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病 007 一群被剥夺兴趣的行尸走肉者

一群被剥夺兴趣的行尸走肉者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象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铉上发出的生命的简矢

……

这是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的一首诗。

生命原本应该是斑斓多彩的，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像被制造产品一样而沦落成一种克隆化的存在。在这种过程中，兴趣被无情地剥夺，一个生命的走向被另外一个生命的观念所注定，别无选择。一代人为了弥补自我人生中的缺憾竟让另一代人去为他继续坐牢而根本无视这代人的感受。于是被剥夺了兴趣的生命就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幽灵，在如今这个千篇一律的社会歌舞厅中，随着被指定的曲目一同卡拉OK。从此，人的灵性被慢慢地溶化了，兴趣在逐渐的消亡过程中，一个生命就这样成就了一个非我的存在。其实人类有时候真的很残酷，当一个生命还处于非常幼小的时候，当他面对河中小鱼而流露出无限喜悦的时候，我们却告诉他，鱼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回家去背唐诗吧! 当他面对满天繁星而陷入无限瑕想的时候，我们又告诉他，你老看着天傻不傻，还不回去弹钢琴去!当他在满山遍野中狂跑以尽情展示生命之律动时，我们则还是告诉他，跑什么跑，天快都黑了，你今天的字还没练呢! 于是，他便中止了生命的脚步，无限哀愁地收敛起自然的灵性，回家。一路上我们依然在唠叨不休：把琴练好，以后考大学还能加分；把书念好了以后考上名牌大学就可以光大门楣了；把英语学好了以后出国让你爸妈也跟着风光风光……一切的期望，都来自于一个非我的他者；一切未来都是由一个非我的他者来企划的。在一片津津乐道的口水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景象：一群狼吞虎咽的梦游者正在撕裂一个幼小生命的脑袋，并把他们几辈子尚无能力实现的梦想拼命地往里挤塞。此刻，没有人想过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来承受如此沉重的寄托；此刻也没有人想过他愿不愿意去实现一种非他的梦想。一切都是在被剥夺中进行的。一种母爱或父爱就是在这样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精神强暴中完成的。可笑的是，我们几乎全都在说，我们这是为了孩子好!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小男孩在上课时以责问的口气高声问道：“二加二，为什么就一定要等于四？”老师被问得哑口无言，而学生们则目瞪口呆。是啊，为什么呢？人类为什么一定要盲目地相信前人所有的定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想想二加二有没有产生其它结果的可能？这种责问来自于一个小男孩头脑中对思维的一种兴趣和好奇。在看似有些荒唐的提问中，闪现着一种生命的灵动。然而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这个小男孩竟然被视为故意扰乱课堂而被学校予以开除!

若干年以后，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发明家艾迪生。

我在想，假如艾迪生这件事发生在当代中国，那完了，孩子被学校开除后肯定遭到父母一顿暴打。然后家长领着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校长求情，如果情况不妙老妈就当众跪下向校长磕上几个头，随后就作出一大堆诸如以后一定听老师的话绝不再提这种有毛病的问题等之类保证。只见校长昂扬地、略带藐视地说，行了行了，以后可不要再这样啦! 小孩子上课好好听老师讲就行了，脑子里别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乖点，啊，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于是，家长在一阵狂谢之后走出校长办公室。又于是，刚才还一脸笑容的父母马上脸色阴霾，看着眼前这位“不挣气”的孩子又是一阵狂喊：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再提这种无聊的问题，二加二不等于四，等于什么？等于傻呀! 瞧你那德性，不好好读书，脑子里尽装些外门邪道的东西。以后记住啦，听见没有？

仿佛是一种恩赐，孩子又默默地回到了学校。从此不再提问。于是一个未来的艾迪生就这样提前结束了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令人心颤的一阵风

多么突然

我目光中变黄的秋叶在飘落

我看见一个少女

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

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南子

很多中国可能出现的“艾迪生”，就是这样“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人类就是这样经常来扼杀自己的。他经常拒绝生命的一种自由生长，他经常把刚刚发绿的嫩枝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进行剪枝，以便把众多自然生命修剪成一盆盆人工盆景，并让观赏者来作指手划脚的点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最后得分的高低，则取决于一群他者的好恶。如果你考上了哈佛，就能得9.98分；如果你考上了北大，就能得9.9分。如果你连大学都没考上，那么你就连进入初赛的资格都没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人想过，一个能考上哈佛的人就一定比其他人要强吗？就一定比别人更幸福吗？一个能考上北大的学子就一定是他的兴趣所在吗？就一定有所成就吗？

我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心灵的选择

有这样一个例子已经被广泛的传播，因为其具有典型性，所以在这本书中我还是想把他来作为一个案例，以此来说明，假如一个人缺乏对某种专业的治学兴趣，那么即使他进入了最高学府也书枉然的。因为这不仅是对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浪费。

2002年的新学期这一天，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新生。之所以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位新生是两年前另外一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的退学生。他叫肖喆。他之所以退学，并不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也不是他对北大失去信心，而是由于他母亲在两年前的一次错误、一次对他选择肆意篡改的结果。1999年8月，肖喆以总分659分的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在报考专业一栏中，肖喆填的是生命科学。因为肖喆从初中时就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使他对生命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正是北大教授潘文石。在一次肖喆参加的全国青少年生命科学夏令营中，他遇见了潘教授并得到了潘教授送给他的一本书。在这本名为《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一书的扉页上，潘教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哪一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停止了呼吸，就意味着地球又有一段灿烂而不可再现的历史悄然消逝去。我们的子孙也就是失去了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让我们用共同的智慧和努力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是这样一段充满了对一种生命消亡之忧患的文字，激起了肖喆对生命科学的强烈兴趣。于是当他在填写高考自愿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北大生命科学系。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接到北大入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傻了! 录取他的不是北大生命科学系，而是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此时，他才知道，原来是他的母亲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擅自篡改的。顿然，肖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不干，他扔了通知书，一再表态第二年要接着考。一直到临近开学的前几天，肖喆一直坚持己见。面对此，整个家族都慌了手脚，最后肖喆的母亲甚至哭着求他去北大报到。肖喆的心还是软了，他带着一种无可言说的遗憾，来到了北大。

然而，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求学的过程却成了肖喆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他的学习成绩曾一度出现不及格。尽管很要强的肖喆从二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已经大有起色，但他始终认为，要学就要到中国最好的地方去学。既然北大的无线电电子学系不如清华强，那么就干脆就退学吧。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决定对他的父母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但这次肖喆没有任何妥协，他主意已定绝不再失去任何一次人生的选择。一年后，肖喆以湖南省有史以来高考的最高分——703分，摘取了2002湖南省高考状元，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而就在肖喆重新确定人生的这次高考中，其作文的题目恰好是《心灵的选择》。

在上面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由于肖喆之母对她儿子自我选择的一次剥夺，因而导致了肖喆在历经三年之后的又一次选择。而且，肖喆最终还是没有回到他最初的兴趣点上—— 生命科学。或许是他依然成全了她母亲的一种愿望，抑或是在历经了三年的生命疲惫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但我认为很有可能因为这次变故，中国今后少了一个一流的生命科学家，而多了一个三流的电子工程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成果不是以一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没有兴趣的人只能为了生存而复制这个世界，而唯有强烈的兴趣才能激发一个人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斯宾塞在其教育学专著《斯宾塞的快乐教育》中曾经这样写到：

“兴趣是学习和求知最大的动力”，这句古老的谚语今天和以后都不会过时。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所包含的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法则。

