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学科：亟需从“编者”时代跨入“著者”时代

儿童文学学科：亟需从“编者”时代跨入“著者”时代
朱自强

读书报：近20多年，儿童文学学科的概论教材多采用一两人主编、集体撰写的形式，而你选择了个人独立著述的形式，这是一种很有难度的写作。你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个人独立著述的方式？
朱自强：这本书虽然完全拥
有教材的功能，比如，它是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的“概论”，比如设置了“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列出了“拓展学习书目”等，但是，我同时也是将其作为学术著作来写作的。以为教材就是非学术原创的编著，这是一种对大学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错误认识。以一般文学研究为例，雷·韦勒克、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既是西方文艺学的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也被中外许多大学采用作文科教材；若以儿童文学研究为例，加拿大的佩里·诺德曼所著《儿童文学的乐趣》也兼具教材和原创性学术著作这两种性质。
我不是将自己与名家比附，而只是想说，编写大学的文学教材，应该将原创性、学术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如果编写的教材都不具有学术性和原创性，所谓创新教育终究不过是一句空话。
原创的、学术性的教材，当然也可以产生自一两人主编、多人撰写这种编著形式，不过，我认为，如果著作者是当行专家，个人撰写的教材可能更有利于进行贯通全著作的体系性建构，给教材一个统摄性灵魂，有利于将具有整体性的价值观和学术、知识体系落实到每一章节，以至于渗透到字里行间，使之形成有机的呼应，使教材成为一个生气贯通的生命整体。
自1982年蒋风先生出版个人撰写的《儿童文学概论》以来，难见个人撰写的儿童文学概论著作出版。而具有原创性的个人撰写的概论式著作，对于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对学科的历史尚浅、基础较弱的儿童文学而言，迫切需要从“编者”时代，跨入“著者”时代。
读书报：你不仅搜罗、列举、铺陈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还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辨析，或“拨乱反正”，或整合提升，发表自己的“思考者的言说”。这是否是你自觉的要求？
朱自强：如果你所谓“思考者的言说”，是指那些属于我个人的、具有新见解的观点、主张，它的确是我奋力追求的目标。在我迄今为止从事的儿童文学理论、史论、评论的工作中，把“自我”放进去，说自己的话，是我最在意的。写这本概论，也是如此。
检验传承性无处不在的人文学科的创新程度，没有办法用百分比来标示，我只能说，在这本《儿童文学概论》中，仅从大的方面讲，作为统摄全书的儿童文学观是我的，论述的理论框架和论述的方式是我的，那个儿童文学文体分类的整体系统，是在局部性地参考、借鉴国外的一些著作的基础上，我个人构想出来的（我认为，对于勾勒儿童文学独有的谱系和面貌，这个文体分类法有着十分有效的功能，它摆脱了以往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沿用成人文学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一模式）。
读书报：独立写作这样一本学科基础建设性质的理论著作，要推陈出新极需“功力”。立足于你20多年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经验而写成的这本著作，体现出鲜明的厚重感：丰厚的阅读积累、深厚的专业学养、雄厚的理性思辨以及宽厚的学术胸襟。你提到你进行儿童文学研究的支撑点之一是对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为何将“经典意识”作为本书立论的一个出发点？
朱自强：首先我要感谢你的称赞。我之所以重视“经典意识”，将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支撑点，是因为，“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中的好事物的定义”（科林伍德：《艺术原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一些儿童文学概论、教程中，如果作者对儿童文学的论述令读者感到枯燥或者打不起精神，往往是因为他依据的是二流、三流作品。
面对公认的经典作品，最需要的是研究者本人的发现和诠释。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框架及其内涵，是儿童文学经典和研究者的理性思辨所共同建构的。这一建构过程，研究者与经典，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融合关系。没有客观依据，不能眼见为实；没有主观言说，不能建立儿童文学的理念。正是因此，儿童文学研究有丰富的可能。
另外，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还应该具有经典意识下的典型意识。比如，论述“儿童情趣”，同是经典作家，前苏联的尼·诺索夫就比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具有典型性；探讨儿童文学的朴素性，日本的新美南吉显然比小川未明具有典型性；说到科学文艺，与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种子的信仰》相比，高士奇的《我们的土壤妈妈》则不是典型。
读书报：你这本书一直“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国际视野”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在于？
朱自强：儿童文学是西方进入“现代”之后才产生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发端于英国，繁荣于欧美，因此，儿童文学概论型著作必须立足于一个广阔的国际性视野，如此才能抵达这一事物的本源。自1987年以来，我曾多次去日本从事儿童文学研究。通过日本这个西方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的翻译大国的窗口，我努力对西方进行了广泛了解。西方这一维度，深刻影响了我的这本概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读书报：你在“本质论”中提出“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这一公式，见出你特别强调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之于儿童文学的作用，这种对“成人”因素的考虑、考量，与你坚定主张的“儿童本位”论是否存在矛盾？
朱自强：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敏锐。我是“儿童本位”论者。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者批评儿童本位论有局限，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成人和社会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即使是他们具体批评的周作人，主张的也是“顺应自然，助长发达”这样的儿童本位论。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为的是真正“助长”儿童的“发达”。我以为，恰恰是我所主张的儿童本位理论，更好地解决了成人与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对话关系，真正重视了成人的作用。另外，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将儿童本位单纯解释成成人为儿童服务这种单向关系，这就使复杂而有高度的“儿童本位”论被简单化、矮小化了。我所阐释的儿童本位论，成人与儿童是双向的相互赠予关系，成人一方面需要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尤其是人生智慧去帮助儿童实现成长，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儿童文化里汲取珍贵的思想资源，使自己继续成长。
针对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教育领域的现状，我在近期出版的《经典这样告诉我们》一书的“后记”中说道：“对于中国来说，非采取儿童本位的立场，不能解决儿童文学、儿童教育、语文教育里存在的大问题。然而令人遗憾是，在这些领域，‘儿童本位’立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在中国，需要继续‘发现’儿童。……在中国，需要继续倡导‘儿童本位’的思想，以救治‘强制’、‘灌输’、膜拜书本知识、独尊成人经验这些教育弊病。”
读书报：你认为“儿童文学是有高度的学科，儿童文学研究是有特殊难度的学问”。可是目前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在很多高校的“文学”这一大学科中被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儿科”，远未得到应有的对待。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儿童文学这一学科的地位？这个学科的前景又会如何？
朱自强：对待“儿童”的态度如何，是检验一个社会进步水平的试金石。从对待“儿童”的态度这一观测点来看，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的思想界、文学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退化状况。我们再也看不到周作人、鲁迅、叶圣陶、冰心、郑振铎、赵景深、丰子恺这种量级的作家、学者来关怀“童年”、建设儿童文学了。
当然，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学术界更要反思。我们是否对“童年”，对儿童文学学科，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如果我们自己面对儿童文学，不是高山仰止，而是如履平地，怎能拿出与儿童文学所蕴含的深意相符合的成果，怎能引来别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我说这话，也是扪心自问。
我以为，要提升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固然需要争取获得其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地位，不过就儿童文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说，需要走通两条路：一是提升儿童文学研究（包括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学术水平，二是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应用功能，即融入幼儿教育、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使儿童文学成为这两个学科的题中之义。后一条路走得好，将十分有效地提升儿童文学的社会地位。
只要儿童对我们人类社会是重要的，儿童文学事业也一定是重要的。在这个逻辑基石之上，我们理应对儿童文学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领域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化、语文教育研究。已出版《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概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日本儿童文学论》等学术著作；与人合著《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中国儿童阅读6人谈》等著作。《儿童文学概论》，朱自强/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48.00元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5-12