛、民主、透明性的方面意义上而言，就明显的不如西方世界在其社会管理
特征表现上，较其有相对自然的流动、洒脱、简洁、透明、公正的特性了！西
方社会”上能权秤，下守固处“的理念，比东方社会的”上御治下“的理念在
社会人文理性观念上更加向人性化贴近了一些。
中华的儒家政治文化哲学体系在社会管理上其重点强调的是“治”。在这
一点上，西方重点强调的是“守”，这一治一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和所须依
托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守”，须有凭据、须凭参考，得有规
范才行。故西方世界十分重视社会体制及其法律制度的建立、建设和规范化，
这是他们社会的内在需求使然；因为这个“守”在社会中太强调、太突出、太
显眼，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了社会的光天化日之下————-故西方世界比较强调、
着眼于社会的公正性，透明性，提倡在真理、法律面前，上自总统，下至百姓，
人人平等。所以自然或迫使其社会走上了须靠各种体制、制度解决社会政治、
经济等问题的人文概念化的民主法制道路上来了。
凭心而论，在这些方面，的的确确是东方社会在其社会实践中始终没有能
够理出个头绪的地方，一团乱麻。相较而言，就不如西方社会解决的比较科学、
合理。
因而还是在这些方面上，西方社会在社会中实行的是以真实说教、法理行
为来展开其行为模式，无须标榜，无须能治，只要规范化，从而”守“有所成。
从此意境出发，从而稳固、提升了自己社会的政教模式。把各种立法、制度一
体化地建立起来并用来管理、解决社会政治等问题。而东方社会的多数政教派
别仅是能以书本理论、古老的传统文化底蕴、圣人的口头言论及宗教信仰来进
行对社会人们的全面说教来统管、治理社会。因其彰显要有”能“的本领，而
“能”全是为了能“治”，这个“治”字 突出的重心意识是“上驭下伏”。
犹如牧羊人在放牧着一群只能乖乖地听话，不具有也不能够履行讨价还价的权
利和只能尽其义务的一群羊羔一样——————具有这样一种意境环境滋味：一
个只在追求”使能“且很会吆喝，另一个只专尽其听话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种情景之下，“尽其听话义务者“面对使能者的吆喝水平以及所表现
出来的艺术水准高低，并不是那么的很在意，在意的更多方面是利益的分配问
题。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出现了很大问题，那么，那怕就算使能者使出了浑身
解数，再怎么会吆喝也不能得到”尽其听话义务者“人群的心理认同。这一人
群的那种失落感情绪马上就冒出来了，只不过是埋藏在心底默默地来承受，天
长日久，内因外力，早晚会际机遇要迸发出来。面对这种情形，中国传统的儒
家学者总是老调重谈地把它解读和归咎为：由于社会“礼”的崩失，“德”的
不续的缘故。于是乎，先是天下大乱，再历经”礼崩乐坏“的时期，最后达到
了天下大治。历史上的东方社会包括咱们泱泱大国就是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循
而环之的漫步前行着，不能自我反省，也不能够自拔。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管你建立了几万部法律，即使有了这些法律也只能是
束之高阁，就如形同虚设了一般。大大地污秽、折杀了法律权威的严肃性和其
至高无上性。因为在这种社会和政教环境里，它实在是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依重
这些个东西。权威者们反而把这些制度、法律什么的看成了是一种累赘，一种
麻烦，很碍事，遵守起来须绕道而行。充其量把它当成个商标或摆设的花瓶给
别人看而已，只是做做样子。就是说只存在着象征意义。
故什么法制啦、体制啦等等，这些东方社会鲜缺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拿过来
也不是解决东方社会管理及诸多社会问题所普遍必须为之倚重的东西，因为权
威者的一句话就胜过好几部法律典籍，这多爽快和省事。
依社会等级制度而赤裸裸铺展开来的东方世界社会制度、在其泱泱大国的
文化内涵里，权威者们依靠法律及体制解决自身问题反而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
烦和政治是非风波。所以法律总是用在了别人身上，自己总是处在法官的位置
上，对别人使法。此时若出现弊端行为你要和这些权威者们讲公正、讲正义，
讲平等、讲透明度，这些权威人士的素质低下者是大有人在。他们会大义凛然
地说，我就是正义的化身和公正、透明度的代言人啊！
故有以上如此多的好处，东方社会的多数政教执政派在这些方面与西方社
会之间，在其所持续展开的对话、较量、论争平台上，总觉得老是自己占下风，
老是觉得有些不自在，老是被外人批评感到不舒服却又拿不出象样的理论与外
