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青年的“思想史”

一群青年的“思想史”
复旦青年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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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专题

“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该中心是复旦大学人文学科青年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以“通经明史，识体达用” 为基本宗旨，积极推动文史哲等多学科的互动与合作，吸引了来自校内外众多优秀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成立一年来，中心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并出版三辑《思想史研究》：《什么是思想史》、《共和主义：古典于现代》、《经学、政治于现代中国》。”

这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页的一段简介，2007年春天记者带着对于这群平均35岁左右的“青年学者”的好奇与疑惑，采访了中心的多位学者，在不断的追问与释疑中，逐渐走近他们的历程﹑思想与追求。

一群青年与他们的“思想史”

书斋里没有革命

关于思想史研究中心的四个关键词

对于这样一个成立仅两年的中心，尤其是其中的这群学者，任何整体的描摹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们是立体得﹑独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仍在不断的进取与完善，我们只能设法攫取一些侧面，去展示他们，尽管我们知道，这可能只是另一种顾此失彼。

关键词一：读书小组

20世纪80年，文化热裹挟之中的复旦校园里，老师之间的读书活动屡见不鲜，然而“多半之举办了一两次之后便没了下文”。时间跨入9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退潮，整个校园也日渐沉寂。十年后的2000年，留校才不到三年的丁耘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一同酝酿一个长期的读书计划，由于“关注的问题和阅读兴趣比较一致，对一些关心的问题有些交流”，所以在他们看来，“有些共同感兴趣的书大家可以一起读一读”，于是，读书小组的形式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个形式原来北京的高校是有的，比我们更早。”现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的丁耘对记者说，“一起读书一起做事，探讨一些其它的合作方式，比较有效。后来分了两个方面，一个西学一个国学，持续时间比较长。”

与流行的学术沙龙的形式不同，“沙龙是各自抱着自己的见解参与到文体的讨论，对某一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些想法；然后拿出来互相碰撞，但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可能收获不是很大，到最后往往变成各执己见，不欢而散。当时有鉴于这种情况，就想借读书的形式进行学习交流。因为沙龙仅仅是交流，但是读书不仅是交流还是学习。这一点很关键。”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解释道“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不同意也尽量不要在读书的时候发生争吵，有的话也放在以后，不然就不可开交，不仅费时间有时还要伤感情。所以我们读书的时侯尽量强调要扣紧书本，往往要挑一种更值得我们虚心向前去学习的东西，而不是一看就明白的东西，要把时间花在怎么去体会前人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争执。”

曾亦所在的国学组从四书开始，“大学中庸，尤其是宋明理学，像朱子语类朱子或问，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古代经典。然后再转到五经，像礼记﹑公羊学我们都画了很多时间。”西学方面则是从古希腊入手，大量阅读了西方古典时期的作品及相关研究。”我们读书是非常死的，抠字眼的，作索引，各种版本的参考资料，方法上紧贴文本的，做一种注解试的阅读。”现任哲学系副教授的林晖说道，就文本谈一些问题体会，互相的收获会更多。”

同时，两个读书小组也保持者紧密的交流。“分成两个小组仅仅是学术兴趣的不同”曾亦说，“但是平时的性情还是在一起的，都是读书人，交往比较多，能够平时弯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圈子尤其是排斥那些 别有想法的，想用这个当官的人，仅仅只是想读书的人。”

“学术是一方面，但是生活共同体可能更重要点。两者是相互支撑的。这样的话大家交流的机会多，一些基本的想法能达成共识，做起事情更容易。”政治西副教授任军锋对记者表示。

2005年春天，文科科研处计划尝试建立一个青年教师科研的团队，“学校也鼓励青年人一起做点事情，尤其是它是跨学科的，本身的目的就是大家一起读点书，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有一点交流。“林晖说。

于是双方一拍既合，在两个读书小组的基础上，由这群青年学者组成的思想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正式成立。

“正式揭牌成立是9月，但实际上从05年4月就开始筹备了，从筹备到成立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丁耘补充道。

然而，读书小组却并未因为中心的成立而消失。“在长年的读书过程中，我们彼此都在进步，同时也很自然的形成某种共同的见解。所以现在多倡导读书会，不要搞什么沙龙。现在跟着我们的学生也有两个读书小组，一个是国学，公羊学。一个是西学，，主要是政治哲学。”曾亦说打开思想史研究中心网站的论坛，你会发现两个特别的板块：马基雅潍利读书组和春秋公羊传读书组。各种阅读笔记与相关讨论杂陈其上，宛如七年之前。

