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帝王术与宪政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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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帝王术与宪政梦(2)

百年孤影 追寻近世的真相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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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泽中霄带剑行

  根据这一段野史,我们大致可知帝王术的种子植根于杨度之心灵的时间,以及铭心刻骨的深切程度。现在,让无情的时光划过湘水之滨躬耕苦读的静寂,而抵达1902年春天的日本。我们会再次见到这个叫杨度的英俊青年,瘦长脸,高颧骨,鼻梁挺直,双目灼灼,风度儒雅斯文,却不乏锐进的英气。此时的他正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与鲁迅恰为同学(暂无史料考证二人的交谊,不过,鲁迅作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有云:“……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此言似为针对杨度《金铁主义说》而发),而这次留洋,却是以违抗师命为代价。

  这一年的正月二十五,杨度访王闿运,除了请教王霸之学,还问及“今日夷务应对之方”。而对于老师的答复,他颇不以为然,只是惮于师威,不敢驳难。

  其实从1900年起,杨度就开始钻研西学。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是他的入门书。是年八月十一日得此书,先言“颇多通论”。十九日,有风雨,微寒,杨度求知的心却极热忱,那一天他写下了数千字《无邪堂答问》的读书札记。一直到二十八日,他的钞书工作才告以段落。地理、宗教、理财、政制,无处不是新知识,新洞见。这给杨度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呢,两个月后,他向一个弟弟学习英文字母的书写。

  比起他的同辈人梁启超等,杨度的西学发蒙可谓姗姗来迟。他毕竟在内陆湖南生活,而不是广东和上海--1900年前,杨度曾去过几回上海,不过在那里干的营生多为诗文与风月。再加上他的师承,是从王闿运治经术,读《春秋》。1898年,他在长沙时务学堂与梁启超辩难的时候,连《孟子》都不大瞧得起,西学则更等而下之。

  但那样的年代:一切应当腐烂的事物已经烂到了极限,一切新生的事物在天边隐雷的鼓动之下正悄悄突破坚硬的冻土而扎根生长。中国沉闷的空气与耻辱的世相让杨度无比焦灼。1902年,他决意赴日留学。

  三月十四日,杨度访王闿运,告以“当往日本求学说异同”。王氏明确止之。“言读书不能变化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然也。”这个反对理由倒也别具一格。而在那天的日记当中,王闿运难掩失落与不舍之意:“杨生来,欣欣治装,予亦自欺云:各从其志而已。”老师对徒弟,谈“自欺”二字,情何以堪?

  王闿运善于因材施教,有粹然儒者的宽仁之风,却仍不希望最心爱的弟子过早沉迷于西学。他与张之洞属于同一代人(王生于1833年,张生于1837年),而他受中国传统的羁绊很可能比后者还要深沉几分。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按《劝学篇·会通》:“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划时代的标尺,王闿运对西学的抵触情绪,怕是连“用”字都不予认同。他依《春秋》学的义理观而顽固坚持夷夏之辨,反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认为其不过是生财之道,舍本逐末,而“并心外营,不如自治”,主张回归古典中国的经世致用传统。可杨度留学之意甚坚,他劝阻不得,杨度的妹妹杨庄(即王的儿媳)劝阻亦不得。师生同行的道途从此出现了岔口。

  王闿运无法想象,这一分岔是何其幽深。1902年底,杨度回国,曾来探望他,述日本所学,被他严重批评:“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而这仅仅是分歧的开端。杨度前后两次赴日,求学六年,成功编织了从西方舶来的宪政梦想的羽翼。宪政梦与帝王术由此遥遥相对,它们是参商二星,势不两立呢,还是类似“体用论”的架构,可以并行不悖?历史提供的答案未必具有十分的说服力,而杨度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他的灵魂被撕裂成灰白色的碎片,先行者的历史肖像被刻上耻辱的红字。

  这里需补述一段史事。窃以为,杨度第一次漂洋过海,也许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纯粹为了观风色,见世面,开拓心胸。他于农历四月到日本,十月中旬即归国,其间除了与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中国教育、政治改革等问题,实无什么光辉事迹可资记录。回国后二月,他与黄仲瀛女士结婚。1903年,经署四川总督锡良保荐,杨度应诏入京参加了清政府新开的“经济特科”考试,高中一等第二名,是为“榜眼”--由此一雪1898年落第之大耻--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为状元。但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因与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张之洞有矛盾,于是在慈禧太后面前进谗言: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与康有为(字祖诒)同名,是为梁头康尾,且同为广东人,其人品可知--这即是晚清时期的一大政治笑话,后人讥之为“梁头康尾案”。而杨度与谭嗣同、唐才常同乡,有新党之嫌。两江总督魏光焘则电奏杨度等十人与上海革命党沆瀣一气。慈禧后半生恨康梁痛彻入骨,因此下旨重新开考,并要求彻底追查梁士诒与杨度是否为乱党。结果,杨度的榜眼梦仅仅维持了八日,就从云端摔到了地狱。他被通缉在案,只好丢掉尚且温热的功名,再度远遁扶桑,仍入弘文学院。

  不过这也不全是坏事。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杨度从高中榜眼到沦为落荒的逃犯,一是坚定了他留学的心志,二来令他在中国留日学生界名声大噪。1905年9月,中国留学生会改选,他以740票当选为总会干事长。此时,他才肯剪去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