人抗争，老是在社会实践中屡试不爽，老是不敢为人先————-在社会实践中勇于
落实，敢于推动制度及其体制的发展。所以有这些现象也就不足奇怪了！这些
不被社会体制及其制度约束的人，是在多么惬意地活着啊！这些人的头脑显然
被私欲观念支配着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方的理念简单，逻辑思维复杂，中华的理念复杂，逻辑思维较简。东方
古老的老子、庄子思维哲学具形深邃，但在历代帝王中虽有对其欣赏之音，却
总是“守”不住老子等简明而寓深意的哲理之德。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简洁
深寓的哲理正因其简洁的透明，实践起来反而不能得其要领，反而不着边际。
但向更为纵深的一个层面加以考察，结论是：就象炼得道的上乘气功一样，
“抱守专志”四个字却是天底下一件头等难做的事情了！
从西汉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老庄学教
在社会主导的政治文化思想中逐渐成为被边缘化了的小儿科。应指出道教的思
想其实和老子的思想不是吻合的很一致。在思想伦理的最高层面，儒教体系以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驾驭、统治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哲理两千多年。
在此应指出：这是对老子思想哲理体系的极度歪曲和代替。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本意是说：元气是
由道中产出，从元气孕育出阴阳二气，由阴阳中育化出天、地与和气（阴阳比
例中和所致），再从天、地、和气化生出自然界万物。
基于老子的世界观，他认为：宇宙源于道，强调“道的存在”是不变的，
并不是“道”不变化。而道由“无形”、“无名”到“有形”、“有名”的恒
久微妙端倪变化是道的演绎实质。一句话，并不是在强调什么“道不变”。
如果不是仅从说文解字方面入手。老子认为，道御天，而不是天御道。道
是总干，天是分支。那里有天统御道，从分支溯推总干的道理？！由分支的变
与不变，即天变化与否，是不能够全面、正确地断定总干变化趋势情况的。比
如，你从小孔里看或判断大孔里的东西，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发生，判
断的情形也只能是部分判断而不可能形成总体判断，即部分不能代替全体；反之
则一览无余或形成总体判断。从由部分层面的变异情况产生判断是不能够达致全
面正确地断定更高层面或全体层面的变异情况的。在此时比如妄下主旨结论：
只是这些了，仅是如此的，也只有这些了等等，显然是不对的。
老子观点认为：“道的存在”是不变的。在这里，与儒教思维哲理在最高层
面发生了冲突。儒教颠倒了逻辑次序，即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其一。
其二，就象人类至今所普遍掌握的欧氏几何一样，即首先要假定几个公理是先存
在的，且是不需要加以证明的。全部问题的主旨所在并不是对天变与否视为探讨
的第一要务，其根本主旨是要论证在总主干方面上设若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什么
东西是变化的？老子观点认为，”道不变“的说法毫无意义，道不变也就一切东
西无从变起和展延了，而道从由‘无形无名“演绎至”有形有名“的即虚幻又实
象、即浩瀚无边又缩微不见、即化万物于有形又化万物于虚形的动态生长发展过
程的归宿及其返朴归真的本质存在是不变的。可以说，老子关于对道的本质阐述
是再也清楚不过的说明了：正是道本身孕育着奥妙无穷、变化至极的无穷功能。
中华民族的神学系统由来已久。这一神学体系是建构在中华民族的道教、佛
教、儒教三位一体的综合基础上面。其三大教折射到神学体系上，略是如下：
儒教象征着天庭的威严、能治。在其至上一层封顶，因其无缝显得窒息，恩
威有加，桎梏呆板。
道教象征着天庭的活泛、松严。在其至上一层由于开了个天窗，能仙运惠顾
于下界。地上人士若是得遇机缘，修得正果，也可乘云翔天，得为仙官。
佛教象征着天庭的包容、玄机无穷。在人间与仙界间就似从来没有布设过隔
离层一样，天地浑为一体，教义遍存，法力无边。襄助天庭而又不去包办代理，
在天庭可谓是大大地开了民主风气雅量之先河！
众所周知，人间得道神猴悟空，由于不谙上天秩序，翻江倒海，大闹折腾。
孙猴违反了天条，惹下了灭祖大祸。恼翻了玉帝，对其加以斩刑，虽千刀万剐不
能泄玉帝心头之恨耶！屡斩不成，道家鼻祖太上老君请命，置孙猴于八卦炼丹仙
炉之中，务使其猴魂飞魄灭。因其猴有众多造化，反因此难炼的钢身金体，待得
机缘腾跃丹炉，奋起金棍横扫天庭一片。佛教鼻祖西天如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
采取了法度包容的理念。佛祖如来虽有置猴身消亡冥灭的能耐，但只因大千世界
机缘造化缘故，暂囚悟空于五指山下。随与弟子南海观音菩萨点悟、缘引悟空以
