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要加油，否则20年后中国就超过你了-老端的观点-搜狐博客

印度要加油，否则20年后中国就超过你了

    老端注：据说印度孟买有一个政治家去上海考察，考察回去之后对媒体说：我们要加油了，否则20年后上海就要超过我们了。虽然口头是这么说，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落后中国太多，于是孟买政府想出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他们要大步快跑赶超中国，那就是贫民窟消灭计划。从2008年开始，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孟买政府用推土机强行推倒了9万座棚屋。贫民们事前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当推土机一路倾轧拆除他们的简陋家园时，惟一能做的只有逃命而已（造成约30万人无家可归）。被清除的土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并配以警察以保证没有贫民能够返回。有人说，印度是民主社会，难道这种连天朝都没发生过的事情会发生吗？没错，印度是民主国家，他们有选票，但是这几十万贫民在被强拆之前已经被剥夺了投票权，原来你有没有投票权是政府说了算的。有趣的是，即使印度这样，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定的看好，并认为中国从来就没胜过印度，黄亚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转载一篇宋鲁郑先生的文章《黄亚生先生：印度为何总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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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读黄亚生先生的文章是今年五月在上海看世博会时随手买到的一份报纸《时代周报》。黄先生的头衔十分醒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题目也是十分的抓人眼球：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他的观点更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且看（原文）：“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就这样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哪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才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增长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当时我都不太敢相信这是对外开放最久的城市上海的报纸！不敢相信此话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出自一个华人之口！照他这个逻辑，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百姓吃不上饭，照样维持稳定。毛泽东时代，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饿死，照样也保持稳定，斯大林时代大饥荒发生，同样也维持稳定。这些难道都是这位黄教授崇敬的好学生？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经济是负增长，愿意自己增长的很慢，只不过想做做不到罢了。竟然还有黄教授这样的学者为他们的负增长、慢增长辩护。话说回来，印度并不稳定，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级制度十分的尖锐。孟买恐怖袭击案，这位黄教授大概以已经忘记了。欧洲学者出版的《2025年的世界》，谈到印度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动乱。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6月8日发表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报告，中国80位，印度竟然128位！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观点就唐而皇之登在这样的报纸上！过去中国发展慢，批评中国制度不行，现在中国发展速度快，却又出来如此论调。一个华人可以挖空心思贬低中国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可思议！

    7月25日，再次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看到黄教授的文章《中印发展前景和发展模式比较》。却发现对印度的描述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的印度经济增长是7%，而再是“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看来印度此时又已经不是“好学生”了。然而，奇怪的是，印度仍然还是“好学生”。这一次黄亚生教授的理由是：“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轮政府经济刺激是40亿美元，另外还有减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轮政府经济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相比我们的4万亿，可以说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经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它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加息要防止通货膨胀出现。”“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济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原来这个时候黄教授的标准又变成是否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是否在最小刺激下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可是要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刺激规模都高于中国，但是他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难道是印度比中国好，中国比美国、欧盟、日本好？

    黄教授上一篇的文章，我的质疑是：“过去中国发展慢，批评中国制度不行，现在中国发展速度快，却又出来如此论调。”，这一篇的第一个质疑是：“印度发展慢，是好学生，现在印度发展快也是好学生”。请问这是什么学者的逻辑啊？

    黄教授在这篇文章里质疑中国的增长是否同步带给百姓福祉。对印度则是这样评价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难道黄亚生教授连如下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吗？

    “印度经济起飞，上财政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8.6%，去年印度的百万富翁人数也增加51%，但当地贫困阶层仍未分享到富裕的成果，国内还有4亿多人连最基本的水电供应也没有。”

    “在不满5岁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比非洲的比例还要高，而且只是比1991年印度“经济奇迹”开始出现以来，略减了九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期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倍。”

    印度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吗？

    印度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中国，原因很多，但原因之一是其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的。不仅造成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中国，还有外国直接投资也远逊于中国。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看法，也是印度官方的看法。而黄教授都对之表示反对。这里我不妨引述一下房宁先生举的两个例子，来检验黄教授的反对。

    房宁先生曾遇到东盟的前任秘书长，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中国制造的时代，大家都说中国的发展是因为有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却没有取得了中国这样的成就，为什么？”这位前东盟秘书长却引用了当时印度外交部长的一段话做为回应（这位印度外长曾在北京留学，四十年后再到中国，感慨万千）：“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太多的民主，太多的选举，把印度的许多事都耽误了”。做为一个长期关注印度的学者，黄教授难道不知道印度这位外交部长的看法吗？（外交部长在国际上是可以代表国家立场的）。

    这位前东盟秘书长还讲道：“东盟国家和日本由于担心中国的压力，所以都想把投资向西投向印度。但是基本上失败了。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外商来了，跟政府说通了，议会却不干。跟议会说通了，政府又不干；跟中央说通了，地方不干，跟地方说通了，中央又不干。等到都说通了，他们又换人了。你说怎么办？！结果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这个就叫交易成本太高了”。难道这些事实，黄教授都看不到了吗？

    在这篇文章中，黄教授令人感到“惊讶”的学术表达方式层出不穷。且看如下一段：很多人喜欢将经济增长过分归功于政治特征，但经济增不增长更多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众所周知，印度独立建国后虽然沿袭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民主制度，但经济上却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结果经济增长相当缓慢。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比中国足足晚了十多年），才开始搞市场经济。于是黄教授认为印度前几十年的失败是计划经济的失败，不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还提出“经济增不增长更多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东德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是计划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呢？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上世纪一共产生了四种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前苏东集团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加计划经济（印度）、资本主义加市场经济（欧美）、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只有中国以及中国的效仿者越南）。为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实行计划经济都是不成功的，而不管什么制度，实行市场经济都是（相对）成功的。因此，当年苏东集团失败败于计划经济，而不是政治制度（印度当然也一样）。第二，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要优于资本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从中印对比、西方经济危机上得到了相当的证明。我想，这是不是才是一个客观而又符合逻辑的推论和结论？

    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无视基本事实，不能双重标准，更不能违反基本的逻辑。可是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黄亚生先生，您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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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端后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立场决定了你看到怎样的世界》，你最初的立场决定了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你的立场决定了你只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解读。这类人丧失了一项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学习能力，他很难再学到什么新东西了，因为任何新东西在他看来，都只是证明了自己原先想法的正确。因此终身只能在自己给自己划定的小圈子里打转。黄亚生教授的逻辑是：只要中国不实现民主，那么中国做一切事情都是错的；一旦中国实现了民主，那么中国干什么都是对的。让我吃惊的是，就这路货，竟然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不如改叫“意识形态宣传家”算了。说起来黄亚生的逻辑同他反对的共党完全是一个娘胎里生的，还记得著名的文革宣传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黄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