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的斯宾塞 ，他一生都在倡导一种快乐的教育方法。他永远把孩子作为一个主体，而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不断的诱导和发现过程。据悉美国人受斯宾塞的影响很大，一位叫艾利奥特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曾经是这样评价斯宾塞的：“很少有人像斯宾塞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民中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他像闪电一样冲击着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在美国，他的思想统治着美国大学达三十年之久。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先锋。”

这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它主张的是一种挖掘人类无限潜能的方法，而不是人为的去制造一个人。所以，在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中，分数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更注重的是对一个人心智的培养。斯宾塞说：“我建议所有的父母，不要太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尽管它是一个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应该更多地去关心孩子的思维能力、学习方法，尽量留住孩子最宝贵的兴趣和同样宝贵的好奇心。不要用分数去判断一个孩子的优劣、好坏，也不要以此为荣辱。”

留住孩子的兴趣而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这是斯宾塞对教育的一种忠告。但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梦乞。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所关注的就是分数，因为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分数高低来论成败的。所以兴趣，这算什么东西？于是，被剥夺了兴趣的人就像皮影戏中的一个木偶，在一个他者的操作下翩翩起舞，而在舞台的后面，却同时坐着三个操纵者—— 应大爷(应试教育)、老大娘(老师)、还有家长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三位一体中，人从小就被抽掉了生命的气韵，并跟随着一辆已经被撞瘪的东方列车，驶向“远方除了遥远而一无所有”的极乐世界……

灭杀生命兴趣的一曲曲挽歌

有一个叫于苗的女孩，她从小就上了那辆列车并由她妈妈亲自押车，一路呼啸。可是她终于有一天发现，窗外的景色是如此秀丽，我为什么不下去在山花浪漫中把美丽收拾？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被规定的时间内放风我的视野？于是她终于有一天不顾一切地跳下了火车，并大声地向全世界的人呼喊道：我不是产品、我不是股票、我也不是****彩。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浪迹天涯。

在过去的21年的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虽然我也曾无数次抱怨过现实，想与其抗争，可是我那么渺小。我能做什么呢？曾经梦里发现人生无比美丽，我却注定要回到现实中，走别人为我设计好的一条看似令人羡慕的、前程似锦的路……

我是个固执的孩子，纵然妈妈有千万个理由送我去英国读书，我也不希望因为我的花费而牺牲家人的幸福。花家里那么多的钱，好象像罪人一样，而我又一点儿也不快乐，出国真那么好玩吗？在异国他乡有多苦多难多孤独多小心翼翼多担心受怕，你知道吗？

妈妈每天像查作业一样检查我的日记，在日记中我甚至不敢讲真话。记得在小学时的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明天就要考试了，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考试算老几？不就是老师发张卷子做嘛。“其实写这些话只是为了讨好妈妈。说实话，我真的怕考试，每次都怕。那时我想，小孩子的心是多么可怜啊……想到小时候被强迫去做的许多事，我搞不明白。大人们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希望我们快乐地生活吗？

……

当然，对我而言，去英国读研究生就是一个绝好的看世界的机会。只是大学四年之后，在我身体里滋生出来一种渴望自我、向往自由的情绪。那种情绪不时质问着我：出国留学是唯一的出路吗？这是一条可以达到光辉彼岸的必由之路吗？人生原本是可以有许多种可能性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活法。

所以，我打消了去英国读书的念头，我要和小德一起去浪迹天涯……

一个与生命抗争了21年的女孩，最终以浪迹天涯结束了她长达20年的抗争并开始了她的新的生命里程。此刻，我相信于苗的母亲一定是怀着一种悲伤的情怀而在默默地流泪。因为她的女儿没有履行她们之间那份只有一方签字的人生合同。在中国，一个长者的最大悲哀莫过于一位小辈对他精神意志的背离。因为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长者对小辈之一切的越俎代庖，甚至包括小辈生活的一切细节比如查看日记、小辈的学习、小辈的高考、小辈的爱好、小辈的感情、小辈的工作、小辈的前途、小辈的婚姻、当然也包括小辈的兴趣……我想，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而中国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明的碎片》一书中这样写道：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眼下，当我们把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关在成人的牢笼里并按照成人的意志在“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母亲双手高举起他们的孩子在喊道“他还是个孩子!”可怕的是，我们几乎没有人在喊。我们都在自以为是的把一种蒙昧错看成了文明。我们都在用一种所谓的文明在持续剥夺着一个幼小生命本应有的快乐。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有人在高喊“他还是个孩子”时，换来的却是应试教育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及每个人必须起跑的发令枪声。我们原来以为孩子在人性的边界上应该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应该让他们拥有属于他们这个年纪应有的兴趣和游戏规则，因为人生的每一个脚步都有其不同的轨迹，而正是这不同的轨迹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金光大道。不管它通向何方，都同样精彩——通向科学是一种精彩；通向人文也是一种精彩；通向艺术是一种精彩；通向技工也是一种精彩；通向律师是一种精彩；通向环保同样是一种精彩……为什么成功就一定要出人头地？谁规定的？为什么成功就必须要荣华富贵？谁下令的？真正的成功从来就是自我生命的一种验证，管别人什么事？我成功不成功管你什么事？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认定我是否成功？我思故我在，我兴趣所在就是我的最大成功!

一个叫陈晓蔚的天才少年，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由于她优异的学习成绩，于是她取得了去美国读博士后的机会同时又得到了一大笔科研经费。要知道，这是多少家长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多少学子朝思暮想的荣耀。然而，陈晓蔚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她不管谁同意不同意，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这一让多少人口水井喷的机会。最后谁也不会想到她最终选择了做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化学，她之所以一路化学到博士，都是由一些他者来为她指定的。也就是说，她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兴趣生命，同时也过着二十年的“非人”生活。因此，当她有一天终于能够成为自己主人的时候，她就自我放飞了。她选择了她的兴趣所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这就是陈晓蔚的成功，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真正的成功!

于是，一大群自作多情的他者在为她扼腕痛惜；

于是，多少年的化学教育资源就这样被浪费了；

于是，被剥夺的生命兴趣终于挣脱了他者意志；

于是，一种真正的成功填满了心灵的每一角落；

又于是，陈晓蔚用自己的歌喉唱响了灭杀生命兴趣的一曲挽歌……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我有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他叫洛宾。大凡对流行音乐圈比较关注的人，一般都知道他。他写过很多优秀的歌词。记得好象是在1990年的时候，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间平房中，与大陆流行乐坛上最早的一批经纪人之一，王晓京会见。当时我也正好在场。只见洛宾身背一把吉它，一付深度的眼镜上搭建着一撮蓬乱的头发，在似乎有些狂野的气质中充满着一种音乐的韵律。他拿起了琴，双手拨玄，张开了他在北大每天念俄语的嘴巴，流出了一串略带忧伤而又凄美的旋律……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音乐，他从北大的俄语系退了学。前不久我在新浪网上浏览时，无意中发现了洛宾的踪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渴望当一个作家了，而之所以考北大的俄语系，也是一种自我兴趣被剥夺后的他者意愿：

很小我就喜欢写字。成都有很多毛笔字大家，我跟他们学，还跟我外婆学钢笔字。后来我写了一些讲我自己的东西，家里看见了，就逼我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很多我看不懂，但是喜欢看。有一阵，我每天要背不出几首唐诗宋词，就要罚站，或者挨手板心。小学四年级作文是《我的志愿》，我写道：我有五个志愿，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还是作家，从第三个到第五个，全都是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听家里的，进了俄语系。二年级我想转系，没有成功。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我想不停地创造，这是我从俄语系退学的根本原因。至于后果，是没有当成作家，而当了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这些职业干起来很不怎么样，但是现在看，却很有意思。