关键词二：生活共同体

然而，不论是之后的思想史研究中心还是之前的两个读书小组，这样一批青年学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

“人员没有刻意的配备，都是自然形成的。我们原来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和同届的不是一个院系的同学一起做事，读书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后来有一些正好也留下来做老师了。”丁耘告诉记者。

同时，“分成两个小组”则“仅仅是学术兴趣的不同。”曾亦说，“但是平时的性情还是在一起的，都是读书人，交往比较多，不仅仅是读书能在一块儿，平时玩也能在一块儿。我们这个圈子尤其是排斥那些别有想法的。想用这个当官的人，而仅仅只是想读书的人。”

对此，政治系副教授任军锋将其称之为“生活共同体”他说：“学术是一方面但是生活共同体是更重要点。两者是相互支撑的。这样的话大家交流的机会多，一些基本的想法能达成共识，做起事情更容易。”交流的最主要途径仍然与读书有关，从2001年左右至今，每周一次的阅读讨论从未间断，“我们也是相互鼓励，坚持下去。”丁耘回忆道。

“这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体制性的，既不出成果，也不是什么科研项目。”孙向晨说。而在这样的坚持中，每一个参与者也在不断的收获与提高，“不然大家都很忙，之所以每个星期来念这些书，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有收获。为什么有收获，因为大家都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对生活的理解放进去了，于是产生了一种聚变的效应，这就不仅是闲谈而已，当你把自己的理解注入文本，文本激发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他补充道。

在阅读与交流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争论总也无法避免，然而在孙向晨看来，正是在激烈的争论中才会不断的碰撞出新的火花。
“经典就是把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给浓缩了，有时候一本书要读好几年，因为我们在释读经典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注入其中，把文本激活，它能够传递出很深的精神给你。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理解肯定不一样，所以就要争。要记住一点，现在的同学讨论问题往往会显得很绅士，这是你的观点，这是我的观点，我说服不了你，那就算了。但这种看似很绅士的态度其实并不是学习的态度，学习一定是要争的，相互要有争论，争得不亦乐乎，甚至脸红脖子粗。在这种激荡交锋里面才能真正把它的意思激发出来。要通过这种激烈的碰撞把自己的理解和生活体验注入进去，然后有新的东西会冒出来，于是大家才觉得很有意思。”

除了读书，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群青年人还会举行拒聚会﹑一起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在大树下面坐着船朗诵一下莎士比亚”，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活动与读书一起，“它是一个整体。”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正是因为它是自我生长出来的。我在国外观察他们的社区自治，各家各户常常轮流开party，大家都非常积极，但遇上街道组织一个什么纳凉晚会，大家就觉得没意思。这说明有些活动一定要自下而上，不要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的东西永远没有生命力，它打乱了生活的原本逻辑。”孙向晨说，“生活共同体就意味着它是自下而上的生长出来的。一帮大老爷们儿去听歌剧，听得热泪盈眶，很好玩的。”

关键词三：思想史研究

“2006年9月28日下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在美国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同时举行了《思想史研究辑刊》的首发式研讨会。”

这是复旦大学主页上对于思想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的报道，从第一辑《什么是思想史》至今,《思想史研究》辑刊已经出了三辑，第四辑业已截稿，并于四月份开始第五辑的征稿。相对于其他同人刊物来说，这个速度着实不慢。“一般是同时有两到三期在运作：两期在流动第三期在组织。”丁耘对此解释道，“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一般是早点开会确定，提出人一般对这个专题已经有一点心得了，那么就成刺激灰顶下箸、那么就趁此机会定下主编和负责人。”

“我们的杂志没有像一般的杂志有明确的细化的条目规定，但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原则，所以烂文章是一般不怎么问津的。基本上一个是约稿，通常作者这方面已经有所造诣，另一个就是翻译，由主编自己根据主题确定。”思想史研究第二辑《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的主编任军锋表示。

记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在前两辑杂志中，译文在主题文章中所占的比重在九成以上，其中大部分由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成员翻译。对此，主编了第一辑杂志的丁耘解释道：“当然最好的是原创的文章。但比如第一期，这个问题本身确实是国外讨论的比较多，国内也没有基本的积累和准备，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翻过来作为深入讨论的基础，这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思想史研究中心具备了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巴利文﹑日语等多个语种在内的强大翻译实力，这也为杂志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记者翻阅了前三辑杂志，每一辑大致都有主题文章﹑专题研究﹑经籍选刊﹑思想评论和书评等部分组成，“大体上以书代刊的杂志都是这样一些栏目，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经籍选刊这个部分。”丁耘说，“它固定的，跟每一起的专题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国学组的老师都是潜心学术，慢条斯理不急不躁的点校的文本也是原来比较熟悉，早就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期都能拿出一些来。我们也希望这个栏目可以长久的做下去，在学术史上有一些比较好的影响。”