求机缘之造化。神猴顿悟，历险终成正果。读此一段情节，实乃发人深想。
神学体系以民间参与建构为主体。中华神学系统的建备由来已久，从中可表
露、窥见出一些端倪出来。一种幽埋在早期先民社会中的强烈识望：那就是中华
先民们，在那时就隐若企盼在社会形态的构建里能够出现自由、民主、活泼、随
缘的机制风尚！在早期先民社会中的这种强烈企盼意识被深深地植入于中华民族
神化哲学文化体系里，且先民们对此一理念的崇尚及冲动意识并不比当时的西方
人差，可说是犹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由于封建上层贵族阶级对此深感厌恶、不满而不屑去探索作为，只是由
于上层贵族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精英们更加喜愿”治管卡死“的统治方式
和与之对应的政治文化理念，只是由于上层贵族阶级及其智力团体一族喜欢自赏
的一面——————牧民术，致使中华民族及其基层广大民众被长期笼罩、熏陶在朝廷
官府所大力提倡、喜好的传统单一精英文化主导理念之下。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代
广大基层民众与朝廷、官府辗转相续了几千年的抗争过程中，被上层社会阶级通
过软使毒手，分化瓦解等卑鄙手段、伎俩，把民众的思想文化情结有意导向到了
有利于统治阶级所认可、欣赏的文化情结氛围中来。历经旷日持久的倡导，终于
使得民众终究麻木了，并把这一麻木思想情结被一代代的传续了下来。这是中华
民族在阶级思想文化历史传递方面中的一种真实写照。但一代代基层广大民众和
一些思想文化新起之秀在被社会压抑而卷缩的态势中又在不断地觉醒、奋起，呐
喊、抗争着。这种此起彼伏的抗争呐喊声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涌动的历史大潮中
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在历史长河中徜徉着的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不是需要回头看，不是需要徜徉
在回归旧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觉醒、记忆、眷顾上。正是这一问题表现在社会整
体上是一团乱麻状态，社会阶层或各有所取，或各娱其味，或莫衷一是，或坚决
反对。对作弄、愚昧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旧政治思想文化情结仍有眷顾之态舍不
得扬弃，加之社会阶层对操作社会所表现出的对话语权，引导权的过于青睐和争
夺的存在，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情操显得虚象有余而朴实求真不足。
当今的中国，尤其需要在社会基层不断的实践进程中，执政为民，言政取民，
激励起民众关注国家公用事业、事物的心态，鼓励民众对国家公用性事业和事物
积极参与和关爱，促进和提倡民众对国家政权体制建设的关心和监督理念。用现
代立法、执法、以及各种约束机制的理念和意识，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社会政治以
及经济等领域产生的各种问题。欲真正向国际接轨，舍此一途，别无二法。欲不
向国际接轨，只能是再回落到封闭的社会意识、心理形态道路上去。
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物质资源、利益的重新再分配，由邓小平拉开了其序幕。
进行到现在，既有辉煌的一面又有艰辛的一面。现在困难的是：辉煌的一面属
之者寡，艰辛的一面摊得者众。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物质资源、利益重新再
分配的现状之一。真可谓是：事业尚为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未来，辉煌的，
平庸的，糟糕的几种局面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局面在向我们招手呢？答案是依
靠理性的实践。在延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画卷中，表现出了广大人
民群众无不憧憬在社会经济物质利益的分配中，均贫富“社会的早日到来。对
此一理念的执著和盼望，人民群众都把这一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与之奋
斗的实践上。
本着这一信念，从中可发现，在国家的体制制度管理下，属管理者的公务员
队伍整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营私舞弊者隐落在社会物质利益贪污场合的多个
角落，不断地在蛀蚀着社会制度的墙基。在社会经济物质资源、利益的调整再分