后来流浪北京，让校友李方介绍到王晓京那里，开始了流行音乐生涯。从小潜移默化以及父母带给我的艺术天份，使我在这一行干得比较成功。我把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就准备做更多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我被诞生。

七十年代，我被忽略。

八十年代，我被开除。

九十年代，我被眷顾。

零零年代，我被回归。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摘录的洛宾的一段自述性的文字。他现在已成为了一个网络作家。他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今天可能有爱情》、《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我是怎样变成核桃的》、《我是怎样变成累赘的》和《秋风十二夜》等等。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的梦，已经实现了。因此，他很得意。这个七十年代被忽略、八十年代被开除的苦命儿，终于在九十年代被眷顾零零年代彻底回归了。尽管洛宾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当过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但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执著的兴趣而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而且活得很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洛宾继续在北大兴趣寡然地读完他的俄语，他现在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地呢？是面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领导无奈地唱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是“真想抛开我所有的悲伤从前……”

就在洛宾离开北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据悉，从2003年起，北大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所有从2003年进入北大的学生，在头两年中一律以基础课为主，而后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成绩来选择专业。为此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这一主题在北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是：赞成北大这一做法的人比反对此做法的人数多了22倍! 在这些赞同者中，有86.7%的人认为“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选择专业可以真正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其中，还有69%的人认为“如果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转系，会造成学生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变得面目可憎。人原本是可塑性很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讲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强迫他们只能学一种泳姿，只会一种技能，当广袤天地向我们展示其无穷色彩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对眼似的茫然无视。“傻的像博士”，这是我们曾经对一个所谓高学历者的无情讥讽。为什么说博士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学历者，除了自己的专业外，有时候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聆听科学大师的哲学思考”的文章。文中介绍了 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对量子物理学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同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撰写的专著《生命是什么》以及《自然与古希腊》，充分展示了薛定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在《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职业科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受过良好科学训练、有较强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的哲学观点，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哲学思想，包括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家透过纷繁的经验现象把握隐藏在后面的客观规律，而这种洞察力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有没有“另一种活法”？

有时候我总在想，在中国本土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大师？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有哪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和哲学造诣。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个各自毫不相干的孤独体，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整体世界观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一本天书，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说八道的学术解释只能说明当今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精神亵渎!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比几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我们早已通过对自身的一种病态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残疾人一样。前些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进单位的博士毕业生，与他的两位本科毕业的上司去钓鱼，钓着钓着，博士就想上厕所，可厕所却在鱼塘的对面，而且看来要绕很大一个弯子才能过去。正当博士犹豫之际，听见他的两位上司说也要上厕所，还未等博士开口问究竟怎么去之际，只见两位上司竟然从水面上犹如轻功般地飞了过去。一会儿又从水面上飘一样的回来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张得能搁进一个微波炉。这时两位上司似乎已经读懂了这位博士的一脸迷惑，于是其中一位就略带鄙视地口气告诉这位博士：你没看到水中有一块板吗？今天因为水位有点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样可以走人……

不要以为这这只是一个笑话，这种一叶遮目的现象是 “单向度人” 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剥夺人对一种对整体事物认知的必然结果。美国科学家拉马斯和L·贝纳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剥夺之后，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证明：“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的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

这种生理学的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而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变化而使之病态。

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剥夺的，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兴趣，而且我们还被剥夺了对成功的很多种解释。应试教给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考大学；而我们的社会舆论也给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种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进哈佛、剑桥和清华、北大；或者是这个CEO那个董事局主席。于是，当人们一拿起报纸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有关成功的画面就定格在了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女孩谢舒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搜弧CEO张朝阳……

不错，他们的确是一个成功者，但只是一种成功。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对成功的解释就仅仅圈定在这些人身上？我对哈佛没有兴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华成不成？我对比尔·盖茨的金钱数字游戏毫无兴趣不行吗？我从不认为整天焦头烂额的张朝阳是一种什么成功，这不可以吗？

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出租司机，我就这样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不是一种成功？我就想当一位建筑工人，我每天挥汗如雨地为北京建造一栋栋高楼大厦我非常知足，这难道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我就这样秉公执法虽然清贫但我在精神上气宇轩昂，我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这难道又不可以吗？我在我女友身患绝症的最后几天里我仍然抱着她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留美学者陈屹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另一种活法”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精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

我们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义定义在金钱、财富、地位、状元等身上？我活得潇洒、快乐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干什么，只要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干什么都可以这不行吗？我们病了，我们真的病了，而且我们还病得不轻！一个本身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国家，却在一个劲地鼓励大家都去争抢一种资源。当一个民族用金钱和职业来划分一个人贵贱的时候，那么恰好证明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变态的“恋物癖”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有人强行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民工抱头蹲在地上的世纪壮举!

2003年2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名校太少诱发教育腐败”的文章。该文写道：

日前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尚处于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的状况，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数量之稀少的“名校”、“好校”与希

……

这份报告指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原因在于受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及教育总供给能力不足的等因素的影响。没有足够资金的扶持，好的学校无法建设、优秀教师流失严重，而且由于家长的取舍在学校发展上形成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的马太效应，更加剧了匮乏的趋势。

报告指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直接结果是择校矛盾突出、乱受费屡禁不止，并带来教育腐败和办学非均衡化等一些深层次问题，甚至引发了教育违纪、违规事件，种种示失范行为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腐败，如果进入了教育领域，那么我们几乎就已经没有洁净的空间了。因为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领地了。而之所以出现如此无一漏网的价值观整体滑落，就在于我们如今已经被剥夺了一种多向度的感觉通道，因此我们的知觉机能已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我们脑子里只有一种观念，那就是人生必须要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就是最大程度地获取财富和金钱! 因此比尔·盖茨就成了当今中国人的精神教父。　　

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

有一个中学生在网上愤怒地写道：

我整日在学校与家这条线上奔波，似已麻木！学习！本是快乐的事，但为何我这么痛苦， 制度呀！摧残人性的制度！我整日受制度的洗脑，变得面无表情，心无感触！如机器一般， 而教育的根本就是将我们变成机器！ 但！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机器吗？不！我们要反抗！推翻应试教育制度！永不屈服！！

我们必须反抗，不反抗的后果是什么？接受更为摧残人性的制度的迫害！

让我们联合起来，为推翻应试教育制度而奋斗！而抗争！

“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这句话是余秋雨先生说的。一个仅仅十几岁的少年就已经如此精神疲惫心无感触了，在一付面无表情的愁苦脸上，他实在是过早地体验了一种心灵的萎顿。这种麻木、这种心无感触以及抑制不住的呐喊，恰恰是人的天性、兴趣被剥夺的必然结果。

2003年2月15日，一个叫韩湘子的16岁中学生在“全球教育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寂静的绝想》的文章。读毕之后，我心里感觉非常沉重：

发表时间 <2003-02-15 00:35:38> 察看该作者文章 我今年只有16岁 但是我的心有60岁

美丽的东西是转瞬而逝的，美丽的生命总在夹缝中生存。

——题记

这天下午，我独自在公园散步，心情孤静而寂寥。

公园里的花儿谢了——冬天来了。我的心也即将枯萎了。花儿谢了是为了明年再开，而心枯萎了，还有再萌发的时候吗？

我觉得心情更加凄凉了，不禁想起了一首词：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采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宋朝贺铸的《青玉案》