杂志创刊之初，曾亦﹑郭晓东提议每辑加入两到三篇点校文章，内容以情人的单篇著作为主，获得了一致的赞许于是从每一辑的第二版开始，每辑杂志都会固定刊发一些点校文章，定名为经籍选刊。

“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一些长度适中的比较重要的东西先介绍出来，读书的同时能够整理一些东西，不仅仅对自己有帮助，同时对这些有兴趣的人也能够读到。后来大家都觉得很好，也成了这个书的特点。”曾亦说“重要的是，清代是经学复兴的时期所以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的高峰，而中国现代的学术都是按照西方的框架建立起来的，不是在中国古代学问的顶峰上接着下去的，所以我们系统整理一批清人的著作一个根本的考虑。就是要以后做学问的人应该是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现在根本谈不上。”

“《思想史研究》的出现应该是合乎时势的。我们相信海内外同道与我们共同努力，将会使这种研究在最大程度上配的上它的研究对象。”2005年11月，丁耘在《思想史研究》发刊词的结尾这么写道。

关键词四：经典与教学

《国学经典·三礼》曾亦﹑《﹤春秋﹥导读》郭晓东、《﹤荷马史诗﹥导读》张巍、《卢梭著作选读》洪涛﹑《基督教文明史》夏洞奇……

2007年第二学期的核心课程名单上，开列着为数众多的来自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老师，然而这份名单远未涵盖所有参与核心课程的中心老师，在07年第一学期的课程上，还有讲授《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朱刚﹑讲授《古希腊文明研究》的黄洋﹑讲授《弗雷格＜算术基础＞导读》的郝兆宽﹑讲授《康德＜时间理性批判＞导读》的林晖﹑讲授《西学经典·论美国的民主》的任军锋等等，随着核心课程建设的逐年推进，这份名单也将日渐充实。

“（中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术研究，它是一个研究性的机构。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是比较重视教学的。因为中心成立的时候恰逢复旦学院成立，我们本来就对通识教育有一些看法，正好北京的一些同学也专门的谈过这些问题，我们也就尽全力投入通识教育的建设中，包括以各人名义或是团队的﹑中心的名义参与课程建设。”丁耘解释道。丁耘所说的以团队名义参与的课程建设，指的就是《国学经典导读》和《西学经典导读》两门课程，而通观中心老师所开的各门课程，不论是朔源析流的导读或是逐句推敲的精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紧紧围绕经典文本展开。”

06年7月，在一场由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讲座中，学者甘阳指出，知识大爆炸时代的通识教育的真正要求，在于突出那些真正基础的 ﹑不变的东西，在于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与文明的关系，思考人类永恒与本质的问题。

“为此，受教育者需要进入那些作为人类文明之载体的伟大经典：从孔丘道梁漱溟，从荷马到爱因斯坦只有在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反复的‘对话’中，我们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思维才能真正的被激活，而这正是受教育者进入专业学习以及日后进入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在一篇题为《通识与教养》的文章中，任军锋如是写道。

然而经典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永远不会自动呈现出，如何带领学生进入经典，是摆在每一个老师面前的问题。

学生是单纯的心灵在等待你去给他灌输一些东西，拿什么去灌输呢？老师不是拿一些主张和想法去灌输，这个是没用的，只有拿这些书去灌输，把学生引到这些书里只有他们细细读了这些书，他们才会喜欢这些东西，才会真正有所触动，这些伟大的心灵会教会学生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不义，而我们在一定层面也是受教育者，把这些书介绍给学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任军锋说。

在他看来，9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统正在把大学生塑造成一个个怨妇，以一种造反者的姿态试图去颠覆一切，颠覆中国的现政权，颠覆传统。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立法者，能够建构一点东西，解决一点问题。

“我们其实还没告别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种心态还在，只是没有找到发泄的渠道这种造反的心态在不断的重演。”任军锋坦言，“要摈除这种心态，我们觉得就是读经典，真正沉下心来读经典，读了书以后才能慢慢的克服这种东西。如果不克服，结果会很危险。”

“立法者心态如何建构呢？就是要通过通识教育，让学生从大学本科一年级就进入经典，进入西方传统或是中国传统，能够有敬畏感的去读这些书，将来不论是做学术还是工作，能够有教养，能够对问题有基本的敏感，有自己的态度，而不是像一个怨妇一样整天去埋怨一个东西。”任军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