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引言：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又具有真诚的良心……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2005版绘图版《菊与刀》封面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本文节选自《菊与刀》一书，华文出版社授权内容登载。
全面解析战时的日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

作者：本尼迪克特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战时的日本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比如：什么情况下要全民总动员，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重拾信心，战死者与被俘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全面解析战时的日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2)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
全面解析战时的日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3)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本对负伤的本国士兵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如何对待美军战俘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连一个正式的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军对此有正式的命令，但在前线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就够不要脸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会惹得看守大怒。日本人时常替这些战俘感到丢脸，而当了战俘的美国人却居然自己没感觉，更加令人不可容忍。美国战俘发现，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保持同等待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嚣张的犯罪。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只是把作为文化习惯的行为和变态的虐待区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暴行可以原谅。
全面解析战时的日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4)
特别说一下，战争早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我军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怀疑他们是诈降，干脆杀掉。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是每一个日本战俘都是这样。有一些全然不可理喻；另有一些是因为美军的温和处置而诱导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头；有些战俘营从未利用过日军战俘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使用的战俘营中，先是有个去掉疑心病的过程，日益发展出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