春天，仿佛那么的遥远。虽然现在不是梅雨绵绵，但我的心里，早已下起了雨。

我的心要枯萎了，为什么呢？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我看穿了这个世界的冷酷无情，看穿了它的虚伪。我更害怕，更怕这样痛苦的活下去。

我害怕明亮。我怕那明明的光会照射出我的全部秘密啊！可我又害怕漆黑，那浓浓的黑会把我本够压抑的心再次压得薄如一张苍白的纸。是了,又到了黄昏，天暗了下来，月亮出来了，路灯也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在秋天的夜里似睡非睡地笼着一圈光，也笼住了我寂寞的心。

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又是那么陌生，那么虚伪的动物！在一大群滔滔不绝的人群里，那一张张张翕不停的嘴里说出的莫名其妙的话，有几句是能跟他们的心思对上号的？所以，我对自己同类的恐惧，远比对这明光的剖析和黑夜的压抑来得更强烈！然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敢向别人道出我的真心话吗？

这也许就是我绝望的原因。

我想到了死。

“死”是一种很美的结局，尤其是一个女孩在很美的时候。因为，只有通过一瞬间的冰冻——死——才能使得美丽被永恒得留住。

这好比说，在月色皎洁风拂芭蕉的晚上，有一对好友在宽敞干净的小院里铺了张竹席，他们饮茶闲聊，聊得十分自在融洽。然后在最浓的兴致上时，一位朋友站起告辞，而另一位也不加挽留。我觉得，这样的一对友人真是聪睿明智。因为兴趣有浓必有淡，当谈兴已淡再起身告辞，那么清风明月的美好夜晚便无法成为最美丽最永恒的记忆。

而就我来说，若我是田野里的一株花，与其让我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枯萎，冰封，花开花落，我更愿意在我最美丽的春天中芬芳四溢的悄悄死去。

我无声的哭了。美丽的东西总是转瞬而逝的，美丽的生命总在夹缝中生存。生命是最坚强的——像在沙漠里的人，在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总在用尽全力去寻找水源，不放弃一丝生的希望；而生命又是及其脆弱的——很轻易的被自己打败，然后自己毁灭。像眼前的我，现在还正在考虑要不要在心还没来得及完全枯萎之前让它通过我的死亡永恒地美丽下去。

泪聚集在了脸上。我咬着牙别过脸，耸起肩头顶住脸颊，像使劲逼回那懦弱的泪——旁人会笑话我的。可是，猛然看见近在旁边的那蔓延的一大片一大片忧郁的即将走向衰老和死亡的灌木，眼泪终于不可止的刷刷下来。于是，我索性尽情的哭。

为什么？既然我已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何又会泪如雨下？我问自己。

其实，我何尝不留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一株美丽的杨树，一抹如云般的炊烟，一片细针一样的雨帘在我心里，都是清新、美丽的，更何况，我心里还有梦！

我不怕死，我只是对于生命消逝前连唯一的一个梦想都没有实现而伤怀。

梦——有的女孩梦想有件洁白飘逸的长裙，带草帽坐在海边，让裙裾飞扬；有的女孩梦想背个行囊，旅游，行遍高山草原；有的女孩梦想有高雅迷人的气质，使之在尘俗面前超凡脱俗……女孩的梦，都是那么单纯、美丽，丝毫不带功利。那么，我的梦呢？

我没有见过海，但是我向往海。我梦想在傍晚或清晨时候于海边赤着脚慢慢得走，天是朦胧的，带着湿气的霞光浸着我，也浸着我的心，我的梦。我多么渴望能在那被海浪冲刷的如一副光滑而柔软的绸缎上留下一串斜斜的脚印啊！我也多么渴望能坐在海滩上，听海浪拍打海面冲击礁石，抚摸沙滩。有本书上说，海的心是最坦诚的，他能包容一切。而在我的梦中，海上的天空似乎因为海的坦诚而同样敞开心扉，高远辽阔，没有了城市中的狭窄和灰暗，只有蓝色，但那不是忧郁的蓝色，不是深沉的蓝色，是宁静，自然，清澈透明的蓝色。我想找到一艘废弃的破木船，靠在它的旁边，安静地坐着，数星星，直到我睡去，沉睡在我安静而平和的梦中。

夜深了。四周很静，没有一丝声音。我哭累了。还想死吗？我又问自己，却又无力去回答。我已经很累很累了，满心疲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此时，我的心中仍旧是空落、酸楚的，毫无阳光的，就如这夜幕笼罩下苍凉的公园。

……

这是一篇写得非常凄美的好散文，在一个16岁少女本应天真浪漫的心灵中，却埋藏着一颗60岁老妪的厌世之情。在一个无人倾诉的凌晨时分，她在网上袒露了她的心扉。此刻，她太想去海边了，“海上的天空似乎因为海的坦诚而同样敞开心扉，高远辽阔，”还有天上那无数闪烁的星星，她真想躺在海边一个破旧的小木船上，仰望着灿烂星空数着星星，一颗、二颗、三颗，一直数到她带着微笑进入梦乡……这些都曾是每一个孩子小时候的梦想啊，这些都应该是孩子们曾经有过的体验，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他们从小就要被强迫地面对一堆唐诗宋词，尽管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什么意思；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是男是女，但手指依然僵硬地弹着《月光奏鸣曲》。他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他们像一种产品一样被他人制造。他们就像是为了实现他者的意志而被租借的一条生命，没有自我。他们就像是为了完成他者的企图而被雇佣的一个杀手，从小学一直杀到大学，没有片刻的喘息。于是他们只能在父母熟睡之后的哪个凌晨，偷偷地打开电脑，向那些从不认识的陌生人袒露着他们真正的心灵……　　

为什么要过得比别人好？

达尔文说：“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歌德说：“天才所要求的最先知和最后的东西都是对真理的热爱。”

贝佛里说：“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具有狂热者的热情。”

一个叫布特列洛夫的十九世纪俄国人，他从中学开始对化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次他在宿舍里做实验时发生爆炸，于是他被罚站在学校的食堂的一角，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是惩罚者为了嘲讽他而写的三个字：大化学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布特列洛夫对化学的热爱和兴趣。20年以后，布特列洛夫最终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机化学的结构理论，而终于获得了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化学家”的称号。

英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古道尔，她从中学起便对研究黑猩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她后来独自一人在热带森林中于大猩猩一起生活了十年。在深入研究了大猩猩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后，她写出了《人类的近亲》和《我在黑猩猩中生活》等书，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动物学家齐伊·亚当森，她为了深入地研究动物，从26岁起就来到了非洲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而且竟然一呆就是43年。期间，她曾亲自捕获并驯养了一头名叫“爱尔莎”的小狮子。后来他为此还写了一部专著《野生的爱尔莎》。当齐伊·亚当森69岁的时候，他依然在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生活。最后她在一次与动物近距离接触时不幸遇难。

……

所有这些科学家的成就都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兴趣和热情，以及由这种兴趣所导致的献生精神。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成就是在一种被剥夺兴趣后所完成的。人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自我兴趣的强烈激发下才能被挖掘。艾迪生可以被开除，但你泯灭不了他对发明的兴趣，布特列洛夫可以在脖子上被挂牌取笑，但你扼杀不了他对化学狂热的兴趣。因为真正的成就从来就是来自于创造者本身内在的巨大动力，而不是一种泯灭个性的僵死教育。我始终坚决地认为：世界本身毫无意义，任何外部世界的意义只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知觉并认同。我思故我在，世界只不过是“我”眼中的一种存在。任何没有“我”的人，只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但却不具有“人”的意义。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才会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或是涂脂抹粉或是顾影自怜。但动物就不会，动物一旦站在镜子前要么恐惧要么就向镜子中的“那个”东西发起攻击。所以我说，一个人假如一旦失去了“我”的存在，那么他与动物的差别也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被剥夺兴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因为任何对人生和世界失去兴趣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苟延残喘。在这样的群体中，你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创造发明；你也不要指望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在他们身上有所超越；在这样的群体中，你就把诺贝尔奖视为挂在海王星边上的一块巧克力而永远垂延三尺吧!