配中，整体上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本着由现今而探嗅未来的哲
理，社会中人们的忧虑思想彰显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使得人们逐次入深的懂得
了这样一个道理，有必要进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主要解决社会政治体
制上的公正性、透明性及其有效约束性问题。如果不能针对社会体制弊端以及腐
败现象进行克制、驱除，诊治，累积重重，重而难返。那么，人们对社会忧虑而
寄其克服的愿望就大打折扣了！
西方在社会的渐进演化方面，在人类社会的至上理念方面，开了一个天窗，
凭“守”来维护社会秩序。这个天窗的作用，至少东方人不应小觑。在高层面的
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个天窗的作用，带来了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及体制意识。下
自平民，上自总统，都享有向天神祈求使福消难的等同权利和义务。在这一方面，
“人人平等”的信念的确做到了并开启了民主之先河。
西方社会在其中近代世纪后， 西方社会的中介组织神学教会，逐渐在扮演着
一个在人们与天神之间交流对话中传输信息的使者，在社会的宗教存在里仅此而
已（大大淡化了神、政合一的政教权力的威严趋势），这是神学组织在社会理念
和在社会组织功能角色扮演上的一种进步。西方社会由于在人类社会的至上一层
开了个天窗，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向上帝自由地追求幸福和表
达其愿望。人们在政治权利理念中逐渐没有了全天候代理人及上帝全权代表的意
念信息，即“君命授于天”，没有了人类政治社会中“代天领导”即“替天行道
”的政治扮演者，没有了存在于头脑中的神学理念，剩下的只是简化、透明和实
在的政治与宗教体系的实体职能存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则不然，君即天子，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所以，天子既
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是仙界派遣来代天行道的人性化身，其行政权力和神权
凝聚一起，无缝衔接的是那样美妙。以至于有人迷惑地认为，中国的朝廷体制在
政治上已把政权与神权分离开来了。如果民众与天子之间展开对话行为是根本不
能够进行的，体现出了政教合一理念中的”天之子“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等级权威
和所具有无以伦比的隆重、庄严、肃穆感。
西方社会在中近代世纪，神学教会的神甫们并没有被塑身成严重化了的神使
形象造型（采取相对主义态度）。他们在社会中所具有的更多使命是进行宣教和
义务普及（重视行为即行动而不是仅专注于教义本身），他们往往是与社会民众
在无严格政治等级礼仪方式下，双方平等、友善地进行交流和对话。于是一切变
得较为简明、透明、民主化了起来。他们强调社会公民要”守“秩序，把“治”
人更多地向“守”的行为理念意识上去导引、转化。不象中国传统社会里所强调
依靠的那样，是”治“出来的秩序！他们同时强调所有不同等级的人们都要遵循
和体现这一”守“的各种行为准则，这无疑较好地实践并且打破了中国人所具有
的更为一般的吏治思想。
他们既然要“守”就须有制度、法律以及各种体制的规范作为参照和等级约
束。于是法律化、体制化的各种建立和规范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而是彰显的重
要了起来。各种等级社会人们“守”的意识以及在其环境中的熏陶和渲染普及，
各种立法、执法、约束、规范体制的应运而生，这些正是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政
治文化底蕴里其底层环节的固有重要一环和其向前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
包括社会物质生产形态所须具有的法律意识等理念和制度建立动力等问题在
此就简略了。人们很重视西方的物质生产形态所塑造的现代西方社会制度模型，
故我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制度造型的根源还有其他的重要
因素存在。
由于在西方社会里，人们经济分配的不平等并不妨碍他们在政治资源利益上
的已得需求和诉求，这是资本一族的明智之举。现代资本一族对政治资源权益的
分配并没有呈现出过度贪得无厌的状态，舍得吐出来一些既得利益反哺于整个社
会，西方社会也擅于利用经济杠杆调节人们的物质利益分配。世界时至今日，资
本主义制度社会仍占主导地位，安然的存在着。
华汉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