据说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周末恐惧症”一族。这种人据说是一到周六周日就恐惧，就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与人聊天，不喜欢逛街，不喜欢交朋友，甚至不喜欢恋爱，总之什么都不喜欢，就习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福也没有悲哀，老板一喊。野兔似地就串过去，电话一响，神经质地反复helou，没事手里就拿支笔在一张便笺上画十万个问号，就像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在一个机器化、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里，人在变成一台机器的同时又被标准化了：学习被标准化、兴趣被标准化、考大学被标准化、成功被标准化…… 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标准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给标准化成了“非人”!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人类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经在他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这样愤怒地写道：“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生命是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人们现在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

其实中国人原本不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实上是非常从容和谵泊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最终变成禅宗，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现世生活一种非常入道的潇洒。我们的老祖宗能够得心应手地把现实与洒脱玩弄于心灵的平和之中。曾几何时有一位僧人问慧忠国师：“永世不灭的佛法是什么？”，国师面带着一种超然的微笑轻轻说道：“你去把那边的水瓶替我拿来。” 于是僧人按照国师的吩咐拿来了水瓶，国师又说：“再搬到原来的地方去吧!” 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为世人流下了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那种怡然自得中飘扬的灵性闪动和悠扬。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颗平常之心。我们都被一种无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质的以及焦虑的目标搞得神魂颠倒。中国人原本的那种洒脱不见了，我们活在一个别人为我们指定的规则里面，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别人为我们铺就的一条通往心灵死亡的道路。于是在一个没有了“我”的日子里，我们便开始“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为什么要比别人过得好》，这是发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许作者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灵疲惫之后的一种深深的感悟吧：

当中国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将一直在别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别人眼里的幸福，痛苦也是别人看来的痛苦。加上过于强烈的自尊，很多人的人生价值顺理成章地简化成一句话：过得比别人好。

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学校里的学习要比别人优，得到的表扬要比别人多，学校的名气要比别人大，学的专业要比别人好，分的单位要比别人强；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单位里地位要比别人高，工资要不别人多，人缘要比别人好，提升要比别人快，部门要比别人显要，成绩要比别人突出；过比别人好，意味着房子要比别人宽大，车子要比别人高档，老婆要比别人温柔，儿子要比别人聪明，情人要比别人漂亮……

因为要比别人过得好，所以我们不断地奋斗、努力，但一切总没个尽头，这件事刚过去，下一件事又来了。在没完没了的攀比和较量中，我们渐渐失去了本来可以拥有的闲暇和轻松，心情的 玄越绷越紧，于是笑容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累，最后终于让皱纹过早地爬满了面颊。

也许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们独自漫步在夕阳下的湖畔，面对粼粼的波光，我们会蓦然发现：人穷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份潮涨潮落后心情的平和于宁静吗？但一番感慨之后，我们还的继续投入到无修无止的追逐和竞争之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要“过得比别人好”呢？

“人比人，气死人”，但整个环境如此，你不跟别人比，别人也会跟你比，最后的结果都一样。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外部力量上，但内心深处又对它极不信任，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行为方式上和价值取向上自相矛盾。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标准和眼光之中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悲哀。人生本就短暂，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更是不多，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而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活一次？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脱离总是建立在别人基础上的参照系……

当我们把“过得比别人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设下的圈套。它像童话里的红舞鞋，漂亮、妖艳而充满诱惑，一旦穿上，便再也脱不下来。我们疯狂地转动舞步，一刻也停不下来，尽管内心充满疲惫和厌倦，脸上还得挂出一副幸福的微笑。当我们在众人的喝采声中终于以一个优美的姿势为人生画上句号，才发现，这一路的风光和掌声，带来的只是说不出的空虚和疲惫……

其实，幸福是一种绝对自我的感觉，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平和与协调，一个人幸福与否，过得好不好，最终都得回归自我，都得经受心灵的捶打和拷问。只要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你就是幸福的，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风光，你的心里仍然会是一片冰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幸福。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自己这辈子到底要什么。

筋疲力尽的第一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其实商品经济是一个陷井，它是以物质量化的方式来颠覆人之精神的一种方式。它把你推上了一辆没有刹车系统的列车，并向着没有终极地的天堂驶去。在这个征途中，每个人都探出头，在遥看着前方的同时，又彼此监视着各自的动态。谁都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谁都希望超越他者而成为领跑者。于是，我们每个人几乎从小到大无论什么季节都是满头大汗，我们活得很累。尤其是当奥林匹克精神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一种生活追求之精神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患上精神癫痫症了。我们为什么要求人人都要追求第一？我们为什么只把第一视为英雄？这世界上有多少个第一可以让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为之癫狂？我们的优秀教育资源本来就紧缺为什么整天还要一个劲地煽动所有人都去考北大、清华？我们大学本来就有限为什么非要认为一个人只有考上大学才算成功？我们有多少空间可以让数亿人都当上CEO？我们有多少财富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老板？如果我们没有为什么还要一天到晚地鼓动人人都要追求卓越、发家致富？什么卓越？为什么你说这是卓越就是卓越？我为什么要成为你所谓卓越笼子里的一头困兽？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卓越方式？我就认为我摆脱一切凡尘俗世而成为一个宁静的“麦田守望者”这就是我的卓越不可以吗？我们为什么要梦着别人的梦？我们为什么要路过别人的路？我们为什么要兴趣着别人的兴趣？我们为什么要成功着别人的成功？我们为什么要悲伤着别人的悲伤？我们为什么要幸福着别人的幸福……

“我”是谁？当这样一个违背所有语法逻辑的问句开始嘹亮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停下马拉松似的脚步来冷静地想一想吗？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着？

有一位叫刘海鳗的中学生，她为了她的那个“第一”而活得如此筋疲力尽、胆战心惊，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她的心里话吧：

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年级我都当之无愧的被称为第一，班里的一班之长，年级赫赫有名的团支部书记都乃此人也。成绩更是无人可及，不用说，想必大家也猜得到，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定会有不少羡慕、赞许、嫉妒之人。那些羡慕与赞许的人定是离我的现状相差甚远，有高不可攀之感，所以只有羡慕与赞许的份儿；而那嫉妒之人一种可能是因为自尊心过强，强过了头便成了嫉妒，另一种就是与我相差无几，心里不服气造成的。

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完美主义者，没有忧愁，烦恼，又深受老师宠爱，还担心什么呢？一心只管在这茫茫学海中悠闲的划着自己的小船，便可以一路遥遥领先。但他们哪个晓得我为这“第一”付出的代价，我怕考试，但这也正是我的骄傲与自豪，当考试铃声打响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有兴奋有紧张，有……而当考卷被我答的满满当当的时候，心中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欣慰，平时的苦没白吃。但问题也随之发生了。我总有一种恐惧感，我怕第一不再属于我，哪怕是不被人重视的一次小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失败，也许是因为我太一帆风顺了！

当深夜人们都已进入了甜蜜的梦境时，院子里一片寂静，微风吹动外面几棵刚刚发芽的小树。坐在写字台前温习功课的我，突然也感觉到了一丝凉意，抬头透过窗子看见天空中斑斑点点的星星，和那未圆的月亮，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已经到了深夜。看看表——1：30，关好窗子，收拾好书包，一头扑在床上，真累呀！想想这一天上九节课的滋味儿，回家还要做作业、复习，但是为了“第一”，值得。可我更怕了，我怕这辛勤的耕耘换不来丰硕的果实，更怕班里那些才子们。他们个个都聪明绝顶，而我没有一个聪慧的头脑，更不会有比别人多的运气，只是凭着多年来的勤勤恳恳。难道15岁就该是这样死气沉沉的学习，没有点活力吗？

但是为了让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得以满足，为了考场上的一时欣慰，我选了一条自己的路，现在中学生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当得不到别人理解时，我也常拿这句话自慰。

还有一年多就要中考了，我怕自己不能考个理想的成绩，考个理想的高中，想起来就怕。为了学习，我简直就是拼了命，我失去了自己更多的空间，自初二已来，我几乎没动过家里的电视、录音机、自己心爱的玩具，因为我知道那会影响学习。有时我常想，付出了这么多，会有结果吗？这还是个未知数。我只不过是农村地带一所普通中学的一个学生，再好管什么？只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有些迷茫，有些动摇，真怕自己选错了路。

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从表面上看她有一副令人羡慕的“第一”气派，诚然也是一个深受老师称道的好学生，当然更是我们如今社会评价系统中的一位优秀学子。肯定有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她一样“优秀”。可是我们看到了吗？在她的心中，她的苦，她的累，她的心痛，她的自身被无情地剥夺，我们有谁知道？从初二开始，她就没有看过电视，没有动过录音机，更没有与她那些心爱的玩具共享天伦。当凌晨1∶30分所有人都进入了甜蜜梦乡的时候，一个15岁的少年却还在枯坐灯下为了那个“第一”。我们难道不觉得这很残酷吗？这种第一能意味着什么呢？能说明她今后就是一个优秀人才？即使她今后能考上北大、清华又如何？一个被泯灭了童趣的人不会有太丰富的想象力，一个被剥夺了自我兴趣的人不会从内心深处激发起一种强大的创造欲望。当一个人最终仅仅为了生存而与自己的人生志向南辕北辙的时候，那么一种激情被泯灭的同时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行尸走肉的“成功者”，仅此而已。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的行为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本意需求和冲动，那么无论他如何疯狂地为之付出，人们都无可厚非。哪怕他为之付出了生命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人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应该予以高度赞赏。(当然这里是指把邪恶排除在外的一种有益于人类的行为)　　

作者的亲身经历

说实在的，我本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没有受到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我们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几乎是一张白纸，我们那时没有选择，中学毕业后我就被别无选择地分配到了一家翻砂厂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八年。然而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中我始终没有失去自己对艺术强烈的兴趣和热爱。我考过三次大学，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自己的信心，在每一次失败的同时我对艺术与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我经常在60度高温的大炉里面边修炉子边思考着康德对这个世界的解释。那个时候大学就像一座遥远的天堂，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时候我没钱买书，每月三十多块钱工资我全部交给了母亲。那时候我很想弹钢琴，但拥有钢琴却像是一个童话，只能在梦中冥想。于是我就每天干完活之后，偷偷地溜出厂，到我家一位邻居工作的幼儿园里抚摸琴键。那时我没有老师，也没钱请老师，就是凭借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趣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共舞，尽管我总是觉得自己身上那肮脏的工作服实在是对不住那美妙的音乐，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是从工作时间偷偷跑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在逼着我学，所有的动力和激情都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当我今天看到那些考大学的孩子们是如此的得到近乎帝王般的待遇时，我想起我当时考大学的境遇时，我有时候会掉泪。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在整个考大学的过程中，我没有休息过一天，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今天依然在上夜班，在别的工人白天正在睡大觉的时候，我却在考场上奋笔疾书。而到了晚上我又得去上班，第二天一早我还得去考试。这在现在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正是我的经历。然而就这样我最终还是考取了，成为了全国仅招的五名学生之一。在这五个人中间，我是唯一的一个以工人的身份考入的。除此之外，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近乎天方夜潭似的遭遇，我相信如今没有几个人会遇上这种遭遇的，但我最终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挣扎，走进了大学。记得在那一天，当我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曾经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梦想啊，今天我终于实现了! 我发过誓，终有一天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这是一代人的精神炼狱和不屈的灵魂!

进入大学以后，突然开阔的视野让我的思维如虎添翼，我一直不甘心只局限于一种专业的领域。于是一种更广大的兴趣便油然而生。在系里我是有名的不务正业者，因为我认为对任何一种现象作出评价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我始终相信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中所包含的整体观念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贪梦地吮吸着一切可以读到的书本和知识。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已经证明了通过一种广阔的视角来论述一种局部的现象，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一种深度。我从来就不迷信什么权威，记得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系请来了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像跟小孩讲课似的给我们讲课。我们马上与之交锋，希望能深入探讨一些问题。谁知一深入，才知道这位教授的博士生所研究的课题居然如此肤浅! 还是歇了吧，哈佛的光环从此在我脑中幻灭,不过如此!

从学校出来后，我当过记者、编辑；我做过自由职业者；我策划并实施过众多的大型活动；我是第一批成功操作中国真正商业性演出的经办者；我当过一家大报的执行主编；我做过专栏作家；我出版过专著，并在所论述的领域内至今无人超越；我应邀为一些大企业作营销策划；我曾经在八个月内让一个企业的产品销量翻了五倍；我组织过一个专家营销团，所有的人员都来自于著名大学和行业佼佼者；我做过生意；从2003起，我又开始退隐“江湖”，潜心写作……

我上述所有的经历都不能用我学的专业来涵盖的，更主要的是一种兴趣使然。我认为，一个人要长期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并有所创造，其关键就是始终要有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的来源便是兴趣。尽管我是从二十多岁才开始了正规的读书生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管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成功者。因为至少，我活得很洒脱。

2003年2月19日，《星空卫视》报道了一样一则寻人启示：北京市昌平二中的14岁的女中学生郝丽媛于2002年8月19日离家出走。她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自从她上中学以来，她的学习成绩就一路下滑，因此她受到了来自父母的严厉呵斥，于是学习就成了郝丽媛精神上的一种负担。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她精神越是有负担，学习就越出问题，学习成绩越不好，其家长就越是呵斥。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产生了。终于有一天，郝丽媛以帮家里交电话费为名，手里拿着她母亲给她的电话费，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了。随后其父母开始漫长的寻找历程。事后警方了解到，就在郝丽媛出走的那个上午，她一直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礼品店中徘徊了整整一个上午。这里也是郝丽媛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她喜欢毛毛熊，喜欢那些可爱的动物玩具。就这样，整整一个上午，一个即将离家出走的女孩把她的全部依恋留在了一家礼品店里。事后据营业员说，原本非常活泼的郝丽媛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却异常的忧愁，当她面对毛毛熊那一双双天真可爱的眼睛时，我在想，她一定在心中暗暗的流泪，别了，可爱的毛毛熊，我就要走了，一个14岁少女的人生原本应该是灿烂而微笑的，但现实为什么会如此让人不堪重负呢？读书不就是为了让人能更潇洒的生活吗？但为什么现在要倒过来扼杀人的精神？谁能保证一个人永远名列前茅而不会有一时的低谷？为什么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理解？一声声鞭子一样的呵斥，一张张苦大仇深的脸都朝向一个14岁的孩子一起发射。疲惫的心灵本来就弱不禁风，何以承受如此冷漠的眼光，走吧，逃离一种鄙视，走吧，逃离一种嘲笑，走吧，逃离一种被颠覆的精神家园……

失去女儿的父母，半年来整天魂不守舍以泪洗面，妈妈每天必须要抱着女儿的衣服才能入睡，爸爸则在枕头下垫着女儿的衣服希望能在梦中见到女儿。他们每天在昌平的大街小巷中寻觅着女儿的踪影，他们在女儿那辆自行车最后停放的地方天天蹲守。尽管他们知道这或许是一种徒劳，但他们依然天天如此。　　

变态教育下的变态社会

这是一件让人很沉重的事，我们所有的父母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了，当这种事情正在与日俱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了，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是我们才追悔莫及。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健康而快乐，任何与之相背离的东西都是一种附属品，能考上大学固然可喜，考不上大学而能快乐健康的活着同样可喜；人自己活着不要进入一种他人的圈套，不要给生命施加太多的压力，人在生命勃发的时候自然会勃发你拦都拦不住，一切都应该是因势利导。我们的心态要放松一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有时候顺其自然反而能无心插柳柳成荫。给孩子们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不要把孩子视为你的部下，你不要整天以命令的口气去教训他，你要把孩子看作是你的朋友，而你是他们的哥们、姐们，大家以平等之态来共同交流，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彼此都要互相理解，孩子是孩子，他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所以你不要以为孩子是自己意志的一个替身，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意志去塑造他，你对孩子最多只有股份而没有产权，所以你没有权利让孩子去成全你的梦想，你更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人，活着，归根到底是自己活着，然而我们有太多的父母却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为他人活着，让孩子考大学是为了“面子”，恨铁不成钢也是为了“面子”；孩子考上大学是为了“面子”，孩子考不上大学也是为了“面子”；想多赚点钱把自己搞的富裕些是为了“面子”，赚不了钱硬撑着也是为了“面子”；于是，就是为了这个“面子”，我们多少了人像着了魔似的上蹿下跳，仿佛人终其一生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持有一张早已变了形的“面子”。当电视上那些痛哭流涕的父母在一遍又一遍呼喊着自己已经出走的孩子之名字时，我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他们还是诅咒他们，早干嘛去了？为什么一定要到悲剧发生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但，更应该被诅咒的，我认为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是我们目前对那种所谓“成功”的变态追求！就是在这种变态之中，人人都成了马戏团中的被训之兽，并都在被逼无奈地状态下穿越一个个火圈。这时候，应试教育就像是一个手拿鞭子的驯兽员，手里拿着一块被充过水的“假肉”，当你穿过一个火圈时他就扔给你一块，当你没穿过火圈时，训兽员就马上与被他早已收买的那些父母们一同向你挥来鞭子，于是你只能擦干眼泪继续伤痕累累地穿火圈，只到你身心极度疲惫地穿过最后一个火圈时，只见训兽员拿起鞭子往出口处一指，这是你才满头大汗两眼模糊地发现：哦，那就是北大、清华呀!此时你已经双腿发软并颤抖不已，父母在身边为你领着包扛着行李并任兼职保镖。就这样，一个“成功者”被庄严地宣告诞生。然而至于这个“成功者”日后的成长却再也没有人过问了，因为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名牌大学就已经是一种成功的终极目标了。这时，应试教育已经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小学、中学又为多了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而多了一项资本，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可以保住重点学校的地位，或者升为重点学校，而如果升为重点学校或是保住了重点学校也就意味着“金钱”可以大大地装进腰包。

“赞助费”，这个在所有实行义务初等教育的国家中，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创举! 有一个中学生在全球教育网上这样愤怒地写到：“我们学校今年高一有400人，掏了两万的就一半！当教育与经济相连的时候，亡国正在加速！”

一种变了态市场经济蕴育了一种同样是变了态的教育，而一种变了态的教育又培养出了一批同样是变了态的学子。当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成功”的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成功者”们究竟是一付付什么样的嘴脸：

据2003年1月22日的《武汉晨报》报道：

近日，湖大一些大四学生寝室清晨电话铃声一片，原来是家长专门打电话叫起酣睡的学生，以防误了期末考试。据该校人文学院的王同学介绍，大四只开了两门课，课上得少，也养成了爱睡懒觉的习惯，到了考试时怕起不来，所以让父母每早通过电话铃声将自己叫醒。

王同学的班主任认为，由于课程较少，大四学生习惯了晚睡晚起的生活规律，常有学生因此上课迟到，父母每天电话催学生起床这一现象，反映出大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强。

据2003年2月23日的《武汉晨报》报道：

在武汉某高校的网上论坛，一个“大四下学期怎么过”的话题跟帖甚众，回答五花八门，但实际内容均为“玩”：“睡觉睡到自然醒，打牌打到手抽筋”，“睡觉--吃饭--通宵看碟打游戏--踢球……”

据2001年12月24日新浪网的《新闻晨报》报道：

(案例1)阳光教授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刘金华告诉记者，一位女大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学习尖子，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读研，老师和家长都对她寄予了厚望。即将毕业时，开始找工作的她却几次碰壁，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不愿意与同学交流。后来，她竟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案例2)黄同学是语文课代表，写的作文优美流畅，经常作为范文在全班阅读。正处于青春期的她，后来与一名男生谈起了恋爱，也许由于爱情的激励，她的成绩并没有下滑。但有一天，当她看到自己的男朋友与另外一名女生在一起时，彻底崩溃了，留下一封遗书后便割腕自尽。

(案例3)陈同学曾是班长，是班上大小活动的积极分子，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一路领先，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老师每次在班上列举表扬的例子，他都是名列其中。然而一次外语考试，他却从以往的第1名掉到了第10名，从此，他变得沉默寡言，也很少再主动提出搞一些文娱活动。后来经医院诊断，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据2002年3月3日《南方日报》报道：

上大学，如今已基本成为父母、教师及学生们全力以赴奋斗的目标。在这种一味强调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的环境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重重“关爱”下，大多成了学习的“巨人”，生活的“矮子”。然而，一旦他们离开师长的保护进入大学独立生活时，对生活、交往等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并由此引发出心理疾病。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江西省仅1999年1月至10月，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是1996年的3倍。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据2003年1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福建师大四名博士硕士生因考试因作弊被开除。

据2003年点2月11日《新快报》报道：

特别关注：傍大款的女大学生…　这是一群特殊的女孩，她们拥有令人向往的青春，姣好的容貌，还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漂亮的大学生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然而，阳光下的她们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身份———傍大款的“二奶”……

据2003年2月 2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2003年2月21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在武汉三阳路解放大道路口，一位青年男子突然当众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又蹦又跳。事后人们才知道：此人因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此次到武汉是来打工的。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是看到人就怕，用布蒙住他的眼睛就好办了。”说着他和民警牵起一条床单，一步步靠近裸男。该男子紧张地缩成一团，曹先生和民警猛地合拢床单，将其头紧紧包住……

普及弱智教育？

我们不知道来如何评价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们。当大四的学生正在忙着“打牌打到手抽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正在用这种方式补偿着他们曾经被剥夺的生命童趣？当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居然每天要靠父母的电话铃声才能起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人只能看作是一个徒有人类高级智商的行为弱智动物？当一个个成绩优秀的学习尖子一遇上挫折就割腕断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当下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只能成为恒温室中的蜡人而供参观者瞻仰？当那些漂亮的女大学生争相成为大款之“二奶”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人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傍上更有钱的款爷？当那位一丝不挂的大学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当众裸跳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已经无法承受一个“成功者”的落魄而精神失常？当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告诉我们，即便是从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人背负着沉重心理压力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大学生普遍成为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时，社会也将会因为这些人的心理障碍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

我们似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之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 144分的人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样，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 130分的人同样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你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有几个高考状元日后同样成为某学科顶尖泰斗的？有吗？我们的教育真的病了，我们得了一种谁都诊断不出的怪病!我们把一种仅仅是手段的东西看成了一种目的，我们把一种人生的某个驿站当成了终点来大肆庆典。我们在提高人智商的时候自己的智商却在一路崩盘，我们已经被一种怪病给套住了，而且还在继续往里增加股资，到头来几乎人人都赔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而桩家却在暗中开动着一亿台点钞机日夜加班：想进重点小学吗？交钱!想进重点中学吗？交钱! 想进重点大学吗？交钱! 想读MBA吗？先交几十万! 如果你没钱，歇一边去！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终于决定每年拿出 2亿元人民币来设立国家奖学金，以专门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因为 4.5万名学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实在是沧海一束，只要我们那些贪官污吏们每年少贪污一些，或许就能挤出20亿领头来再让45万名悻悻学子们回到他们的课堂，拜托了。否则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祖坟都将被自己的孩子挖出来当作文物来贩卖!

200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部组织了一百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为议题进行了课题研究。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供给不足，国民总体文化程度低，低素质人口数量具大；优质教育资 源匮乏，远不能满足需求；办学条件差；政府与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第二、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反差强烈。

第三、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第四、机制不活。

专家们同时指出了应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因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即便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大大投入，即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走进学校，即便我们通过上学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最多只是多了一亿会背几首唐诗能读懂报纸的人；我们最多又增加上几千万坐在高考补习班里的考民；我们最多又增添了数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学生以及具备高智商的行为弱智者；我们最多再让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来统计一下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又增加了几倍……仅此而已。到那时，我们的高级人才会依然紧缺，我们的各种大师将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它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就像生产一百个产品其中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个产品其中也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无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个废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数量能代表质量，这是两码事。在钱学森、杨振宁及李政道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我们现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学，读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他们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把中国人折腾得疯疯癫癫的，谁被提了一次名都会让中国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然而这时谁也不会去深思一下，一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假如没有这些必须的环境，你就是遥想一万年也只能把不断死亡的脑细胞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间墙壁发黑的宿舍里，他老是觉得屋里的光线太暗，于是他就一个劲地换灯泡，从15瓦一直换到60瓦，可屋里光线还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换灯泡了，因为再换就要跳匝了。于是无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睛的度数与国民经济一同快速增长。后来他的宿舍又被安排进来了一位学文科的硕士生，博士告诉硕士，这屋太暗，你还是想办法换一间吧。免得以后把眼睛给搞坏了。只见硕士看了看房间，笑着对博士说，“如果你头发脏了怎么办？”博士觉得这位硕士问的问题有点傻，毕竟只是个硕士嘛，对吧，哪能跟我这个博士比呢。于是博士有点不屑一顾地对硕士说：“那还要问，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脏，那你的头还能洗干净吗？”硕士接着问博士。博士被问得有点犯晕，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几天后，博士从家中回到宿舍，一进门傻了，但马上又急了，怎么这么亮堂!于是他赶紧问硕士：“你把灯泡换成多少瓦了，一超过60瓦我们这儿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见硕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诉博士：“我没有把灯泡的瓦数换大，相反我把它换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换小了怎么可能比原来还有亮，你可别蒙我”!只见硕士有点不耐烦了，一脸藐视地看着博士，说道：“怪不得别人老说你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脑子就是一根筋，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只知道房间黑就不断地换灯泡，难道你没想过这房子的墙黑成这样，灯泡再亮有什么用？你没看到我把墙刷白了？” 只见这位理科博士这时才注意到了原来发黑的墙壁已经在洁白的立邦漆中处处放光彩。博士这次是真的傻了，只见他瞠目结舌，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扫荡着满屋白墙，汗开始渗出他的皮肤形成露珠，他的大脑像似被桑塔纳重重撞了一下，晕得厉害。此刻他想跟硕士说些什么，但他看见硕士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书，书名是《一个智者与一个愚者的对话》……　　

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真的，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说起教育规划，我们规划者的思维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盖几个学校，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教育等等，这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似乎从来都不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灯泡是可以越换越亮，但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财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证不跳匝，那么在一片黑墙之中的光明能保证不让黑暗来吞噬？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人人在道德沦丧的厮杀中如何凭知识技巧去抢得一块面包，还是试图创造一个平和而充满道德美感的社会让人们从容地获取财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硕士生在他的《火与冰》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到：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莱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对教育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因为当一种教育正在舍本逐末地灭杀人之根本的时候，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夺者而已，因为知识，一旦脱离道德和教养，它无非就是一种技能，它在成就一种辉煌的同时同样可以制造罪恶，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博士作弊、教授剽窃、专家制毒、拥有高学历的企业家大肆行骗、就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都在制定十条《自律准则》来呼吁院士及科学家们要“捍卫科研净土，院士带头自律。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还始终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勃发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一个被哄抢的过程中，我们还丢失了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因为就是为了这样一本文凭，我们很多人被剥夺了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本来应有的灿烂；很多人被一种既定的灌输而失去了自己动如脱兔的思维；很多人是被一种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养和良好教养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失去了很多人之为本的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学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经历；有多少学生在叹息生命中无暖的冷酷；有多少学生在网络中发出苦闷的半夜鸡叫；有多少学生控诉着当下的应试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个12岁的加拿大小学生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过一次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演讲。这天，这位叫塞文·苏佐克的女孩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成年人激动而慷慨地说道：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一场失败，或者股票市场上的一次失利。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说话。

在这里，我要为全世界饥饿的儿童说话，因为他们的哭泣没有被人理睬。

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位谁做事。在你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中，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好好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吧! 是啊，当你们在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决定将决定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你们知道我们的心声吗？你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当你们成年人在为我们孩子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不错，我们是孩子，但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思想，孩子有孩子对未来的看法，你们能不能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能，还是不能；听，还是不听；当然这只能取决于成年人的决定。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长者意志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孩子永远只是一个默默地承受者，因为心灵的幼小，所以就只能承受；因为幼小而没有权威，所以只能被权威统治；因为在权威的统治下没有发言权，所以只能被迫地接受一种生存的方式。但，后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这种长者意志统治一切的时代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逝去的是一种记忆

在记忆中把它坐化成一件古董

所有捕捉星际的企图

都是我生命的璀璨

下雨时你习惯躲在屋檐下

我却喜欢在雨中沐浴天堂的眼泪

坐不住的风景诱惑着我

赤足穿越地心把世界重绘

收起你严厉的目光把快乐连同书包

送给我又一个童年生日并一起舞蹈

——赵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